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晓蓉：传播学何去何从？

【内容提要】 传播学何去何从？这一问题由来已久，常议常新，难免屡屡落入挂一漏万的境地，也仍将“集焦虑与希望于一身”地向未来开放。本文强调的是对于某些司空见惯的概念、现象和说法进行追问、潜入和思考，强调通过历史的回溯来解释当代的走向，以及当代的变革对于原有思维方式的冲击。

【关 键 词】科学基础/跨学科/主动与被动

传播学转型、传播学突破、传播学重建――凡此种种，关涉这一学科的何去何从，也呼唤出此起彼伏的各种声音。面对社会重大变化，几乎所有学科都有着程度不同的焦虑，作为以信息的传播规律、传播以及关系和意义的构建等为研究对象的传播学，在当今以新媒体为背景和推动力的巨大变革中，受到的考问和自责尤其惨烈。

传播学诞生的历史不长，充其量也不过大半个世纪。中国传播学对之的接受，则只有区区二三十年。中国传播学有关学科的反思，一直浸染在西方语境和本土消化、现实的冲击和基础的薄弱、安身立命和跨学科诉求等方面。可以说，短短时间，学科点、招生人数等风生水起，可学科建设――这里多指所谓“内涵”――则走得磕磕绊绊，有时甚至是原地踏步。

一般情况下，有关学科转向的思考常常会同时受制于现实的需要和学科本身的需要，传播学尤其如此。它们都离不开学科自省，由内至外，推己及人，由人及己的比较和分析。孟子有言：仁者如射，发而不中，反求诸身。我们立于最新近的时代变革，去回溯那多重的历史层面；我们也从那“层复一层”的历史沉淀，返归到对于学科前景的思考，使得传播学的“喜”与“悲”、“涨”与“落”，乃至“革新”、“拓展”与“巩固”，都能逐一逐步落于实处，获得支撑。

一、主流传播学的“科学基础”：弥漫与深远

现有关于传播学危机和转向的讨论，在许多场合下都会谈到中国传播学之受到美国主流传播学的较大影响，因而缺失了多种方向和多重深度。实际上，自产生以来，作为主流学派，美国传播学内部也不断遭受着学科危机的打击，其中有些是根本性的，有的则是在一定范围内的修修补补。毋宁说，外在质疑和内部调整，也恰恰是传播学这门学科的特色，其频率和程度远远超出其他学科，并同时构成了学科之活力以及备受质疑的理由。对之有清楚的、条理分明的了解，应该能够提供关于特定问题的具体境遇、或相关讨论之不能缺失的内容，从而有助于“脱胎于此”的中国传播学的发展。这里围绕二战后美国传播学寻找科学基础的一个实例及其影响，对之进行简要的剖析。

就源头而言，美国主流传播学的科学基础与其他社会科学没有大的区别。牛顿力学作为16、17世纪物理学的最高成就，确立了科学之能够改变世界的本质。18世纪的启蒙运动将牛顿力学原理视为理性和现象统一的基础，相信借助理性和事实便可理解错综复杂的世界。19世纪之所以被人冠之以“科学时代的开始”，是因为一个新的认识的出现和巩固：“……人类与其周围的世界，一样服从相同的物理定律与过程，不能与世界分开来考虑，而观察、归纳、演绎与实验的科学方法，不但可应用于纯科学原来的题材，而且在人类思想与行动的各种不同领域里差不多都可应用。”①这正是社会学作为一个新学科的产生时间。创始人孔德曾经更加倾向于将之命名为“社会物理学”而不是“社会学”，为的是强调它能够体现科学时代和启蒙运动的精髓。

现代科学技术是一个大家族。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其中的一个类别――传播技术――不仅渐次脱颖而出，构筑“技术压缩时间”的常新范例，而且在发明探索的初期，便承受了社会革命的期望，或曰“传播的宗教”，一如标志通讯革命开端的电报问世时所传送的那句著名电文：“上帝创造了什么”一样。美国主流传播学从一个重要的方面――当然不是全部――体现了与这样一种技术的独特关联，后者日益成为一个开放的大家族，成员越来越多。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以降，与社会科学的主流趋势相符合，美国传播学日益注重精致的研究技术，体现经验主义的精神特征。它本身是一种新的多学科交叉领域的结果，一边忙着应对大批层出不穷的、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一边尝试将多种尚在发展中的方法统一起来，探讨现代传播媒介的相关问题。

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契机而产生的传播学战后旋即陷入了危机。危机相当程度上直接来自学科的合理性，亦即就其现有发展方向而言，它应该有着怎样独特的科学支撑，才能够“强大”得不至于“难堪”，不至于太多地落后于其他学科？或得到其他学科的“认可”？机缘巧合，也是顺理成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正是信息论腾飞的年代。香农在战争时期所进行的密码分析以及建立其上的信息论研究，属于当时联邦政府资助进行的各类传播研究中的一种。它与其他一些重要的传播学早期研究比肩而立，如：霍夫兰等的军事纪录片的控制研究，拉斯韦尔的关于宣传信息的内容分析，甚至有评价说信息论开创了“另一种内容分析”。

战争为传播研究提供了紧迫性，但是对“传播”问题的重视，以至于使之趋向于学科体制化和相对独立性，是大战结束以后的事。作为传播学的发源地，美国率先就建立“传播科学”的可能性进行了讨论。“五十年代证明是模式建立的鼎盛时期，这被视为人们在传播研究中寻求发展和统一的一个表现。……首先促使社会科学家按上述术语以模式形式来阐述他们关于传播的思想的，是数学家克劳德•香农。”②两者的契合点是：当时的传播学对于传播效果与效率的兴趣居高不下；“刺激-反应”和行为控制原理充当了行为主义传播学的心理学基础；以及组织和整理大众传播研究现有成果的日益迫切的需求。

信息论为传播学提供的基本概念是：信源、信宿、讯息、噪音、信道、编码、解码等等。它们频繁出现在主流传播学关于“传播”的定义中，如：“从最普遍的意义上说，传播是一个系统(信源)，通过操纵可选择的符号去影响另一系统(信宿)，这些符号能够通过连接它们的信道得到传播。”③

20世纪50年代与寻找传播学“科学基础”的努力相伴随的，是这一学科在大学中的建制尝试。信息论对于传播学这一新领域在大学的立足和扩散所产生的影响不容小看。信息论诞生于40年代末，这也正是早期传播研究者“从中等职业学校的集散地中崛起”，并竭力争取高等院校的同事们的学科认同之时，信息论似乎是获得这种认同感的一个途径，似乎能够提供某种普遍的观念，后者可以超越不同类型的传播之间的差异，达到将传播的术语、概念和模式加以标准化的目的。特别是方兴未艾的大众传播，它在相当时期内以绝对“强势”压倒了其他方向的传播研究；也构成了“美国传播学”的核心部分。因此，不难理解的是：“大学中最早的传播研究机构和最早的授予博士学位的课程，都始于香农的信息理论发表不久。”④

主流传播学不乏对于信息论的思维模式的修正或补充，如针对它的直线性和缺乏反馈，先后有奥斯古德-施拉姆的循环模式，丹斯的螺旋模式，而德福勒则尝试在大众传播的有限范围内寻找“反馈”的作用。尽管香农本人一开始就宣布他的模式限于通讯工程或技术传播，但后者一旦纳入包括传播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运用领域，这样那样的偏向终将不可避免。

●自产生以来，作为主流学派，美国传播学内部也不断遭受着学科危机的打击，其中有些是根本性的，有的则是在一定范围内的修修补补。毋宁说，外在质疑和内部调整，也恰恰是传播学这门学科的特色，其频率和程度远远超出其他学科，并同时构成了学科之活力以及备受质疑的理由。

主流传播学对于信息论的求助迎合了战后公众关于“科学能够提供近乎任何问题的答案”的热望，并完成了特定“技术”与特定“学科”的对接。与其他科学成果相比，这个理论具有不可替代的唯一性和前瞻性，因而被称为“影响最为深远的科学突破”之一：“它是我们今天对于传播的主要理解的基础，特别是新的传播技术的设计基础。信息概念，作为信息的普遍测度标准的比特，以及从香农工作中衍生出来的传播模式，使得我们能够以一种在香农之前不可能存在的方式分析传播系统。在传播学中，信息是一个中心概念，而香农的信息论成为传播学的根本范式。”⑤

当信息论、信息传播乃至“信息”真正成为时代的中心话语时，主流传播学对于它的补充和修正就远远不够了。或者说，它们类似于主流传播学的实证方法：当对某个问题的解释失效和力度减弱了，或原本想要证实的方法被证伪了，研究者便增加新的变量――一个一个地增加，但仍然限于一定时间和一定地点，仍是在微观层面上考虑问题。在确定的“效度”之外，它们总体上缺乏或不介入宏观的视野，历史的维度和深思远见，自然也缺乏批判的精神。

这里不妨看一下曾获人文学科研究基金的彼得斯的观点，他在《交流的无奈》中说道，40年代后期“也许是20世纪面对communication的最伟大的时期。一个兴奋之源是信息论，最初实际上叫通讯论(communication theory)。……它给科学家提供的，是它用传统热力学术语‘熵’对信息进行的描述，这个描述令人神往；它给贝尔电话电报公司提供的，是它对信号冗余所做的技术界定；这提供了一个‘修正’频率的菜谱，使一条电话线适应更多需求；它给美国精神生活提供的，则是一整套词汇，这些词汇很适合这个国家刚刚得到确认的地位：世界军事强权和政治领袖的地位”。⑥

“communication”之“通讯”与“传播”的双关语，并非只是一词多用的结果，或是一种静态的、不同学科背景的术语排列或转换。从当年的“创新”来看，“大多数人总以为信息是发生在谈话过程中谈话者和受话者之间的交流，而出身于贝尔实验室的香农则对连接谈话双方的电话线路中会发生什么变化更感兴趣”。⑦如此一来，传播内容之外的“渠道”本身，经过“渠道”的“信息包扎”和“绕道而行”，数据、图像、声音之借助“比特”可统一表达的方式和标准，确定性、选择性和或然性等现、当代重大问题跃然而出。

概而言之，彼得斯的上述三个“提供”之中，第一个彰显现代“信息”概念的兴起：它源于国家控制的政府项目，资金、方向及人员调配等都服从于特定时期的战略战术，最终却产生了超越时空的世界性影响――这本身就具有耐人寻味的内涵；第二个预示着通讯革命的震荡，它让人想起那一条长长的链条：始于香农的信息论，“通向计算机，并最终抵达‘万维网’”；⑧第三个则表明一个在世界上有着独特地位的国家之所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决定性因素之一。难怪詹姆斯•凯瑞――他出版了《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在讨论美国主流传播学的“传播观”时，将之概括为建立在信息论基础上的“传递观”，并一口气连着把三个“最”给予了它：美国文化最常用的，可能也是所有工业文化最常用的，现代辞典中关于“传播”一词的最主要条目。⑨换句话说，美国的文化精髓和民族精神，作为先后波及世界的工业革命之重要组成部分的工业文化，“传播”一词得以在现代辞典中呈现的可能性和主要路径，如此等等，都与主流传播学的这一科学基础密不可分。

信息理论侧重于信息的传递与接受，或“传播规律”；它当然不是传播学的“意义”理论，数学的和通讯的信息论思想向社会科学领域的全面渗透也完全不是数学家、工程技术学家香农的本意。可有谁能够否认它在当今时代构建意义的独特作用？诚如彼得斯所说：“‘信息’成为一个实体词，信息论成为描述意义的理论，又成为描述信道能力的理论。事实上，这个理论之所以令人激动，那是因为它把战争、官僚主义和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东西变成了一门科学技术。信息再也不是什么未经加工的数据、军事后勤或电话号码，它成了宇宙可以解读的原理。”⑩

作为二战后传播思想欢娱跳跃的主要场所之一，信息科学的理念和思维为传播学的“落地”提供了难得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