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培仁：2007－2008年中国传播学发展报告

（本研究发展报告为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项目成果，负责人和统稿人为邵培仁教授，各主题研究报告的作者依次为邱戈、陈兵、何镇飚、廖卫民、吴。）

【摘要]2007－2008的中国传播学研究处在不断“发酵”和“骚动”中。传播理论方面，厚重的历史意识和强烈的现实感并重，这两种力量将成为本学科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媒介经济与管理实际上已经成为传播学研究的“主力军”，如此多关注，让人对其寄予很高的期待。广告和公共关系研究获得了新的发展，超越了一般的操作分析，寻找着自己的理论深度。新媒体和网络传播研究取得了重要的进展，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对传播理论和现实构成了双重挑战。本年度我们加入了对编辑出版学的分析，可以发现这个领域已自成体系，而其每一个方面都和传播学息息相关。成果有目共睹，理论创新、现实关怀的深化和研究的体系性还有待加强。在当前中国传播学发展的关键时刻，极其需要一些原创性的基础学理研究和典型的研究样本为未来定向。

【关键词】 中国传播学 研究进展 年度报告 文献综述

我们循例对2007－2008年度的中国传播学的发展进行综述，主要目标是勾画两年来一些重要的传播学研究方向和热点，在这之上则是想寻找那些能够引导我们的研究和学科走向未来的创新点。此次，在传播理论、媒介经济与管理、广告与公共关系研究、新媒体和网络传播研究四个传统的内容之外，我们增加了编辑出版研究，希望扩大传播学研究的理论视域。

一、多元开放的传播理论研究

2007－2008年的传播理论研究呈现出多元开放的态势。

（一）历史性反思涌现

两次重要的会议反映了研究者共同的历史关怀。2007年8间，在南昌召开了“2007中国传播学高端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题就是“传播学研究在中国：反思与展望”。会上发表了《传播学的反思与中国学派的传播哲学》和《传播学研究在中国的历史建构与实践》等重要的学术文献。2008年5月间，在深圳举行了“第十次中国传播学大会”，会议的主题是“从历史到未来：传播、对话、共享”，其中“传播学在中国三十年”成为核心议题。与此同时，大部分新闻与传播类学术刊物都设置了传播学研究的回顾性专栏。

许多研究者不约而同的投入到这个话题中。邵培仁，廖卫民是从学术论争入手的（《中国新闻与传播研究30年学术论争的历史考察（1978－2008）》，7/2008/1），李思屈等人在扎实的数据基础上提出了30年的12个学术热点（《中国新闻与传播研究30年12大学术热点》，7/2008/1），禹卫华，张国良追溯了效果研究在中国的进程（《传播学在中国三十年：效果研究的反思与进路》，2/2008/7），戴元光等人总结出四大传播学学群（《中国传播学研究学术旨趣与学术群――兼论中国传播学研究30年》，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

反思是回顾的目的。王怡红把“16字方针”看作一个本土化的“研究规范”，并以此来反思中国传播学研究三十年的进程（《从历史到现实：“16字方针”的意义阐释》，1/2007/4），胡翼青也从范式角度讨论了中国传播学研究的表层化问题（《论传播研究范式的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兼论中国传播学30年来的得失》，1/2007/4）。张健对中国传播学三十年来的回顾性研究进行了再研究，指出其问题意识和批判精神的匮乏（《话语型态与问题意识：中国传播学30年发展研究的再研究》，3/2008/4）。陈韬文则指出了中国传播学研究的问题与原因，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中国传播研究的发展困局：为什么与怎么办》，4/2008/1）

（二）经典重温与思想朔源艰苦尝试

面对中国传播学的历史困境，很多的思想家被重新召来为我们新的启发和灵感。

“批判的声音”再次响起。李彬（《批判学派在中国：以传播符号学为例》，新闻大学，2007，3）、刘海龙（《“传播学”引进中的“失踪者”：从1978年一1989年批判学派的引介看中国早期的传播学观念》，1/2007/4）等研究者从不同角度讨论批判学派。麦克鲁汉、米德、帕克等经典作家被多次提起（比如《论麦克卢汉媒介论预言的开创性贡献》，顾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8/1；胡翼青的《传播学四大奠基人神话的背后》，2/2007/4等）。一些当代的理论体系也获得了一定关注。邵培仁和廖卫民探讨了媒介生态学的理论来源和发展趋势（《思想•理论•趋势：对北美媒介生态学研究的一种历史考察》，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王晨燕探讨了媒介系统依赖理论（《鲍尔―洛基奇的传播基础结构理论探略》，3/2008/2），詹姆斯•凯瑞的传播“仪式观”的活力初显（陈力丹，《传播是信息的传递，还是一种仪式？》，2/2008/8；张建中，詹姆斯•凯瑞与美国传播学研究，2/2007/4）。

（三）新理论新方法的探索热情不减

一些研究尝试着发掘一些理论资源探索传播学研究的新路径。吴飞提出了聚焦到个体的社会网络分析（《社会传播网络分析――传播学研究的新进路》，《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4），喻国明等人提出了基于神经科学的实验研究，非常前沿（《基于神经科学的传播学研究――工具、路径与研究框架》，2/2008/7），范龙希望借鉴现象学的理路（《现象学： 一种可资传播学借鉴的哲学方法》，《重庆大学学报》/2007/1），梅琼林、连水兴指出了传播学研究的文化向度（《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开启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学术研究》/2007/7），李明伟则强调了媒介环境学派的范式价值（《作为一个研究范式的媒介环境学派》，2/2008/1）。邱戈在比较的基础上阐释了媒介身份研究的可行性和针对性（《比较语境中的媒介身份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5）。

（四）传播教育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段京肃在讨论中国传播学困境时都强调了传播教育存在的问题（传播学在中国遭遇的困境，4/2008/2）。吴廷俊、张振亭全面讨论了我国传播教育的问题和方向（我国传播教育向何处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2），刘海贵认为传播教育需要六个标志性突破（中国新闻传播教育改革企盼标志性突破，《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2），刘鸿英比较了中美两国的情况，指出了我们在教材、课程设置和教育理念存在的差距（中美两国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及教材的比较研究，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美国、德国和俄罗斯等国的传媒教育情况都得到介绍，比如詹正茂和杨扬的《德国高校媒介科学方向的专业设置》（青年记者/2007/5月上）。

（五）风险社会与危机传播研究持续升温

这和一系列社会危机性事件密切相关。《中国传播报告》在2008年第2期上发表了由童兵主持“大众传媒与风险社会研究”专栏，包括马凌的《媒介化社会与风险社会》、张涛甫《试论媒介化社会中的舆论风险》等五篇论文，从不同方面深入讨论了风险社会和媒介化社会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陈岳芬分析了风险社会中媒介的问题和责任（《风险社会危机传播困境之分析》，《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6）。马凌考虑在风险社会中重新界定传媒的功能（《新闻传媒在风险社会中的功能定位》，1/2007/4）。连水兴简明的谈到了风险社会背景下危机传播研究（《“风险社会”与危机传播研究》，13/2007/7），史安斌则梳理的危机传播的西方范式和中国的研究情况（《危机传播的“西方范式”及其在中国语境下的“本土化”问题》，2/2008/6）。

（六）传播与公共性的问题重新得到重视

出于对重大社会事件的关注，信息公开和公共性问题开始凸现。陶东风提出了新公共性建构的问题（《大众传播与新公共性的建构》，7/2008/4），杜骏飞从汶川地震事件出发讨论了信息公开的重要价值（《通往信息公开之路――汶川地震的传播学遗产》，2/2008/6），徐桂权则从社会知识生产的角度讨论了新闻的公共性（《新闻：从意识形态宣传到公共知识――知识社会学视野下的媒介研究及其理论意义》，2/2008/2），陈钢考察了网络传播是否能够带来公共领域的勃兴（《公共领域型变的传播学观照》，7/2007/3），胡忠青和邹华华考量了《公共领域视角下的“华南虎事件”》（《新闻界》/2008/1）。

（七）科技传播研究正在兴起

田松对科学传播的历史脉络、学术渊源和基本学术理念进行了梳理（《科学传播――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1/2007/2）。张婷等人通过科学知识图谱的方法来分析科学传播研究的知识构成（《当代科学传播研究的知识结构和相关知识领域――基于科学知识图谱的尝试性研究》，科普研究/2008/2），翟杰全指出了科技传播的三大源头（科技传播学三大源头，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以及由此发展出的社会发展、科学文化和技术传播三个研究方向，并就当前科技传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国内科技传播研究：三大方向与三大问题》，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8）。翟杰全和张丛丛认为科技传播研究需要从“普及范式”向“创新范式”转化（《科技传播研究：“普及范式”和“创新范式”》，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

（八）架构理论及传统理论得到应用和深化

框架分析和研究得到了注意：陈阳尝试廓清框架分析的内涵（《框架分析：一个亟待澄清的理论概念》，2/2007/4），李莉和张咏华以美国《传播学杂志》为例讨论了框架研究和议程设置及启动效应之间的碰撞与融合（《框架构建、议程设置和启动效应研究新视野》，2/2008/3），邓惟佳简述了架构理论的元理论研究，并分析了其对传播学研究的重要价值（《试论架构理论在新闻传播学的运用》，2/2008/3）。张军芳和潘霁认为“议程设置”改变了中国研究者对媒介的认识，同时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西学东渐”后的理论衍变――对中国“议题设置”理论研究（1986―2008年）的实证分析》，9/2008/6）。章永宏从中国本土特色出发提出了一种“关系中心说服模式”，无疑是对说服研究的丰富（《关于说服研究的本土化思考：一种基于关系分析的视角》，3/2008/2）。

（九）媒介素养转向实证阶段

除了一些理论梳理和介绍性文章外，媒介素养更多还是转入了实证阶段：戎琳的《论中国媒介素养主题论文的时空分布和发展趋势分析》分析了媒介素养研究的相关主题和未来趋势（8/2007/8）；覃川等人对清华大学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了媒介接触、认识、态度、能力、动机、知识、评价和意愿等一系列因素（《当代大学生媒介行为和媒介素养实证研究》，9/2007/4）。林晓华通过调查认为少数民族的媒介素养相对低下，信息沟呈现扩大的趋势（《少数民族农民媒介素养现状调查》，9/2008/2），郑欣通过对700名处级以上干部的问卷调查，从媒介认知、使用、接触和适用四个方面系统考察了政府官员的媒介素养情况（《政府官员：一个特殊群体的媒介认知及其应对行为研究》，1/2008/3）。

（十）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新动向

2007年11月召开的“公共危机与跨文化传播”国际学术会议，旨在探讨当公共危机中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如何沟通。姜飞从博弈论的视角分析了跨文化传播的力量角逐（《试析当前跨文化传播中力量的博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7/5）。孙英春强调通过知识整合达致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科学共同体”（《跨文化传播研究面临的“知识整合”》,《浙江学刊》/2007/3）。J.Z.爱门森介绍了源自跨文化传播领域的亚洲主张（《探足于“后现代”、“后美国”与“复古求变”的交叉河流――论国际传播理论的亚洲中心学派》，浙江社会科学/2008/8），陈国明与三池孝贤从跨文化的视角，提出了一种建立在亚洲文化基础上的亚洲中心主义的传播学研究视角，希望以此来终结欧洲中心主义范式的统治，具有理论创新价值。（《亚洲传播研究的蓬勃发展与未来：中国视角与日本视角（上、下），淮海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3）。

总的看来，传播理论研究的样态受到了三十年的时间节点和一系列重大的社会事件强烈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