邓绍根：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新闻周刊》初探

摘 要：1919年4月20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出版《新闻周刊》，仅发行三期就停刊；出版时间虽然短暂，却成为中国新闻学刊物的源头，是中国新闻学和中国报业教育之发端的标志之一。本文利用《北京大学日刊》上的珍贵史料，对已经散佚无存的《新闻周刊》创办过程、发刊宗旨、业务状况和历史地位等情况进行初步的探讨。

关键词：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新闻周刊

北京大学是中国新闻学和新闻教育的摇篮。1918年成立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是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和新闻教育机构，并由此诞生了中国新闻史上多个“第一”。其中，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创办的《新闻周刊》，在中国新闻学和新闻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中国新闻学刊物的源头，成为中国新闻学和中国报业教育发端的标志之一。但由于历史的沧桑剧变，《新闻周刊》至今已经散佚无存，以致对它的研究迷雾重重，并由此引发诸多纷争。本文以当时北京大学公报性质刊物《北京大学日刊》刊登的“本校纪事”、“本校布告”、“杂录”和广告等丰富史料，对《新闻周刊》创办过程、发刊宗旨、机构人员和历史地位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新闻周刊》筹备创刊

虽然《新闻周刊》出版时间不长，但是筹备创刊的过程却不短。

1918年10月14日晚8时，经过三个月精心筹备的“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正式开会成立。虽然在成立大会上，校长蔡元培和主任兼导师徐宝璜并没有表达创办周刊的意愿，但是蔡校长的演说、徐宝璜的《新闻纸之职务及尽职之方法》和后来邵飘萍的《新闻社之组织》讲演，都体现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特点，为《新闻周刊》的创刊提前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而且三人都具有办报经历，尤其蔡元培和邵飘萍都长时间从事办报活动，徐宝璜回国后也参加了《晨钟报》（1916年8月15创刊，1918年12月1日复刊后改为《晨报》）和《北京大学日刊》的办报活动。这都为周刊的创办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1919年2月，“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正式成立四个月后，一方面由于会员逐渐增加，会务不断发展，另一方面因为徐宝璜“担任之事过多，精力不及，恐于会务之发展有碍”[1]，他提出了改组的意见。在征得蔡元培会长和多数会员赞成后，徐宝璜和谭鸣谦、陈公博、曹杰、黄欣等四位会员修改会章，准备递交会员大会审议通过。2月10日，《北京大学日刊》正式公布了由他们五人起草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简章》。其中，首次将创办周刊列入新闻学研究会的“应办事项”，“四，本会为增长会员新闻经验起见，应办事项如左：（甲）日刊或周刊。（乙）中外通信社。以上两项当视本会会务发达之程度，然后举行之。”[1]2月19日，“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在文科第三十四教室召开改组大会。在会上，会员讨论、修改和通过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简章》；并选举蔡元培为会长，徐宝璜为副会长，曹杰和陈公博为干事。研究会名称也发生改变，由原来的“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改为“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一字之差，凸现出新闻学研究的意义；由此，该会宗旨也由“输灌新闻智识，培养新闻人材”演变为“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2]，更加强调了新闻理论和实践经验相联系的重要性。其中，对于创办周刊的倡议，会员们积极支持，只字未改，获得通过。《新闻周刊》的创办提上了议事日程。

2月24日晚，新闻学研究会开会，决议筹办周刊及通讯社计划大纲，并决定于26日在理科第十六教室再召开大会。会上提出了筹办周刊的大纲为：“（甲）周刊。（一）周刊每周出纸一大张，于每星期一发行。（二）周刊设编辑主任一人。（三）于周刊主任之下分设三部：（A）新闻部，掌编辑新闻事项；（B）评论部，掌著撰社论评论事项；（C）翻译部，掌翻译东西洋报纸之最近新闻及短覆之评论。（乙）通讯社部。（一）本部独立于周刊之外，专对于周刊供给新闻，及承周刊之委任采集特别消息。（二）通讯部设主干一人，职员六人至七人。（丙）附则。（一）会员支配之方法。以上四部，每部设主干一人，每主干之下，设职员六人至七人，由会员每月遴值之分任。（二）供给新闻之方法。于部员调制稿件之外，拟请新闻编辑社供给。（三）各部门之细则，俟各部成立时，各别自定之。”[3]2月26日晚7时，研究会在理科第十六教室再次召开会员大会，领票选举各部主干，并讨论通过了筹办周刊及通讯社计划大纲。这就为《新闻周刊》制定了创办模式和搭建起组织框架。

《新闻周刊》组织机构的选举，历时半个多月，会员们积极参与。3月7日，徐宝璜发表《致傅馥桂、来焕文、马义述、陈秉瀚四君函》，希望他们赶紧投票，“新闻学研究会之选举票，君等尚未送来。现拟于下星期二开票，请君等将该票即日掷下为幸！”[4]3月11日，新闻学研究会正式公布了选举结果：“第一组，曹杰四票、何邦瑞、谭植棠、缪金源各一票。第二组，黄欣四票、谭鸣谦三票、区声白一票。第三组，陈公博三票、徐恭典二票、丘昭文、朱云光、来焕文各一票。第四组，严显扬二票、杨亮功、章韫胎、杨立诚、易道尊、倪世积、罗汝荣、翟俊千各一票。故曹杰为第一组主干。黄欣当选为第二组主干。陈公博当选为第三组主干。严显扬当选为第四组主干。”[5]3月14日，新闻学研究会召开各主干谈话会，决定《新闻周刊》“春假后出版”，并进行了工作分工。周刊主任为徐宝璜，新闻部主干为陈公博，评论部主干为黄欣，翻译部主干为严显扬，通信部主干为曹杰[6]。各组主干名单的公布，为《新闻周刊》的出版提供了组织力量保证；出版时间的确定，标志着《新闻周刊》的创办进入实质性阶段。

3月22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又添喜事。该会以前的办事机关是《北京大学日刊》编辑处，现在则有了自己专门的办公场所―――文科第二层二号，且研究地点也固定下来，为文科第三十四教室。新闻学研究会办公场所的确定，为《新闻周刊》的创办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后来也成为周刊编辑处。

3月25日，徐宝璜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致学余俱乐部函》，请辞交际干事一职。“学余俱乐部诸公大鉴：璜素不长于交际，且担任校事，自觉已重。谨辞交际干事一职，请以次多数升补，敬此顺颂！大安！”[6]表面看，徐宝璜是因为自己事务繁忙辞去该职；其深层原因是：他已经担任《新闻周刊》主任，正准备集中精力忙于筹办周刊。

新闻学研究会经过近半年活动，在北京大学及校外具有了一定知名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北京中小学联合第二次运动会即将于4月1日召开，该会新闻股负责人李阐初特意光临新闻学研究会，“敦请本会会员襄助”，希望会员们报名担任新闻股员，负责报道运动会消息。运动会新闻股的盛情邀请，让新闻学研究会会员备受鼓舞，也认识到创办周刊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加紧筹办《新闻周刊》。

4月12日，“严显扬君因事辞职”，《新闻周刊》翻译部人员进行了改选，选举结果为：“翟俊千得三票，杨立诚君得二票，罗汝荣、张廷珍、易道尊三君各一票。”[7]翟俊千当选为翻译部主干。

4月16日晚七时半，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在文科第34教室，召开全体会员大会，决定立即出版会刊《新闻周刊》。

至此，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新闻周刊》创刊出世，已是水到渠成之事。一方面，随着会务的发展，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产生了“增长会员新闻经验”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条件同时具备。当时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不仅三位组织者具有丰富的办报经验，而且有些会员也具有丰富的办报经验，如陈公博来北大读书前，就曾在广州、香港两地从事了近十年的新闻事业工作。这就为《新闻周刊》的创办提供了人才保证。另外，当时的北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学生活动异常丰富，各种学会和报刊林立。《新青年》、《国民》、《新潮》、《北京大学日刊》、《北京大学月刊》等，都为《新闻周刊》的创刊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

万事俱备之后，《北京大学日刊》于1919年4月19日在第一版发布了“《〈新闻周刊〉出版预告》，宣布《新闻周刊》于第二天将出版。“一、乃中国唯一传播新闻学识之报。二、对于一周之新闻，为系统之记载，下公允之评论。三、本星期日（二十日）出版，由文理两科号房零售。”[8]

二、《新闻周刊》发刊宗旨

1919年4月20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新闻周刊》正式出版发行。

有学者在写到《新闻周刊》发刊辞时，注有“《新闻周刊》一九一九年第一期《发刊词》”字样[9]；但是，笔者经多方查找收集，也没有查阅到该刊，甚至连一张照片资料都没有找到，主要原因是《新闻周刊》已经散佚无存，无从睹其真容。但是，1919年4月21日，《新闻周刊》出版发行的第二天，《北京大学日刊》第三版《本校纪事》栏目中，刊登了半版面篇幅的文章《〈新闻周刊〉发刊之目的》，详细介绍了该周刊的相关情况。

《〈新闻周刊〉发刊之目的》一文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新闻周刊》的自我刊物定位，“本校新闻学研究会同人所组织之《新闻周刊》，业于昨日出版。据云：不仅为中国唯一传播新闻学识之报，且为中国首先采用横行式之报。”[10]

第二部分，是徐宝璜撰写的《新闻周报》发刊词。这份发刊词包括了两层含义，其一，论述了新闻事业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新闻纸之势力足为改良政治与社会之利器也”，从而论证北京大学创办新闻学研究会的必要性。其二，《新闻周刊》的三大重要目的，“便会员之练习”、“便新闻学识之传播”、“便同志之商榷”。由于该发刊词是目前了解《新闻周刊》最直接的资料，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所以全文抄录如下：

《新闻周刊》发刊词/徐宝璜

北京大学何为而设立新闻学研究会乎？会中又何为而发刊此周刊乎？谨作简约之答案，以为本报之发刊词。

民智开通之国，如英美有不看书者，无不看报者。新闻纸之有用于人，几若菽粟水火之不可一日无，其势力实驾乎学校教员、教堂牧师而上之。自科学发达以来，小之如医牙烹饪之事，尚有人细心研究，因成专门之学问，况势力伟大如新闻纸者耶！故美英各大学近多设新闻学一科，以研究新闻学原理，培植新闻人材，冀于新闻纸之职务及其尽职之方法。有此发见，渐导其入正当之途，而补救其流弊也。吾国新闻事业，现虽无英美之盛，然日益发达，则可必也。使今日国人所不满于新闻纸者，如新闻之纷乱而欠实，议论之琐屑而无当，不加改良，则发达愈甚，国人之不满意之程度，亦将愈高。北京大学有鉴于此，遂设立新闻学研究会，可介绍欧美所已发见之新闻学识于中国。二以继为精深之研究，期有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