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丽红：清初新闻管控宽严与社会舆论治乱之背离的启示

【作者简介】程丽红，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按照学界通常的认识，清朝定鼎中原之初由于体制不完备，加之所采取的文化绥靖政策，使得越出常轨的新闻传播活动格外猖獗，邸报刊伪，小报肆行妄播，社会舆论一派乱象。随着雍乾时期制度化建设的加强，专制政体愈趋完善，尤其是严厉的文化钳制，将整个社会的新闻传播活动导向正轨，处于政府完全掌控之中的社会舆论，呈现一幅安宁、和谐的图景。然而，当我们展开清初新闻传播的历史卷轴，却惊讶地发现，清前期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泛的舆论失控事件，恰恰都发生在传播控制苛严的雍乾时期，而不在政策颇为宽松的顺康两朝。

顺康时期：“宽松”政策下新闻传播之“乱象”

清初基本沿用明朝旧制，在题奏等公文的管理上，一如前朝。乾隆十三年的一条上谕便充分反映了在公文制度整顿前的松散管理状况：“向来各处本章，有题本、奏本之别。地方公事则用题本，一己之事则用奏本。题本用印，奏本不用印。其式沿自前明。盖因其时纪纲废弛，内阁、通政司借公私之名，以便上下其手。究之同一入告，何必分别名色？著将向用奏本之处，概用题本，以示行简之意。”[1]此时军机处尚未建制，通政使司作为朝廷信息的总收发，拥有分拨处理公文的极大权限，以致可以“上下其手”。特别是机密文书奏折没有产生以前，臣僚上奏文书无论密与不密，都只能通过“奏本”和“题本”两种手段，“国朝定制：臣民具疏，上闻者为奏本；诸司公事为题本”[2]，从而保证了以朝廷公文为主要信源的邸报内容的相应丰足，远非经过密奏制度及军机处严格过滤之后的情境所能比拟。

新闻史专家尹韵公发现：明代邸报的内容相当自由，“不仅刊登了一些指责和攻击皇帝的某些言行的章疏，而且还刊登了一些揭露某些官员违法乱纪的报道。邸报的报道并不掩饰和遮盖皇帝与大臣之间在某些方针和具体做法上的分歧和矛盾”，这反映了明朝社会的政治透明度之高。[3]与明代邸报有着近乎相同体制及信源的清初邸报，也因应旧俗，显示出很大的自由度。对清初史料稍加留意者，便不难看到一些通常逻辑下本该杜绝的内容，如可能引起社会恐慌的灾害报道，竟赫然现诸报端。

最有意思的是，对暴露清廷刑监机构贪渎违法内幕的新闻，邸报亦不避讳。康熙五十一年的一份邸钞中，便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获凌迟死罪的两江总督噶礼收买监绞官试图逃生的细节：“……上命先将噶礼眼珠打出，又割其两耳，籍没其家，妻子同谋，法皆斩首。”[4]

当然，类似报道的重点往往是突出灾害的及时治理以及案件的有效控制，旨在彰显朝廷的统治能力，亦非顺康两朝邸报上所仅见，但关涉某些敏感主题的报道，恐怕就远非清初任何时期的邸报都有载。打着为前朝之君雪恨旗号的清统治者一向对其剪除明太子的真相讳莫如深，正史中无载，却能从邸报的记载中一窥究竟。顺治年间任职户部的汪尧峰，便是通过搜辑邸钞，拼接有关此事的报道，向其弟九透露实情的。

如果说清初邸报内容的偶尔超出尺度，对于了解此时的媒介生态环境算不上典型的话，那么朝廷对非法小报的放任，则完全展露其“雍容大度”得近乎无为的政策气象。产生于北宋末年的非法民办小报，经历了南宋、元、明的延衍，至清初依然存续。作为溢出体制之外的信息手段，小报遭至历朝的禁控与打压，却在清初获得了被统治阶层普遍默认的合法地位，于朝廷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特殊角色。不只上下官员都公然视之为邸报之外的重要新闻渠道，甚至连最高统治者都对它习以为常，不时叮嘱臣子莫信小报，显然小报已经给他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困扰，但即便如此，终康熙一朝都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取缔小报。

顺康时期新闻政策的宽容，从其对伪传邸钞事件的态度上，又可见一斑。如顺治十三年的伪造邸报案。吏部书办冯应京因贪得厚酬，乃与开设科书办李德美串通，伪造了随州知州程文光堪任要地知府的旨意，交与吏科书办茅万懋载入邸报刊刻，结果案发。[5]此案经刑部问拟冯应京绞罪，请旨发落。其余从犯罪名，因题本原文残缺不得而知。但据台湾学者苏同炳推断，此案中对冯应京的量刑算是较轻的，因绞罪在旧时并非极重之刑，其上尚有凌迟、斩立决、斩监候等三级。斩绞之罪如非立决，监候者尚有从宽末减之望。较之本案，乾隆十六年的抄传伪稿案主犯抚州卫千总卢鲁生的凌迟，从犯南昌卫守备刘时达的斩监候，加重甚多。[6]对待伪传邸钞，康熙的容忍度量则大得惊人，康熙五十五年，贵州巡抚刘荫枢从邸钞中看到皇帝决定举兵北征，抗击蒙古进攻的消息后，上奏康熙，建议“缓图北征”，并劝阻他“统兵亲剿”，惹得康熙帝大为恼火。[7]结果把刘荫枢“发往傅尔丹等地方种地”，[8]处罚的只是听信伪报之人，对伪传邸钞事件却置之不理。从康熙信口判断刘荫枢所阅者为“伪传邸钞”，足见连一国之君对这种事物都不生疏，其显乎亦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在政府所营造的相较宽松的媒介环境下，清初的报业传播呈现出异常活跃的态势，小报弛禁，伪传邸钞偶有出现，看似脱缰的信息传播系统是否会卷起社会舆论的层层波澜，甚或不可遏制的狂潮呢？当我们回望那段历史，却不禁讶然，此间的社会舆论表现恰恰较为平稳。尽管有限范围内的小规模流言蜚语无法根绝，偶而也会出现诸如地头“出现无头鬼，不久即地震”之类的传闻，①但从未形成气候。顺治朝为清立国之初，既要对付南明势力，又要清剿残存的农民军，还要面对汉族的种族敌对，可谓危机四伏，政权尚待稳定；康熙临政后东征西讨，平三藩，收台湾，三征葛尔丹，逐准安藏，平定阿睦尔撒叛乱，定乱安回，战事连连。因而清初社会实际上并不太平，本是滋长社会恐怖心理之流言的最佳温床，而此时社会舆论生态却显现一派安宁，的确有些出人意料。

雍乾时期：官方新闻传播“有序”下民间社会舆论的狂躁

颇值得玩味的是，清前期最具规模和威胁力的社会舆论狂潮，都发生在封建政治与文化成熟、社会秩序稳定的雍乾时代。经过高度的制度化建设，非法小报在乾隆年间得以有效遏止，合法京报的兴起拓宽了统治阶级的话语空间，官方新闻传播走上有序的发展轨道；但与此同时，作为民间信息主道的流言传播却彻底失控，形成一波强似一波的舆论高潮。

清朝历代帝王中，备受流言搅扰的，莫过于雍正。雍正即位不久，四年秋便发生了一起报案，报房中人何遇恩和邵南山被控“捏造小钞，刊刻散播，以无为有”，依律斩决。二人惨遭杀身之祸，只因在小报上刊登了一则端午节皇帝携群臣游宴的假消息，触动了雍正早已绷紧的神经。此前，提督路振扬进奏：“臣在京许久，每日进见，仰瞻天颜，全不似饮酒者，何以臣在外任，有传闻皇上饮酒之说。”[9]雍正从中已听闻外界风传自己酗酒的谣言。随后的曾静案，越发引起他对社会传闻的警惕。曾静本一乡野村夫，受吕留良有关夷夏之防著述的影响，遣徒弟张熙投书于川陕总督岳钟琪，劝其谋反。书中历数雍正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好谀、任佞等罪状。而据曾静交代，他之所以产生上述印象，主要是因为屡屡听信流言，②这使雍正进一步领教了流言的厉害。他直觉这是敌对的皇兄皇弟们所为：“如此陈奏者甚多，此无他故，皆因阿其那、允素日沉湎于酒。朕频频降旨训诫，而伊等遂播此流言，反加朕以好酒之名，传之天下。……然朕实天性素不能饮，内外之所共知。以天性素不能饮者，尚伪造此言，则此辈之流言何可限量也！”丧失了政治话语权的皇子们唯有通过谣言形式排泄积怨，并企图利用民间舆论攻击雍正，使其江山不稳。基于这样的事实，雍正认定报房小抄之造假与此必属同流，因而决计严惩，也好对那些踪影难寻的流言传播者以儆效尤。

雍正的算盘打得很好，但并不奏效。广泛流传其失德的谣言还没消停，有关吕氏遗族的传闻便迅速蔓延。曾静案中最大的受害者吕氏家族，只因先人吕留良的著述为曾静提供了谋反的思想启发，便遭至满门抄斩惨遇，此乃雍正绞尽脑汁精心设计的“出奇制胜”手段，本以为能够震慑反叛力量，挽回声威，却再度失算。雍正八年六月二十九日，他密谕浙江总督李卫：“外边传，有吕氏孤儿之说。当密加访察根究。倘或吕留良子孙有隐匿以致漏网者，在卿干系非轻”[10]，很容易推测，不利于他的传闻反而甚嚣尘上。

配合流言传播，承载不满情绪的揭帖不时冒现，愈发凸显了雍正治下社会舆论的躁动不安。早在雍正四年七月十九日，河南巡抚田文镜便奏报，“有大胆奸徒捏造谕旨一道，在汝宁府所属地方传播惑众。臣于雍正四年四月内即有风闻，或云传自汝宁府郡城，或云出自汝宁府城内武职衙门……”[11]八年一月，又有浙江绍兴人唐孙镐作《揭帖》为吕留良辩护。唐孙镐为湖北通山县知县井浚详幕客，阅《京报》，见福建人诸葛际盛声讨吕留良之《檄文》，乃作《揭贴》痛斥之，以表“士林之公愤”。[12]事情还远没有结束，一年之后，山西巡抚石麟奏报，夏县发现匿名揭帖，有诗：“走狗狂惑不见烹，祥麟反作斧中羹。”其文日：“曾静可杀不杀，吕晚村无罪坐罪，真古今一大恨事也。……倘好义君子与我同心，请将此诗传布宇内，俾当途闻之转奏天阙，庶朝廷知所悔改，而枭曾之首，存吕之孤，则刑罚中而人心皆服矣。”此帖贴于学宫西角门外。有旨命悉心根究，“务令奸匪莫致漏网”。[13]雍正在位十三年，诋毁他的社会传闻伴随其始终，由此形塑的一个野心勃勃、暴戾无常的篡位皇帝，亦在历史的时空中定格。

比之乃父，乾隆面对的社会舆论困境更为深重。如果说雍正时期的流言蜚语传达的大多是针对皇帝个人的怨怼情绪，乃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所引发，那么，乾隆年间空前绝后的“叫魂”传闻，则具有了令统治者不安的威胁满族政权的颠覆意味。1768年，即乾隆三十三年，正值帝国盛世的巅峰，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在华夏大地上盘桓，剪人发辫，摄取魂魄，施展妖术等炫奇的情节借助于口口相传，产生了极速效应，“不到两个星期，浙江省叫魂的种种谣言便流传到了江苏”。[14]覆盖面极其广泛，谣言起自江南，渐次延及山东、河南、直隶数省，乃至京城、热河亦“间有犯者”。[15]据悉，它“影响到了十二大省份的社会生活，从农夫的茅舍到帝王的宫邸均受波及”。“受到1768年妖术恐慌影响的十二个省份的人口的总和超过两亿。”[16]政府采取大规模镇压妖术的行动，在全国范围内清剿，[17]却效果不著，社会大恐慌不断地延伸扩散，几至歇斯底里程度。

流言是底层社会最重要的信息渠道，无法接受文字符码的底层民众，只能利用口语传播来获知新闻、传达舆论，因而流言传播是底层社会心理最灵敏的探测器。尽管如美国学者孔飞力所言：“1768年蔓延于中国东部与中部的大恐慌是以各地有关妖术的种种信念为丰富的养料滋生而成的”，[18]但其在政府的强力清剿下愈演愈烈的发展态势，却明显透露出民众对现有政权的不满情绪及其治控能力的怀疑。尤其头发在清代统治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又给本是由于民众蒙昧、政治透明度低而酿成的社会性“叫魂”恐慌，打上了牵动清廷神经的民族反叛烙印。

“叫魂”传言所深藏的政治意义，尚需从“剪辫”等关键环节展开联想，乾隆十五年发生的抄传伪稿案则无须如此麻烦地上纲上线，因为这一次是直冲着皇帝而来。当年七月，江西抚州卫千总卢鲁生和南昌卫守备刘时达伪托素以敢言著称的大臣孙嘉淦之名捏造奏稿，指斥皇帝南巡，内有“五不解，十大过”名目，并伪造了御批。此伪稿在全国各地广为传播，直到一年之后，才经云贵总督硕色密奏皇帝。于是，搜寻伪稿源头的大网迅即在全国张开，数以千计的官绅、商民，甚至旗人因存有、传抄或接触过伪稿而被捕入狱。令人难以置信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