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龙：网络民粹主义的话语垄断策略

在当前的网络舆论环境下，有一种现象特别引人注目，一个小小的事件，稍不注意就可能在网络空间引发轩然大波，甚至从虚拟空间走向现实，由虚拟情绪发泄演变为现实的打砸抢，直至造成社会动荡。这种网络舆论演变模式，带有很强的民粹主义倾向。

网络民粹主义的话语，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已经形成套路化、模式化的特点，即每次有事件发生，都可以归结到用某种特定的话语结构、话语逻辑如反腐败、反贫富差距等加以解释，可以说这套话语越来越完备，以至于成为万能钥匙，可以开启每个具体事件的大门。这种模式化的话语原型结构几乎可以视为是民粹主义活动的预案。

话语存在于舆论之中，舆论以民意驱动为主导，又以舆论平息为终结。民粹主义在这一话语演进模式中不是顺其自然，而是有所作为的。这个模式越来越具有霸权性，很多情况下司法、媒体、政府都被裹挟，而显得无可奈何、无所适从。网络民粹主义话语垄断是怎么形成的？它的来龙去脉是怎样的？本文拟作一理性的分析、探讨。

一、网络民粹主义话语垄断的成因

民粹主义话语有明显的倾向性，“人民成了不能被批评的敏感词汇，因为人民是改革进程的利益受损者和道德沦丧的社会里的唯一美德保存者，每当发生贫富阶层或个体之间的社会冲突，不管谁是有道理者，互联网的往往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民意”总是自然地压倒性地倾向于弱势者一方，对于强调理性讨论的知识分子的发言总是不屑一顾，或者口诛笔伐。”［1］按照英国学者保罗・塔格特的解释，“哪些是人民，哪些不是人民，在实践中民粹主义者更容易确定后者。对社会集团的妖魔化，特别是对精英的憎恶使民粹主义者树立了政敌，但这也正是其构建自身的一个重要部分。……更为重要的是，民粹主义者有这样的倾向，他们通常站在自己所排斥、厌恶的社会集团的对立面上来描述自身。民粹主义者的言语中充满了对头脑敏锐的知识分子、官僚、雇佣文人、财主、强盗头领、披头士和财阀的诋毁。”［2］127站在底层社会立场上对厌恶的社会集团进行抗争，在话语中就体现了竞争意味。

网络民粹主义的话语垄断，源于信息的不透明、不畅通以及客观存在的社会不公正、不公平，贫富差距给了网络民粹主义以可趁之机，话语本身即带有进攻意味。话语强占可以达到压制其他话语的效果。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强占话语上风呢？因为民粹主义的诉求，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声音，达到“魔弹效果”，引发从众人群的围观。

众声喧哗，往往造成话语多元化格局，不容易实现其自身的诉求，只有通过控制声音，营造“声势浩大”的气氛，才能形成单一的、清晰的诉求指向。在每一次关于重大事件的舆论中，民粹主义者的诉求指向往往都十分相似，即渲染对立面的负面形象，涉及警察的，就大肆渲染警察的负面形象；涉及官员的，就大肆渲染官员的负面形象；涉及富人的，就大肆渲染富人的负面形象。用少数违法官员、警察、城管、富人的负面形象，代替所有官员、警察、城管、富人形象。正如其宣称所代表的“人民”、“百姓”是抽象的概念一样，其“官员”、“警察”、“富人”等也被抽象化了。作为话语表述的修辞，这种抽象化的做法，巧妙地将具体个案转化为普遍现象，从而将矛头直指现行政治、现行制度。

为了维护话语霸权，主导话语往往对不同意见进行打压、谩骂、人格侮辱，甚至“人肉搜索”，必欲置对方于死地，从本质上说，话语垄断是一种典型的话语专制。这种话语专制表现为只能认同一种观点，即所谓“大多数”人的观点，不能容忍其他观点或话语形式，若有人提出不同意见，那么这个人就是敌人。网络民粹主义在培植敏感社会群体方面扮演推波助澜的角色，久而久之在网络空间培植了病态的社会情绪。

网络空间民粹主义话语强占机制的形成，是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社会矛盾客观存在，且有激化的可能 ；媒介使用的易得性和发言空间的自由度 ；网民中间群体的盲从等。

首先，中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产生一些社会矛盾，这些社会矛盾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就形成了民怨的积淀，这是网络民粹主义产生的社会基础。集中起来主要体现在对信息透明公开、社会公平、法律正义等的诉求上。围绕真理或真相的探究，网络舆论中话语主导权的争夺，历来十分激烈。早在2008年，“周老虎事件”就有所表露，事件争议的结果已经很清楚，问题不是网民与陕西农民周正龙过不去，非要跟他较劲，而是“周老虎”事件中，关于“真相”话语的较量。起初舆论是在一种比较健康的状态中发展的，由于官方部门对造假事件调查、处理不及时，导致了舆论狂潮的兴起，进而进入舆论审判过程。客观地说，民粹主义在这次事件中总体的作用是利大于弊。但在很多情况下，它所扮演的角色都是反面的。

现实生活中，老百姓受到不公正待遇必将有所表现，他们需要有讲道理的地方，网络为他们提供了平台。但是在网上的意见表达是非理性的，在对法律正义、公平的诉求中，往往不能冷静对待，很轻易就汇入民粹主义的洪流。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的背景下，官民、贫富矛盾日益激化，反映到网络空间，久而久之就形成固定的话语模式。不管事件是何种原因、何种性质的，只要是能套用这个话语模式的，就直接将言论导向这个话语模式，所以我们看到，个案事件引爆的草根运动越来越常态化。抢占话语先机，成为网络空间争夺话语权的一种常见行为。当一种话语被煽动或鼓动起来后，要想成为强势话语，必须要借助一些手段，民粹主义的做法就是将事态闹大，因为他们深知，“闹大才会引起关注”，还会有一些人自觉成为网络推手。这些推手是心甘情愿加入、参与这些活动之中的，来无影去无踪，所起的作用就是为网络舆论造势。

民粹主义话语强占，正是看到舆论形成过程的复杂性，利用信息传播中所谓的“破窗效应”，通过“爆料”、过激言论、假消息、假事件等引起网民关注，从而控制舆论走向。某一事件只要关涉社会矛盾，它就会成为社会大众广泛关注的议题，最终成为引发社会动乱的重大事件。网络意见的博弈，根本一点在于对注意力的吸引，引起围观，引发共鸣，甚至骂街也能引来围观。再加上话语操控者具有隐蔽性的特点，这使得他们可以随处、随意散布消息，发布网络消息不会有任何风险，也不必承担任何责任。“破窗效应”的启示在于，传播领域中任何一种不良社会现象的存在，都会导致不良信息的无限扩展和恶性循环，而这种紊乱的信息环境，对受众具有强烈的暗示性和诱导性。

其次，新媒体尤其是微博时代的到来，面向社会大众传播的门槛放低了，媒介使用和发言的自由度大大提升。人人皆是传播者，话语权威被颠覆、被解构，由此，新媒体开启一个否定话语中心和话语权威的时代 ；同时，随着传播内容的去中心化，也迎来了一个传播活动无政府主义的时代。一方面，基于移动终端使用时间的碎片化、使用形式的随意化，其传播内容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自由化特征 ；另一方面，用户在博客、微博、网络论坛、聊天室等信息交流平台上的发言，往往带有个人主观意图和情绪，因而就必然有话语权争夺，而随着话语权的争夺日益激烈，议题建构也往往不择手段，其中“爆料”、过激言论、信息造假等成为议题常见的“搏出位”手段。正因为网络议题造假的不易受惩罚，这一可以预见的低代价结果使得一些人可以胆大妄为。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民粹主义打着合适的、冠冕堂皇的旗号，粉墨登场了。

再次，网络空间民意往往表现出强烈的盲从，那是对于事实的高度符号化反应，只要涉及强势群体，如官员、富商、警察、城管、专家，民意便几乎一边倒地呈现出否定性评价。随着平民话语权的增长，言论的表达可以无所顾忌。秩序的公正性、合法性，正受到强烈质疑。这种民粹倾向的质疑，并非有助于改进制度的积极性力量，相反它在多数时刻，构成了对于现实秩序的狂暴反抗，体现出危险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与激进的暴力诉求。在“杨佳袭警案”中，杨佳受到了80%的网民的支持，网络空间是与非荡然无存，法律层面的理性思考全然不顾，这种盲从不是“无脑”式简单的盲从，而是带有情绪的盲从，它的危害更大。例如，在湖北公安县纪委干部“十一刀自杀案”网络相关舆论中，网民对警方的调查结论表示强烈的不信任、不认可。这种对于现行秩序的高涨的破坏欲望，并不仅仅局限于公权力领域 ；相反，它几乎涉及所有存在不平等关系的社会领域当中。

二、网络民粹主义话语垄断策略

民粹主义有特定的口号、诉求，但却没有完整、系统的思想体系，然而，这并不表明他们不讲究策略。网络民粹主义话语策略，就是强化其意识形态中的话语标签、话语口号，仇富、仇官成为其政治话语口号的关键词。在贴标签过程中，人民和敌人可以迅速地简单归类。

在民粹主义者的视野里，官员与人民一样，都是抽象概念，而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关于某个群体的抽象概念，往往又是以偏概全的。在民粹主义者那里，人民概念与具体某个市民是没有区别的，常常以抽象概念代表具体的人和事，例如，人民都是代表正义的，人民都是淳朴的，人民都是善良的，因此，在具体事件中，某个公民也就是人民，也都代表正义，代表善良，错的只会是人民的对立面――官员。在民粹主义话语实践中，官员也是抽象的概念，没有具体的某个官员，因此，也就无法做出好坏分类，抽象的官员概念，在社会评判上统统是负面的。也就是说，官员在民粹主义话语实践中就是地方恶霸，他们颠倒黑白、鱼肉百姓、贪污腐败，是千夫所指、万民痛恨的敌对阶级。在一些网络舆论中已经形成反腐败、反官员、反富人的固定话语模式，而且在所有的案件中要形成舆论，使用这种话语模式，所向披靡，反官、反富可以作为揭竿而起的口号，其社会号召、动员功能不言而喻。这种话语在草根阶层很有市场，因而常被利用，并且在话语交锋中常常处于有利地位。2011年，在药家鑫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律师就是编造了许多诸如“权二代”等虚假信息，引发了喊杀连天舆论狂潮，直接影响了该案的审理。2011年9月温州一富家子弟与某店主发生争执，围观者直指其为“权二代”，编造他曾说“我爸是市长”的谎言，导致其奔驰车被砸。

民粹主义的话语强占策略，突出地表现为“将事态闹大”，其做法是在舆论中对某些议题进行加工，使其更利于贴简单化标签。有利于将“人民”与“敌人”进行明确区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其常见手段有 ：

1.扣帽子。所谓“扣帽子”是指不分青红皂白，直接给处于风口浪尖的当事人扣上“权二代”、“富二代”、“贪官”、“杀人犯”之类的负面帽子。扣帽子是“文革”遗风，借助这种手段，可以使那些不能做出准确判断的网民很快做出是非判断。扣帽子的手法大多是无限上纲上线。问题根本没有严重到某种程度，但却被妖魔化为一种罪大恶极的状态。“河北大学交通肇事案”中，对那些将“我爸是李刚”等同于“仗势欺人”、“打压百姓”代名词的民众来说，李刚彻底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坏人。“李刚逼供门”报道一出，媒体转载者众，评论员纷纷撰文要求李刚出面解释，典型标题是“拿什么来拯救李刚？”“‘李刚门前传’比‘李刚门’更加‘精彩’”。人们认为李刚的逼供与李启铭的跋扈一脉相承、互相印证，足以说明“权二代”传言不虚。李刚在“反官”、“仇官”话语浪潮中被塑造成恶霸形象。

2.谎言。即散布虚假信息，以引发愤慨。二战时期，德国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有句名言叫做“谎言重复一千遍即成为真理”。法西斯的宣传策略早已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但其阴魂不散。由于“爆料”虚假信息，可以迅速引起围观，进而可以“将事件闹大”。“河北大学交通肇事案”，当事人之父李刚被“爆料”有5套豪宅，李刚逼供某抢劫犯。“李双江之子打人案”中的当事人苏某被说成是山西某厅长之子，仅仅因为他姓苏。调查结果表明均属子虚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