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行霈：国学的当代形态与当代意义

一

我国古代所谓“国学”，是指国家设立的学校（《周礼•春官•乐师》：“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这与近代以来所谓“国学”的涵义不同。近代以来所谓“国学”一词，有学者认为源自日本，江户时代中期日本思想界一部分人，如荷田春满等提倡对日本的古代典籍进行研究，以探明本土固有的文化，遂有“国学”之称。“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推行欧化政策，导致社会出现彻底洋化的偏激倾向。1888年，三宅雪岭、志贺重昂等人成立政教社，鼓吹国粹思想，以求扭转偏向。”（参见桑兵：《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与西学》，《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或许是受这种思潮的影响，1902年秋，梁启超曾与黄遵宪等人商议，拟在日本创办《国学报》。1904年，邓实发表《国学保存论》（《政艺通报》第3期），论述了保存“国学”的重要性。1905年，邓实、黄节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国学保存会，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国学保存会简章》），出版《国粹学报》，撰稿人除了邓实、黄节，还有章炳麟、刘师培、陈去病、黄侃、马叙伦等，他们或为中国同盟会会员，或倾向民主革命。提倡“国学”与他们从事的革命活动大方向是一致的，而“国学”的“国”字，则包含了爱国的情结。1906年，章炳麟在日本鼓吹反满革命，同时提倡研究国学。留日青年成立国学讲习会，请他讲授国学，鲁迅就是学生之一。1922年4月至6月间，章炳麟在上海讲“国学大概”和“国学派别”。1934年，章炳麟在苏州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对国学做了总结性的讲解。章炳麟上述几次演讲经过记录整理，出版了《国故论衡》（日本东京1910年初版，后多次再版）、《国学概论》（曹聚仁编，泰东图书局1922年第1版）、《章太炎国学演讲录》（张冥飞笔述、严柏梁加注，梁溪图书馆，1925年上海第3版）等书，在二三十年代影响很大。章炳麟所谓国学分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文学”五部分，由此可以看出他对国学范围的界定。此外，胡适、顾颉刚、钱穆等人也有关于“国学”“国故”“国粹”的种种论述（以上关于“国学”的追溯，以及国学、国故、国粹等说法，参看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三联书店2003年版）。各家的说法颇有分歧，在这里无须详加辨析，若就其大致相同的方面而言，可以说“国学”即中国固有的学术，以及研究中国传统的典籍、学术与文化的学问。

清末民初国学的兴起，与当时的社会思潮有密切的关系。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一些有志之士努力向西方寻找救亡图存之道，西学东渐成为社会的潮流。在这过程中一部分学者担心自己国家固有的学术文化衰微，于是提倡国学。考察他们的初衷，明显地带有救亡图存的意思，以及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愿望。

国学的提出虽然与西学东渐的刺激有关，但是从国学研究的实绩看来，还是或多或少地吸取了西方的理念和方法。特别是20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在吸收世界各国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的同时，也以新的眼光审视自己国家数千年来固有的传统。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词中明确地说：“我们现在治国学，必须要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要向欧美日本学者学习。此时的“国学”和以前的汉学、宋学、乾嘉考据学相比，论范围已经远远超出，论观念已经几度更新，论方法已经更加科学化、系统化。我们不妨以章炳麟所谓国学的五类略加说明。小学，本来是以通经为宗旨的学问，在接受了西方语言学的滋养后，已经发展为以描述语言文字发展规律为宗旨的汉语语言学和文字学。经学和诸子学，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原先虽有《宋元学案》（清黄宗羲、黄百家、全祖望等人合著）、《明儒学案》（黄宗羲著）之类讲述某一朝代儒学师承和派别的著作，但没有以近代方法编写的中国哲学通史，胡适在北京大学的讲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是发轫之作。这种哲学通史已不再局限于经学，而是将儒家经典与诸子著作、佛学典籍进行综合的研究，描述了历代思想、哲学的变化发展，从而成为经学和诸子学未能包括的一门新的学科。在史学领域，用新的方法撰写的通史、断代史，以及政治制度史、文化史等侧重于某一方面的历史著作蔚为大观；中外交通史、中国科技史引起重视，并成为新的学科；传统的舆地学发展为历史地理学；金石学发展为现代考古学。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顾颉刚关于“层累地造成”古史的学说，影响了一代史学研究；王国维提倡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第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这种“二重证据法”为史学打开了新的局面。考古学的新成果，如殷墟卜辞的发现、汉简的发现、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引起史学、文学、文字学、语言学、宗教学等众多学科的巨大变化，敦煌学进入了“国学”的疆域。在文学方面，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的出版，将戏曲纳入文学史研究的范围；1920年鲁迅应蔡元培校长之邀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从此，被视为“小道”的小说登上了大雅之堂，他的讲义《中国小说史略》成为中国小说史的开山之作。于是，戏曲和小说的研究也进入国学的领域。凡此种种，都使国学出现了新的面貌。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所发生的这些变化，足以使我们将20世纪以来的“国学”和以往的学术区别开来。

二

今天我们又面临一个新的继往开来的时代，这是一个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时代，是一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此时，我们所研究的“国学”也应当以一种新的、富有当代特色的形态出现。我之所以提出“国学的当代形态”这个命题，就是要强调：研究“国学”不是复古倒退，也不是抱残守缺，而是具有革新意义的、面向未来和世界的学术创造活动。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当代的国学应当立足现实，服务于振兴中华、增强民族凝聚力，实现现代化的伟大历史任务。

上面说过，国学是在清末救亡图存的呼声中提出来的。中国的近代史已经证明，真正挽救了中国并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不是国学。但这并不是说国学无用，只要我们研究的态度正确，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学可以起到促进作用。因为现代化不等于全盘西化，必须充分重视中国的国情，国情既包括中国的现状也包括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我在1993年发表的《国学研究发刊辞》中有这样一段话：“不管愿不愿承认，也不管是不是喜欢，我们每天都生活在自己国家的文化传统之中，并以自己的言谈行为显示着这个传统的或优或劣的特色。而国学作为固有文化传统深层的部分，已经渗进民众的心灵，直接间接地参与现代生活。”（《国学研究》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我重申这段话是想进一步说明：应当自觉地把国学放到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任务中，放到世界的大格局中加以研究，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为中国的现代化和全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宝贵遗产，值得加以挖掘整理，使之转化为当代的资源。例如关于和谐的思想；关于天人合一的观念；关于忧国忧民的情操；关于尚善的态度和通过修身养性以达致高尚人格的追求；关于敬业乐群的意识，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准则；关于整体思维的思想方法等等，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大力弘扬。此外，还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可以给我们深刻的启示；还有众多美不胜收的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可以陶冶我们的性情，美化我们的心灵。可见，国学研究天地广阔，只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踏实认真地去做，以学者的态度去做，是可以为提高全社会的人文素养，增强民族凝聚力，弘扬民族精神，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贡献一份力量的。

2．当代的国学应当建立在对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文物认真整理的基础之上，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

国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详尽地占有原始资料，从资料出发，进行实事求是的整理分析，是国学研究的基础工作。随着国内外所藏古籍善本调查工作的进展，一些原来秘不示人的善本已经公开，各种善本可以更方便地被研究者所利用，古籍的整理工作可以做得比前人更加完善，从而使国学研究建立在更坚实的基础之上。20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大量的出土文献、文物，又为国学研究开拓新的局面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例如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书，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荆门郭店战国楚墓出土的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等，为国学提供了大批极为宝贵的新资料。由于这些新资料的出现，许多亡佚已久的先秦古籍重见天日，一些传世的先秦古籍有了更早的古本，古籍中的一些错误得以纠正，古籍中的一些难点得到解释，一些被疑为汉代以后伪作的古籍被证明不是伪作（参见裘锡圭：《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将传世古籍与出土文献、文物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就有可能对中国古代史、古代思想史、古代文学史等许多学科得到新的认识。这是以前的学者无法想象的，是时代给与我们的眷顾。

然而，我们不能满足于资料的整理，应当在此基础上建立理论的体系，从而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发展规律，以及中国文化的未来有一种理性的认识。这种理论自觉，不仅有助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也必将对世界文明的健康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3．当代的国学应当注意普及，要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面临断裂的危险，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感以及民族自信心、自豪感都亟待加强。近年来人民群众对传统文化的热情持续升温，海外华人华侨寻根的愿望十分强烈。在这种形势之下，国学研究义不容辞地应当担当起普及优秀传统文化的任务。国学能不能走出象牙之塔，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得到认可，是国学研究能否顺利开展的关键之一。当代的国学应当具有提高与普及相结合的品格，应当在群众中得到检验，找到知音。

弘扬传统文化，可以利用各种传媒手段，特别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应当落实到提高人的素质上，让传统文化的营养像春雨一样沁入人的心田。这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不可急功近利，尤其不可进行商业炒作。用商业的方式炒作国学，甚至用国学来牟利，从根本上违背了学术的宗旨。

4．当代的国学应当吸取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同时要确立文化自主的意识与文化创新的精神。

人类文明的历史表明：一个民族的文化，如果不借鉴和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就很难得到发展，甚至还会逐渐萎缩，中华文明也是如此。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开始得相当早，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著名的“丝绸之路”；汉和帝时期，另一位使者甘英的足迹，已经抵达波斯湾，与古罗马帝国（时称“大秦”）隔海相望。到了唐代，中外文化交流更加广泛，长安是当时最大的国际都会，在八世纪前半叶，人口已达百万之多，居住着许多外国的王侯、供职于唐朝的外国人，以及留学生、学问僧、求法僧、外国的音乐家、舞蹈家和商贾。大食、天竺、真腊、狮子国、新罗、日本等许多国家的使臣络绎不绝。到了明代，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途经东南亚、南亚、西亚各国，最远到达东非沿海。明末清初，以来华传教士为媒介，中国又与欧洲一些国家建立了文化交流关系。

中外文化的交流，不但使中华文明得以弘扬，也使中华文明得到滋养；这种弘扬与滋养，涵盖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及精神文明各个方面。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传入欧洲，对西方文明的伟大贡献已是公认的事实；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以及园林建筑，营造了18世纪弥漫于欧洲的“中国情调”；而中国的孔孟儒学、科举制度、文官体系以及文学艺术，不仅在日本、韩国等亚洲近邻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还曾远渡重洋，成为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的重要学术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