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统有毛病？――关于传媒的悲观视点

一、写在前面的几句话

新闻界于我来说，从前当属忝列，今后多半还要跻身，而此刻，又在所修专业的视野之内，因此，对它的关注和思考是经常的。假如，我过去曾经工作过的媒体（安徽的报纸、电台、电视台），以及目前比较熟悉的媒体（主要是南京地区的），能够大致代表中国媒体现状的话，我承认我的看法是悲观的。虽然不敢夸口说已经洞悉了全部的困境和症结，但是业界的现状，的确使我处在一个焦灼和沮丧的情绪里。事实上，如果这种现状得以存续（我暂时看不出改变的可能和迹象），我很怀疑，自己是否还能保持思想的纯洁和心灵的平静。

那么游离在媒体圈之外--比如退尔做一个纯粹的新闻学者呢？

在现行的游戏规则之下，我依然没有把握，能否保持一个真正学人所必须的独立精神和无畏良知。换句话说，我不知道，会不会在诱惑与压力的双重脸色跟前皈依主流--或者至少是放弃个性与固守边缘。在新华书店的新闻专柜里，我们几乎找不到一本真正能叫做原创的东西，尽管书脊上都印着令人生畏的作者的名字。我担心到那时，即便我无法抹去对于新闻的热爱而仍然厕身其中，也会因为缺乏有成就感的实际工作而变得玩世和空虚。

当然我更有可能，像我的大多数伙伴一样，当年轻的激情过去之后，我将呼吸着那个圈子里甜蜜的舒适，要么在编辑部的格子间里下载影星绯闻，要么在丰盛的晚饭后扭亮台灯，打着哈欠写我的"学术论文"。

感谢上帝，现在我还没有老到那种地步。

二、主要是想拿报纸说事

早在一百年前，普利策的商业报纸就比我们今天玩的漂亮。一百年后，当报业竞争已经发展到几乎无所不用的时候，我们才能间或看到各种都市报对《世界报》的幼稚模仿。问题是，《世界报》除了煽情新闻之外还有"高质量"的社论版、有发动和倡议的各种社会运动作为灵魂支撑。普利策的确是把煽情作为吸引受众的最初手段，不过接下来，他还要给《世界报》的读者们灌输他所理解的崇高思想和健康理念。不管事实上是否成功和有无可能，我相信，他办报始终是以"消除社会弊病"为终极目的的。他后来包括捐建新闻学院之类的行为也足够证明其动机不俗。比起过去，我们的报纸倒是也不再缺乏人情味。同时，我们也学会了用各种煽情手段吸引受众。我们拥有了更多猥琐的市井俗事，无聊的明星消息以及各种莫须有的八卦新闻。但是，当受众被吸引过来之后，我们紧接着有什么更值得称道的东西为自己辩解吗？

以我写作此文当天的几张都市报为例。《金陵晚报》本地社会新闻栏的标题是：《女孩命丧情郎之手》、《硕士生横尸中山陵》、《醉酒少妇，险被撞死》、《吴福宏，为争舞伴砍伤人》、《风流快活不肯负责，女方被迫告上法庭--法院判决：你就是孩子他爸》、《一"三逃"患上精神病，投案自首不治而愈》……在这页标明"南京．社会"的专版上，除了两条广告之外，其他全部十条新闻（包括一条图片）都跟法制相关，而且都是批评性的报道。我们的读者，从编辑先生的菜单上看到的将是怎样一个"社会"呢？根据报道的"社会"，我们能够对真实的"社会"作出一个较为公允的看法吗？这里首先要指出，我并不认为，一定要严格按照所谓三七或者二八的比例安排正面和反面的报道，相反，新闻媒体由于自身的特殊性质，它理应在舆论监督和新闻批评方面负有更多的义务。但是无论如何，社会新闻不应简单等同于法制新闻（更何况，即便是法制新闻也会有不同的色彩和格调），在追求卖点（这一类的法制新闻一向被认为是最佳卖点）的同时，还不应放弃更广泛的社会责任。而我们的都市报，除了所谓"捐款救治花季少女"之外，似乎再也找不到更有创意的举措。当人们在南京街头看到修鞋师傅买下一份《扬子晚报》时，也许会惊叹此地的报业在争取受众方面是成功的，但是我要说，这种成功，如果有的话，至多也不过是在迎合受众低品位的方面战绩不俗。我们再来看一看同日《南京晨报》的"文化．娱乐"版，看看他们的编辑方针和审美情趣：《毛阿敏又被"涮"了一把--"男友"山奇称："恋情"传闻很无聊》、《李文以裸背亮相》、《张柏芝拍内衣，广告报酬过百万》……这些东西，称之为"娱乐"大约并无不妥，而叫它们做文化--是的，它们或许勉强可以算作某种广义上的文化，但是，跟"娱乐"对应和并列的"文化"，显然应该取其狭义。事实上，从这页所谓"文化．娱乐"版上，我很难找到一条真正有文化内涵的新闻。（有趣的是，关于李文光脊梁的消息被冠以大同小异的标题，登上了好几家报纸的所谓"文化娱乐"版--有时候，我会突然觉得人家把我们叫作狗仔队是恰如其分的）于是"文化．娱乐"变成了单纯的"娱乐"，而 "南京．社会"变成了"南京．法制"，这就是编辑先生给我们端上的精神大餐。在据说已经到来的厚报时代，我翻遍了整整一大沓新闻纸还是很难找到"高质量的社论版"，或者其他真正能称得上"监测环境"的独家报道（国际和国内的要闻、体育之类的栏目是日趋一律的脸孔，而且编辑方针和审美趣味也和前面的版面有相似的取向）。

他们是不是认定今天的读者已经集体弱智？从而只要给他们端上法制拼盘和体育色拉就会使之心满意足？他们好像并不认为报纸有义务对受众进行启蒙或者引导，相反，他们不在乎作出伪善的谦逊和殷勤的关切，只想着能掏出读者荷包里的分币和广告商地窖里的大银。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报纸用煽情手段吸引受众的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受众，更确切地说，就是为了赚钱，更多地赚钱。

"难道这有什么不对吗？"，他们也许会问："既然顾客喜欢通俗俗和搞笑，你又玩什么高雅与严肃呢？难道企业的成功不就在于更多地盈利吗？"--是，从一般意义上说的确如是。但是我们为什么说报纸是一种特殊的精神产品？这一类报纸，的确不同程度地做到了商业层面上的成功，我并不打算否认市民报在服务类版面上的成绩。比如证券，比如健康，比如物业和美容，比如娱乐和足球，甚至一些无关宏旨的对阴暗面的爆光。但是总体而言它在担当有价值的社会角色时是不够自觉的。我认为，在小区水管炸裂或者阴沟堵塞时表示一下夸张的义愤是远远不够的。而《儿子厕所插跟棍，老子如厕扎着腚》之类的报道也并非为了宏扬社会公德，而是仅仅为了哗众取宠搏君一笑。因为此类报道常常是"某处"和"张某"云云，真实性根本无从核实。还有更多的、更严肃的社会问题需要探讨和关注。比如关于经济与文化的一些较深层面的讨论和思考。实际上，即便是简单的市民投诉，也未必能得到媒体的支持，当被投诉的对象是大的广告客户时尤其如此。很少有报社愿意为一介小民开罪自己的财神爷。倒是有这样的情况：报社以读者的投诉为要挟，半真半假地向企业敲诈广告。一位在南京某报工作的朋友告诉笔者：事实上在他们报社，甚至有一批几乎能算作半专业的记者，放弃或者基本放弃了新闻采写，而专门以敲取广告费为生。由于跟整体利益的一致性，我怀疑即便算不上鼓励和纵容，报社对这种情况也至少是默许的。其实，由于新闻政策和事实上存在的各种羁绊，我们并不苛求媒体在所有问题上无所顾忌。然而如果当媒体为了一己私利，作为主动的一方与无德企业合谋的话，则性质就不同了。这时候，报社自身也蜕变为因握有某种特权而有恃无恐的恶势力了。历史上，报社一度在人们心目中是某种道德代言人，一个在政府和企业之外，代表着弱势方的清醒的旁观者（它们自己也好像喜欢以此自诩）。实际上，也唯有如此，它才能被称为第四种权力，也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冠生园月饼"事件为什么不是由南京媒体首先披露呢？这是一种偶然的情况吗？在此之前--或者为了避免争议假定是另一家企业，在遇到此类情况时，有没有以广告费为砝码跟媒体达成某种妥协呢？我实在想不通，一个没有行医资格的江湖游医，是如何通过看起来严密周全的广告审查制度的（众所周知，性病广告一度在全国泛滥成灾）。而后来被证明是骗局的诸如"频谱仪"以及"气功大师千里灭火"之类的把戏，不正是靠着媒体的推波助澜才走向神坛的吗？我很难想象报纸和读者一样，在最初也是毫不知情的。那么，是什么让我们的记者和编辑自愿交出了道德操守呢？我们再回头看看还只是"资产阶级改良家"的普利策--他能在州议会辩论时，用手枪击伤贪污分子，你能想象他会在采访时接受红包吗？

实际上，对于一个多元和健康的报业市场来说，南京有两份诸如此类的市民报纸是可以接受的。问题在于此类报纸的畸形繁荣。它使我们感受到来自业界和受众的双重忧虑。一方面，我们再没有更具眼光与责任的新闻人了吗？这一块受众蛋糕真的如此之大吗？我的意思是，我们受众的口味如此平庸和单一吗？我并不主张，一定要把市民报纸都办成《读书》杂志，实际上，《读书》更像是一本孤芳自赏的，带有排外性质的精英俱乐部（它好像也因为这一点为世人诟病）。但是，我不认为在屈身媚俗和自闭排外之间没有一个第三者。我不相信，现在意义上的市民报纸是唯一成功的市场定位。我们不能多几份比如《南方周末》或者《生活周刊》吗？

那么我们的党报呢？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党报是整体上排斥了低俗新闻和煽情报道的。但是，我们的党报系统内又有几家做到了哪怕大体上的成功呢？--它们的受众中有多少是有效受众，它们有多少自费订阅，它们在受众中究竟拥有多少号召力？

据说，美国新闻界是不把"美国之音"视作同行的，因为强烈的官方色彩，被认为会在现实上影响其报道的客观性。因尔他们常常被看成是政府人员。即便如此，我认为"美国之音"还是熟谙、并且遵守传播规律的，我坚信它有着一支高素质的从业队伍。我听过它的"与美国对话节目"，可以说，主持人把"藏舌头"的艺术运用到了无懈可击的地步。事实上它的新闻十分注重"新"、"短"、"快"、"活"，这里面，没有我们可以借鉴的东西吗？

难道，在李文裸背和市长开会之外就没有其他选择了吗？为什么国内的消息，连教科书也承认--外国通讯社常常比我们更快，我们的标题和结构总是呆板，总是在改写后才获得了新的生命力。难道在具体的业务层面上，我们也无法赶上我们的国外同行吗？

这让我想起了曾经工作过的某家报馆。按理说，包括报纸在内的大众传媒，在使用本民族的规范语言方面，一般说来负有更多的义务和责任。而老编和老记的最起码的素质就是文字了吧？但是闹出的笑话是层出不穷的。有一个记者写过一篇稿子，标题是"今夏电扇销售不让须眉。"--作者认为"不让须眉"，就是说不比对方差的一种文雅说法（而"对方"是可以随便换用的。）另一位编辑水平更高，他做过一个标题大致是：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亚宁"不让须眉"--我猜想原意是说，亚宁小小年纪（还没长胡子？），一点也不比那些长了胡子的老主持人差。其实我们只要稍微留意，就能在其他的报纸上发现诸如此类的经典硬伤：中国文学大师灿若星河，钱钟书就"忝列其中"、"家侄舍叔"、谁谁心潮澎湃，不能"自己"，我一定"光临"，"先父"笑着对我说之类，不一而足。

试想文字荒疏至此，又遑论其他。在我接触到的党报圈内有几种近于可笑的观点。最典型的如新闻是严肃的，写得太好看就会变成文学；再有仿佛阴魂不散的文革思路，审稿者总是能异想天开地从文字里发现"政治错误"。

总之，在某种意义上，当我们的商业报纸走得太远时，党报还步履蹒跚。

三、顺便戳一下电视主持人

就以最近一次的央视主持人大赛为例。因为我想，它大概可以代表着我们选拔人才的最高标准和整体水平。本来就是各地方台层层把关推荐，何况又扛着推出新人、张扬个性的大旗。我注意到，凡让提前准备的，比如背台词走台步哪儿该说笑话哪儿该玩深沉都挺好；临场部分就"逊"多了，故事诌不圆音乐听不懂不算，但给人的感觉是赛手们好像连初中英语也没有学过。

我们的电视主持人究竟缺少些什么？正如新闻教科书里所称，像沃尔夫．克朗特和爱得华．默罗那样的主持人严格意义上说我们还没有。-- 我们不是也有到处露脸签名出书的所谓几大"名嘴"吗？--那感觉可差远了。方宏进，还有吹鼓手们常在一块捧的白与水，都是学问不见得多大却老杵着个道貌岸然的脸，仿佛咱们全是混蛋，真理永远都在他们那边似的。盛名之下的敬一丹，给我的感觉是，刻意为之的和蔼，跟"长着早晨一般的脸"的简．波利有霄壤之别，就我个人而言，多半我一听敬阿姨语重心长就换台逃命。换句话说，他们居高临下，透着掩饰不住的优越感，不能完全摆脱说教念经般的传统腔调。其他的，就不说老爱在采访对象的脊梁上抠抠摸摸的倪萍前辈了，一口一个别紧张弄得人家特紧张；说当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