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祥辉：论国际体系作用于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途径与机制

摘要：作为一个制度体系，国际体系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会通过一定的传导机制对本国制度产生影响。国际传媒对中国媒介制度的影响机制有直接输入和间接输入两种。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媒介环境中，外国媒介的直接或间接进入能够打破国内媒介已形成的均衡，从而引起媒介制度的变迁。1978年以后，中国的媒介制度尽管在体制层面上没有变化，但改革开放的意义在于它打开了我们的观察视野。国际媒介制度作为一种制度体系与观念体系，它会通过跨国媒介集团的投资、媒介人的跨界流动、媒介领域的学术交流、国际化了的媒介教育等途径渗入到国内，作用于国内媒介制度的变迁与转型。国际体系具有很强的刚性，一些国际制度或“惯例”具有重要的软约束功能和价值分配性含义。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国际体系”与中国的“互相嵌入”的程度在加深。与此相适应，国际体系对于中国媒介制度的演化越来越具影响力。

关键词：国际体系中国媒介制度变迁影响机制

媒介制度指嵌入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结构中的媒介组织及媒介运行的正式与非正式的程序与规则。中国媒介及其运行规则处于转型之中，其转型与变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国际体系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制度分析的角度看，国际体系实际上是一个制度体系与规则体系，这一体系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它会通过一定的传导机制对另一个制度体系产生扰动，在国家、市场、社会等各个层面上对另一种制度体系发生影响。有学者认为，“打通国际国内界限的传导机制有三种，它们分别代表着国家、市场与社会层面的传导机制：一是政治权力；二是价格运动；三是人口及其相关的跨国社会运动所带来的意识形态传播。”[[1]]笔者将它简化为“权力机制”、“价格机制”、“意识形态传播机制”，这三种传导机制之间本身也存在很强的相关性。中国介入全球化的程度越深，国家主权的控制力与影响力就越受到制约，媒介制度安排就越容易受到国际体系的影响。

一、国际传媒的输入及对中国媒介的影响

在国际体系中，对中国传媒最直接的影响因素莫过于国际传媒。作为国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传媒输入本土国将对其国内的政治、经济及媒介体系产生重要影响。从历史发展看，国际传媒的输入对中国媒介制度的演化有着重要的影响，其影响机制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国际传媒的直接输入

国际传媒的直接输入指国际传媒直接登陆同内，与国内媒体同台竞争。近代以来，这种直接输入的模式就一直存在，并对中国媒介的转型产生了重大影响。1840年以来，由于租界及通商口岸的存在，清政府无法阻止国外媒体的进入，一直到1949年，中国都有国际传媒的直接输入：即外国人按照外国的媒介制度在中国创办（或发行）媒介。这种直接输入对于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意义在于：它在中国的“官报”制度体系之外树立了另一种模式，提供了一种更有效率的媒介制度范式供中国人学习、模仿，并在中国人建立自己的媒介之后参与到媒介竞争中去，这样，中国媒介就与世界媒介在同一个地域有了竞争与交流，通过学习、交流与竞争机制，直接拉近了中国媒介与世界媒介的水平，并在制度模式上两者日渐趋同。

如民国时期，中国境内就存在大量的外国媒体。以英国为例，在香港有《德臣报》(China Mail)、《敕报》(Hongkong Daily)、《香港电讯报》(Hongkong Telegraph)《南华早报》(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在上海有《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文汇报》(The Shanghai Mercury)、《上海泰晤士报》(The Shanghai Times)等。英国通讯社路透社在中国更是占据重要影响地位。路透社开始只对《字林西报》供稿，1912年开始扩大供稿范围，而向路透社订稿的中国报纸有18家之多。此外，英国本土的主要报纸《泰晤士报》、《曼彻斯特卫报》、《每日电讯报》、《晨邮报》、《每日邮报》等都有派驻记者在中国。美国在中国创办的报纸有中文报《新闻报》(福开森创办)，《大美晚报》(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y)、《大陆报》、《密勒氏评论报》周刊、《十国集评》、《北京导报》、《远东时报》、《商务周刊》、《自由西报》等。大约1922年开始，美国联合通讯社开始在中国开展业务活动。美国其他通讯社如合众社、国际新闻社也在中国派有记者；辛亥革命后，美国派中国记者增多，《纽约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芝加哥论坛报》、《芝加哥日报》等都有来华记者。而日本仅1919年前夕在华出版的日文报纸累计有50余家，中文报纸累计约为21家，分布于台湾、东北、沿海等20多个城市，远超欧美；1919至1927年期间，又新创办了40余家，数量居各国之首。如日文《辽东新报》、《上海日报》，中文《盛京时报》、《顺天时报》等。此外，俄国、法国、德国等都在中国创办有媒体。[[2]](pp160-162) 这一时期外国媒介的输入还表现在通讯社与广播等“新媒介”的移植上。1922年中旬，亚洲无线电公司的子公司中国无线电公司经理、美国人E・G・奥斯邦携带一套无线电广播设备由美国乘船来到上海，经过短暂筹备和试验，位于上海外滩的“大陆报―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于1922年1月23日晚首次开始播音。从第一个广播电台的出现开始，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境内陆续开办广播电台的国家有美、日、英、法、德、意大利、瑞士和苏联等，它们所办的广播电台累计近100座，时间前后达20多年之久，直至1949年，外国在华广播电台才在中国最后绝迹。[[3]](p187)

外国媒体直接输入中国的意义在于：作为一种不受中国媒介法律约束的“另外一种制度安排”的媒介形式，它对中国媒介形成了一种示范与竞争，这种“示范”与“竞争”显然会对中国媒介形成一种推动力量。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媒介环境中，外国媒介的直接进入会打破国内媒介已形成的均衡，促使媒介的竞争格局改变，从而引起媒介制度的变迁。这一规律不仅表现在中国的媒介制度变迁中，也可以从其他国家的媒介制度变迁中反映出来。“以印度为例，研究者指出，印度传媒的全球化对于打破国家对电视广播的控制，以此扩大公共领域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泽尔电视台就要比多达尔汗电视台更为关注反对党政治家的观点，并最终迫使多达尔汗电视台扩大自己的政治报道。（Herman&Mcchesney,1997）”[[4]](p434)但1949年以后，西方媒体被驱逐出境，外国媒介再也没有在中国大陆扎过根，1978年以来尽管有所改观，但直到今天，我们只允许在三星级以上涉外宾馆收看国外电视节目，外商投资传媒业受到严格限制。在本土，我们缺失了外国媒介的“参照物”与“竞争对手”。

（二）国际传媒的间接输入

如果说1949年以前国际媒体进入中国是以直接输入的方式进来的话，那么1978年以来，它更多地是以间接输入的方式影响国内媒介。间接输入是国际传媒影响国内媒体的第二条路径。国际媒介即便被拒之国门之外，但如果它能够被国内所看见，所感知。那么它仍然能够发挥对国内媒介制度变迁的影响。这时它的影响机制是：第一，树立一种制度示范，在另一个国度或区域内与国内媒介进行效率层面的“竞争”与比较，显示出两者的优劣，这种优劣可以通过媒介的公信力、影响力与媒介的营利能力等具体指标体现出来。一般而言，越具影响力与公信力，越具赢利能力的媒介其制度越优越，越具竞争力；第二，它可以通过报道国内所不能报道的新闻，提供国内所不能提供的信息，并通过“内销”的方式传播进来，影响国内的制度变革，同时削弱国内媒介的公信力，促进媒介制度变革，这时国际的媒介的作用在于开辟了另外一个传播渠道，能够打破国内的渠道封锁；第三，国际传媒界还通过评奖、交流或各种形式的合作为中国媒介树立制度参照，通过树立一个“西方标准”引导中国媒介的运行方向。这三点是在国际媒介可被观察和感知的情况下所能发挥的影响机制。但是如果国际媒介完全被隔离在一国领域之外，且其制度示范不能够被国内的同行或公众所观察与感知到，这时国外的媒介制度几乎对国内不起作用。然而要封锁这种观察渠道与感知渠道需要国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及各种资源，成本高昂，当成本高到无法维持下去的时候，制度变迁还是会发生，这是由媒介制度本身的效率与制度安排的“适意性”（社会成员的满意与适应程度）所决定的。[[5]](p246)处于媒介制度效率高端的西方国家，敢于对制度低端的国家开放，而不用投入资源进行传播渠道的封锁，正是因为这种制度安排本身是帕累托的，是有效率的，能够经得起外部制度的竞争与挑战。

国际媒介间接作用于国内媒介制度变迁的作用机制可以用下图来来表示：

不论是直接输入，还是间接输入。国际传媒的示范性与可模仿性是影响中国媒介转型的最重要的因素。从制度示范与借鉴来看，输出－输入国（或地区）之间的接近性越强（包括地域上的接近、文化传统上的接近、种族、人口的接近等等），移植与趋同的可能性越大。从这个角度来看，香港、台湾与新加坡以及东亚的日本、韩国及印度等国的媒介制度安排都能够为大陆的媒介制度变迁提供更多的借鉴。实际上，随着大陆、香港和台湾日益紧密的往来与联系，台湾、香港这两个华人社会的媒介制度安排及其效率很容易被大陆所观察到，这在客观上构成了“三种媒介制度”之间的竞争。制度安排的优劣与效率很容易显现出来，这在中国大陆的媒介制度变迁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以香港为例，香港作为另外一种制度体系，对于大陆包括媒介制度在内的制度体系的演化发生了重要影响。例如香港电视节目在广东的高收视率，香港凤凰卫视比之大陆电视台的竞争优势等，都会打破已有的媒介均衡格局，进而影响到中国的媒介制度安排。尽管在大陆目前的体制框架下，香港的媒介体制与媒介机制还只能在外围发挥影响，其影响不宜作过高估计，但也不能忽视“香港效应”的存在。[②]香港对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影响通过三种途径：一是通过影响中国政治制度变革带动媒介体制改革；二是树立媒介及媒介制度典范供大陆媒介及媒介管理者学习模仿；三是香港媒介直接或间接登陆大陆，与大陆媒介展开竞争，通过竞争改变大陆媒介生态。只要存在“制度效率”的差异，没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始终会受到挑战，并最终被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所取代，这是制度演化的规律所在。

二、1978年以来国际体系之于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传导机制

自1978年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国际体系”重新“嵌入”中国，通过加入ＷＴＯ，中国也将自己“嵌入”了国际体系之中。尽管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实际只开放了经济层面，即通过“价格机制”参与全球市场的分工与合作，但这个“价格机制”显然能够传达到“权力机制”和“意识形态的传播机制”上来，参与世界贸易体系的分工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使国家主权受到制约，也客观上冲击着封闭的意识形态，加速了另一种意识形态的传播。正如论者所言：“一旦开放的闸门被打开，国际力量就会通过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制度渠道介入国内的政治经济中。现有国际体系中由跨国公司、金融资本及其政治代理者组成的权力结合，因为其与中国巨大的投资与贸易利益以及因为这种日益增加的利益联系在中国国内生产的政策选择的机会成本，而加强了其影响中国国内变迁的权力。”[[6]]在国际体系以“物质流”、“金融流”为主要结构的硬权力的国际分配的过程中，以“价值流”、“观念流”为主要结构的意识形态分配也随之而来，它同样会有目的的塑造国内的政治经济。“嵌入到国际制度中的观念，无论是流行的世界观、原则的信念或者因果信念毫无疑问对中国的国内变迁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尽管这种作用很难评估与度量。跨国公司的投资、公民的跨界流动、学术交流、非政府组织团体的活动等等，这些力量打破了地理界限，在国际－国内之间扮演着沟通行为体的角色。国际观念结构通过沟通行为体的桥梁作用，作用于中国的国内转型。”[[7]]国际体系对中国媒介制度的影响也是一样。国际媒介制度，不管是宏观的管理制度，还微观的采编与经营制度，作为一种制度体系与观念体系，它会通过跨国媒介集团的投资、媒介人的跨界流动、媒介领域的学术交流、国际化了的媒介教育等途径渗入到国内的观念体系与制度体系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