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力丹：建国以后毛泽东党报理论的发展和失误

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充分估计到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明确了夺取全国政权后党领导下的各种媒体工作重心转移的方向。他说：“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①1950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召开全国新闻工作会议，毛泽东接见与会同志，并讲了话。根据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精神，这次会后新闻总署作出了《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决定的第一条便是：“适应全国逐步转入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的情况，全国报纸应当用首要的篇幅来报道人民生产劳动的状况，宣传生产工作和经济财政管理工作中成功的经验和错误的教训，讨论解决这些工作中所遇到的各项困难的办法。报纸的新闻、通讯、评论、信箱、专门性的或一般性的副刊，都应当尽可能地服从于这个任务。”“无论是中央的、大行政区的或省以下的报纸，都应当减少关于会议、机关活动、负责人员的不重要的言论行动，没有广泛重要性的文告文报的篇幅。对于重要的会议和文告应当力求用适当的新闻通信和评论加以生动而通俗的解释，以便为人民群众所了解。”②这显然是将毛泽东的党报思想的要点，根据新的环境加以阐释。基本思想依然是通过报纸指导工作，但是这个工作不再是围绕着革命战争，而是围绕着生产建设展开。

毛泽东在新的历史时期关于党报（包括其他党领导的媒体）的思想，仍以利用党报指导工作为基本内涵，同时依据新的情况提出了一些新的具体观点。

1．报纸批评

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告诫全党，要防止骄傲自满、居功自傲，防止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因而党中央在刚刚建国之时，就于1950年4月发布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这个文件主要由刘少奇主持起草，毛泽东是同意的。这是一种特殊的通过报纸指导工作的方式，对于提高党的威望、赢得群众信任，产生了很好的传播效果。

文件指出：“在报纸刊物上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为了巩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保障党和国家的民主化、加速社会进步的必要方法。使得人民群众能够自由地在报纸刊物上发表他们对于党和人民政府的批评和建议”。③

1954年4月，毛泽东在对新闻总署负责人胡乔木的谈话中，要求报纸开展批评，不要怕批评；要开展好批评，批评要正确；党委要把这件事情管起来，党委不管，就开展不起来。他将这三点意见概括为报纸批评的“开、好、管”④方针。随后，体现毛泽东报纸批评思想的党的第二个重要文件于1954年7月发布，即党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

这个决议指出：“各级党委要经常注意，把报纸是否充分地开展了批评、批评是否正确和干部是否热烈欢迎并坚决保护劳动人民自下而上的批评，作为衡量报纸的党性、衡量党内民主生活和党委领导强弱的尺度；要保证党委的机关报能够经常地开展正确的健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要通过报纸广泛地吸收来自人民群众的意见，正确地负责处理人民来信。”⑤

从两个关于报纸批评的决议看，1950年的决定赋予报纸以较大的权利，1954年的决议，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报纸批评作出

一些限定，体现了毛泽东的关于报纸批评的“管”字。两个文件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2．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1956年，在国际风云变幻的复杂情况下，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发展科学和艺术的方针。这个方针大大调动了全国科学文化艺术界（包括新闻界）的积极性，人民日报率先改版，带动了全国新闻界的改革。毛泽东第二年2月和3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对“双百方针”进行了全面的论证，并且在宣传工作会议期间与新闻出版界的著名人士举行了半天的座谈会，探索和解决新形势下做好新闻出版工作的许多新课题。“双百方针”虽然不是完全针对党的新闻工作的，但是与党的新闻工作密切相关，给党报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

毛泽东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同时，他强调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对于敌我矛盾的问题，他指出：“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⑥

但是，由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形势的基本估计发生判断错误，从第二年起，这个正确的方针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1957年发生了反右扩大化的错误。1981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此指出：“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⑦

3．新闻，旧闻，无闻

既然党报的基本作用是党通过报纸指导工作，那么报什么和不报什么的选择本身，亦是一种无声的倾向或态度，这种倾向或态度本身也在无形中指导着党领导的各项工作。例如1946年9月，鉴于局势从揭露美蒋的凶恶转到用军事力量打败蒋介石，因而毛泽东要求停止“向军民描写美蒋怎么厉害，怎么凶，这在七月以前是必要的，七月以后则不但不必要，且有副作用了”⑧。在更大的范围内，对外界在影响力方面这也是一种“工作”，以无声的形式表明倾向或态度，例如1946年5月，鉴于美国驻中国特使马歇尔调停东北国共军事争端，毛泽东指示“从二十三日起，磨擦消息暂行停止广播，惟报上仍可登载一部分。”⑨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在不断地纠正党报和其他党领导的媒体发出了不应发的新闻或没有发出该发的新闻等等的错误。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毛泽东亦多次直接规定某些战争新闻的发布时间，他注重的是发布时机，而不是一切都抢时间。他当时把这种媒体的行为，归纳到“如何正确把握政策”，提高到党性的高度来要求。例如前面提到的1942年四个新华社分社发表反对国民党的新闻，就不该发表，因为违反了国共合作的当时党的政策。

全国解放后，中国较长时间处于帝国主义的包围中。党虽然有了正规的党政系统和各种社会系统的沟通渠道，但是通过党报和其他党领导的媒体指导工作的传统，对于统一全国的思想仍然是必要的。党报既然仍然是党实现领导的一种重要的工具，因而党报具有很大的威望，一旦发表了什么东西，很可能全国就会紧跟，无形中成为一种面对社会的肯定或否定的表态。也就是说，党报具有代表党对许多事情以无声的形态表态的功能。

为了对此有所把握，毛泽东1957年3月在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中，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后来概括为“新闻，旧闻，无闻”六个字。他说：“你们说的节育和晚婚的宣传，报上文章一多了，有人就以为要修改婚姻法，赶快去结婚。这样，报纸也难办。在旧社会，报纸上的东西老百姓看了等于不看，现在报上一登可不同了。”“对具体问题要作具体分析，新闻的快慢问题也是这样。有的消息，我们就不是快登慢登的问题，而是干脆不登。比如土改新闻就是这样，我们在报上不宣传，免得传播一些不成熟的、错误的经验。前年年底，北京几天就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本来对这样的消息就要好好考虑，后来一广播，各地不顾本身具体条件，一下子都干起来，就很被动。”⑩

同年5月18日晚上，毛泽东在一次中央领导同志小规模的会议上再次谈到这个问题。根据吴冷西的回忆，毛泽东这次谈得更明确，他说：有些消息，是我们自己做的事情，不登报、不广播。如禁止鸦片烟，又如轰轰烈烈的新区土地改革，我们就没发消息，这也是一种“无闻”。我的一些讲话，当时并没有公开发表。1955年关于农业合作化的讲话，过了三个月才发表；今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已经过了三个月，还在修改，也许下个月才发表。这不是“旧闻”吗？还有去年4月讲的“十大关系”，已经一年多了，也还不准备发表，将来发表也是“旧闻”。我这个人就是不想冒险，先讲一讲，看一看反应，再做修改，然后发表。有新闻，有旧闻，有无闻。⑾这样的事例很多，再如对于1953年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毛泽东当时说：“要大张旗鼓地宣传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但报纸一字不登。方针已定，今天会后可暂时不讲”⑿。

毛泽东显然是从政治角度谈论党的新闻工作的，党通过党报指导工作，党报的职责要求在选择新闻时需要从是否有利于工作考虑，而不是仅仅从新闻传播的特点来考虑。这种认识在我国新闻界逐渐转变成对新闻“抢”与“压”的观念。因为读者把党报登载的言论、新闻都看做是党和政府的指示，说对了积极作用非常大，说错了消极影响也不小。所以党报工作要求持重，原则上反对“抢新闻”，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新闻作风，常常缓一缓，看一看，多请示，确有把握再发表。这种观念在当时有一定道理，处于信息社会的新形势，这种观念需要与时俱进了。

4．政治家办报

“政治家办报”，是毛泽东在批评人民日报不能及时宣传贯彻1957年2月最高国务会议上他的重要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3月他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时，作为反面的“死人办报”、“书生办报”、“教授办报”等批评性话语的正面概念，于1957年最早提出，现在公开发表的正式表述时间是1959年。

1957年2月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的讲话和十几天后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涉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重大理论问题。当时人民日报对最高国务会议和毛泽东讲话的报道，安排在头版二条加花边框，五栏标题，除了一张照片外，文字仅采用新华社稿约200多字。而头条却是一篇不大重要的关于经济工作的社论。对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则完全没有报道。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召见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和副总编辑胡绩伟、王揖、林淡秋等全体编委，以及编辑王若水，对报纸没有及时贯彻这两次重要会议精神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根据当时的报纸编委李庄，以及后来听到毛泽东转述这次批评的吴冷西的回忆，毛泽东的批评的内容大体如下：

最高国务会议发了消息，只有那么两行，为什么不发社论？宣传会议有党外人士参加，不发消息也是错误的。已经发的几篇社论（指关于双百方针和教育问题的社论）没有联系最高国务会议，好像没有这回事。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会议已经开过一个月了，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去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多半是同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真是百家争鸣，惟独马（指马克思主义这一家）家不鸣。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这里有鬼，鬼在什么地方？你们到底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我看是无动于衷。中央党报办成这样子怎么行？写社论不联系当前政治，这哪里像政治家办报？

关于邓拓本人，毛泽东批评道：你们的意见很一致，都不敢批评邓拓。要敢于给邓拓提意见，顶多撤职。邓拓要好好当刘备，刘备会用人。我看你当了皇帝会亡国，你很像文、景、哀、平。你不要把着茅坑不拉屎。中央开了很多会，你们参加了，不写，只使板凳增加了折旧费。如果继续这样，你们就不必来开会了。谁写文章叫谁来开会。⒀

邓拓向毛泽东做了解释，八大后中央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中央领导人讲话之后如果要宣传，必须经过中央批准。人民日报在最高国务会议之后制定了宣传报道计划，起草了一篇社论和一篇文章，送交毛泽东的秘书、党中央分管新闻宣传的胡乔木审定。胡乔木当时也做了解释，说这件事情他也有责任，感到那两篇文章写得不好，修改了几次，仍然没有把握，所以耽误下来了。

1958年1月在党中央召开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再次点名批评了人民日报的邓拓死人办报、书生办报和教授办报。1959年6月，在与人民日报新领导人吴冷西谈话中，毛泽东谈到政治家办报。他说：“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还是书生办。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刘备、孙权、袁绍都有这个缺点，曹操就多谋善断。要反对多端寡要，没有要点，言不及义。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搞新闻工作，要政治家办报。”⒁

这件事情的具体过程中可能含有一些谈话时的情绪，以及毛泽东在如何看待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