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明俊：论“清真文化”的起源与演变

摘要：伊斯兰教传入我国以后，从明代开始，自觉与中国文化相适应，开始本土化发展道路。“清真”原本是中国传统文化产物，明初与伊斯兰教相结合，之后回族穆斯林不断充实其内涵，逐渐形成清真饮食文化、清真宗教文化、清真书报文化、清真教育文化等。“清真”在构建中国穆斯林文化认同、文化整合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同时“清真”作为我国穆斯林信仰及生活方式汉语表达的象征符号，已经渗透到我国回族等穆斯林生活的各个方面，逐渐形成中国回族等穆斯林特有的“清真文化”。

关键词：清真  清真文化 回族  文化构建

作者简介：丁明俊（1962――），北方民族大学回族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回族伊斯兰文化研究。

自元末明初开始，伴随着回族的形成，“清真”一词被回族社会普遍使用。不同历史时期，回族穆斯林赋予“清真”不同的文化内涵，明朝初年使用到清真寺，之后以 “清真”指代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信仰体系、宗教功修相结合，对“清真教”内涵进行阐释，并著有《清真大学》《清真指南》《清真释疑》等著作。民国时期“清真”一词内涵有所扩大，被引入到文化教育，称为“清真教”。明末清初回族学者王岱舆、刘智、马注等将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的修、齐、治、平、仁、义、礼、智、忠、孝、廉、耻以及宋明理学与领域，回族创办的一些报刊也以清真命名，如《清真铎报》《清真汇报》《清真周刊》《清真月刊》《清真导报》《清真教刊》《清真学理译著》等，同时出现清真阅览室。回民所办学校、社团组织及一些文化实体也以“清真”命名，如北平清真中学、清真研究社，清真书局等。民国时期回族穆斯林将伊斯兰教法所允许的“Halal”食品称为清真食品。至此，清真文化已经渗透到我国回族等穆斯林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穆斯林文化认同符号。在一定程度“清真”一词的内涵演变，也是我国汉语穆斯林群体文化构建的过程。

一、“清真”、“清真教”“清真寺”名称的出现

“清真”一词最早来自古汉语，作纯洁、质朴、清廉、明晰、干净之解，也曾被道家用来表示“纯真朴素”、“幽静高洁”之意。唐代诗人李白诗作中频频出现“清真“二字”，如：“我家仙翁爱清真，才雄草圣凌古人。”、“韩生信英彦，裴子含清真。”“右军本清真”、“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等诗句。唐代姚合《寄石书院僧》有“不会门外地，斋戒得清真”的诗句。宋代陆游《园中赏梅》“阅尽千葩百卉春，此花风味独清真”。宋代著名诗人黄庭坚的作品中也有“二宗性清真，俱抱岁寒节”。《世说新语》有“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北宋著名词人周邦彦，字美成，号清真居士，其所著《清真集》比较著名，其格律严谨、语言曲丽精致，长调尤善铺叙，自称一派，被后人所推崇。其词有“清真长调”、“清真格律”，“清真风骨”之称[1]，这里的清真就是纯洁质朴之意。道教有以清真命名的寺院，如“清真观”至今还在使用。明弘治二年（1489）重修的犹太教堂亦以“清真寺”命名。

伊斯兰教传入我国以后，唐、宋时期称大食法、大食教、天方教，元以后有回回教、清净教、回教、回回教门等称谓。至明代“清真教”一词普遍被回族社会所使用，刘智《天方至圣实录》卷二十所收朱元璋《至圣百字赞》称“明太祖高皇帝敕建礼拜寺于金陵，御制至圣百字赞”，其中有一句“教名清真”；明武宗在评介伊斯兰教时称：“惟清真认主之教深原于正理”。至此“清真教”成了“回教”的代称，与回教并用。之后“清真”一词广泛流行，并逐渐被回族大众所接受。

明代“清真”开始与回族礼拜寺相联系，“清真寺”逐渐成为回族礼拜寺的统一称谓。早期清真寺大多为阿拉伯、波斯等国家或地区到中国从事贸易活动的蕃客、贡使及后代所修建，尚无统一固定名称，有礼拜寺、真教寺、清净寺、唐明寺、法明寺、海音观、回回堂等称谓。有些礼拜寺经多次重修，名称也随之变换，如杭州凤凰寺，明成化《杭州府志》称“礼拜寺”，《西湖游览志》、万历《杭州府志》称“真教寺”，《杭俗遗风》载“回回堂”，1884年以后又称“凤凰寺”。至于西安化觉巷清真寺现存唐天宝元年（742）的《创建清真寺碑》，经日本学者桑原骘藏，中国学者陈垣、白寿彝等多位专家考证，认为此碑是明代人撰写的托古伪碑，桑原骘藏认为，《创建清真寺碑》是明洪武十八年至嘉靖五年间所立[2]。

唐、宋东来蕃客所建礼拜寺主要在东南沿海港口及内陆国都城市，如长安、开封、北京等地。元代随回回人大举东来，礼拜寺已散布全国各地。据元至正八年（1348）河北定州“重建礼拜寺记”记载，“今近而京城，远而诸路，其寺万余，俱西向以行拜天之礼”[3]。

北京三里河清真寺保存的明天启四年（1624）“重修清真寺碑记”记载“寺以清真，志洁也；清真以礼拜寺名，志敬也”，“于是中华有礼拜清真寺，辇毂四隅，尤各有敕寺，而不可枚举”[4]。从全国各地礼拜寺保存的明清时期碑文看，至清朝末年，并非所有礼拜寺都称为“清真寺”。为了得到中国社会士大夫阶层对伊斯兰教认可，许多礼拜寺碑文将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会，如元代至正八年（1348）年河北定州《重建礼拜寺记》载“况其奉正朔、躬庸租，君臣之义无所异；上而慈、下而孝，父母之亲无所异；以至于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举无所异”。杭州凤凰寺保存的清康熙九年（1670）碑记“其教以清洁为主，不事像设。每日有五时之拜，摄心于日矣。每月有主玛尔之拜，摄心于月矣。每岁有一月之斋，饥不食，渴不饮，以消三毒五浊之愆，摄心于岁矣。……至于视国民，笃父子之亲，凛君臣之义，与尧、舜、周公、孔子遗书无异”。民国11年（1922）河北一清真寺碑文也称“举凡吾教之礼拜所以示敬，斋戒之所以忍性，沐浴之所以洁身，寡欲之所以养心，患难则为之相助，死丧则为之相送，无往而不通乎孔子之道也。汉民对于孔子，皆竭其崇敬之忱，吾回民独可数典而忘祖？”[5]表明从元末明初，伴随着回族的形成，回族等民族所承载的伊斯兰教已经走向本土化发展道路，主动与中国封建社会相适应。

二、回族“清真寺”与开封犹太教“清真寺”辨析

明代初期河南开封也出现犹太教“清真寺”。有学者认为，最早用“清真”一词来称呼自己宗教寺院，是中国河南开封犹太人[6]，他们在明弘治二年（1486）所立的《清真寺碑记》中说，“元至元十六年己卯，吾思达重建古刹清真寺，坐落土市街东南。”“以是寺不可无典守者，惟李诚、李实、俺平徒、艾瑞……等，正经熟晓，劝人为善，呼为满剌”[7]。“俺诚医士，永乐十九年奉周府定王传令，赐香重修清真寺，寺中奉大明皇帝万万岁牌”。

该寺还有一通正德七年（1512）《尊崇道经寺记》碑。对“尊崇道经寺记”的名称，学界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有学者指出“到了明代中叶，伊斯兰教称清真教，其寺院为清真寺已占了绝对优势，犹太人在正德七年重建会堂时，力避清真之说，改称尊崇道经寺，到了清康熙二年（1663）又恢复原名为清真寺”[8] 。也有学者认为，犹太人在明朝放弃“清真”称号是由于当时犹太人已经面临着被同化的危机，左唐作为犹太人，撰写《尊崇道经寺记》时，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在著述碑文时摒弃清真称号，而改名为尊崇道经寺[9]。

而当时汉族社会也往往将伊斯兰教与犹太教相混淆，对此著名历史学家陈垣教授早在1919年发表《东方杂志》的《开封一赐乐业教考》一文对伊斯兰教与犹太教之间的相同之处做了详尽分析与比较：

犹太教与回教不同，人或混视为一。推原其故，则回教人为吾人所习见，回教寺名清真，一赐乐业寺名亦清真。正德碑力避清真之名，正以此故。开封犹太族，面目与汉人特异，而习俗与回教略同：回教奉祀一神，一赐乐业亦奉祀一神；回教守安息日，一赐乐业亦守安息日；回教每日五时礼拜，一赐乐业也每日三时礼拜；回教行割礼，一赐乐业也亦行割礼；回教不食豕肉，一赐乐业亦不食豕肉；回教能书记者谓之毛喇，一赐乐业亦通经者为毛喇；正德碑叙述先世，有阿耽（亚当）、女娲（娜亚）、阿无罗汉（亚伯拉罕）、以思哈（以撒）、雅呵厥勿(雅各)、乜摄（摩西）；回教叙述祖师，也阿丹、努海、易卜拉欣、易司哈格、叶而孤白、母撒。以此种种，局外人容易混视。[10]

康熙二年（1662）河南开封犹太人《重建清真寺记》碑，对犹太教历史、教义教规、清真寺进行介绍。从弘治、康熙碑内容可以看出犹太教也一度称为“清真教”，也在极力试图融入中国社会，如弘治碑称“愚惟三教，各有殿宇，尊崇其主。在儒则有大成殿，尊崇孔子；在释则有圣容殿，尊崇尼牟（照原碑）；在道则有玉皇殿，尊崇三清。在清真，则有一赐乐业殿，尊崇皇天。其儒教与本教，虽大同小异，然其立心制行，亦不过敬天道、尊祖宗、重君臣、孝父母、和妻子、序尊卑、教朋友，而不外五伦矣。”[11]在弘治碑中，将通晓经典之人称为满剌，寺内设万岁碑。在康熙碑中，除保留“满剌”外，又出现“掌教”称谓，如“聘请掌教李祯、满剌李承先，参互考订焉”，整理犹太教经典。这与明代后期回族清真寺实行“三掌教制”极为相似。弘治二年犹太教《重建清真寺碑记》立碑人自称“清真后人”。因此开封犹太人不仅使用“清真寺”来指称他们寺院，也将犹太教称“清真教”，并有“清真人”出现。

据此有学者认为，中国回族穆斯林使用“清真”一词，相对来说时间较晚，马寿千教授认为，“目前所知最早取名清真的礼拜寺是北京东四清真寺。从不少伊斯兰教的碑刻匾额和地方志等文献看，大约明末清初，各地新建或重修的礼拜寺，已经普遍称作清真寺。与此同时，清真教的名称正式出现，对‘清真’一词的考释也随着伊斯兰教汉文译著的大批出现而开始”。[12]

查，东四清真寺原名礼拜寺，大约创建于元至正六年（1346），明正统十二年（1450）年由时任都督府同知的回民陈□友出资重建，“寺成，蒙恩赐额曰‘清真寺’”[13]。明代宗朱祁钰为东四礼拜寺题写“清真寺”匾额，并列入官寺，开学阿訇冠带主持，且享受朝廷俸禄，在回族社会引起较大反响，许多礼拜寺也开始更名清真寺。

从一些清真寺遗存碑刻及相关资料记载来看，回族使用“清真寺”应该早于开封犹太教。据马注《清真指南》中关于西安化觉巷清真寺创建、重修时间记载：

唐天宝元年春，上以为西域圣人之道同于中国圣人之道。其立教本于正，知天地化生之理，通幽明死生之说，纲常伦理，食息起居，罔不有道，罔不畏天，圣道虽同（通）行于西域，而东土未闻焉。乃命工部督工官罗天爵董理匠役，建寺长安，赐名“清教寺”，崇奉圣教，以导其众。玄宗朝复敕改“唐明寺”。宋靖康二年，差指挥佥事阿讨剌督工重修。元中统时，敕命余祖伯颜淮安王督修。至元年间余祖赛典赤咸阳王奉敕重修，奏请敕赐“清真”。[14]

清代著名汉文译著家马注（1640―1711）自称咸阳王赛典赤十五世孙，对先祖在元代重修西安化觉巷礼拜寺历史比较关注，他认为化觉巷礼拜寺在至元（1264―1294）年间经其先祖赛典赤咸阳王奉元世祖忽必烈命重修，寺成，奏请敕赐“清真”。如果此条史料准确，回族早于开封犹太人使用“清真寺”一百年以上。

马注的记载准确与否，对判断这一案例至关重要，西安化觉巷清真寺现存明嘉靖五年(1526)所立《敕赐清修寺重修碑》记载：

是道也，西域圣人之道也，其详载于旧碑不复予赘，但考其寺之颠末，其初创立于唐之天宝元年三月，工部差督工官罗天爵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