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宇：中国社会的特色到底在哪里

编者按：1月9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知识分子》主编谢宇做客第97期文汇讲堂，做了《中国社会的特色到底在哪里》的演讲，从社会学视角解读中国特色。

中西比较视域中的中国社会特色

科学家爱因斯坦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呆了很久，我很欣赏他的一句话：“政治是暂时的，而方程是永恒的”。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的观察――中国社会的特色，这不是一个政治命题，而是一个学术话题。

社会科学没有普遍适用的原则

观察的角度基于我奉行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三个基本原理。第一是变异性。所有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小至个人、家庭、单位，大至社区、国家，都具有极强的异质性，不像自然科学可以有放之四海皆准的原则。第二是社会分组。虽然有异质性，但社会现象也具有相同的特征，即相似性。譬如读大学的人，虽然他们内部也存在差异，但相较没有读大学的人，他们的价值观、收入更接近。社会分组可以减少组内差异。第三是社会情境。个体之间的异质性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下是不一样的。譬如社会不平等在不同的制度、经济、文化下，它的程度会不同。受时间和空间的影响，异质性会有所改变。

在这三个基本原理下，某一社会和个人的收入、教育、政治态度，会受到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心理等因素的影响。所以我不认为社会科学的结果可以推广到全世界，换句话说，社会科学并没有适用于所有社会情境的普遍原则，能够得到的只是暂时的结论，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下适用。对此，社会学的奠基者马克斯•韦伯也曾说过越是普适的理论越没有用。中国研究应落脚在中国的社会环境。

我今天讲中国社会的三个特征，是在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特有的历史情境下展开的。和欧洲传统相比，中国历史上留下的两个传统非常重要，一个是中国从秦朝开始就废除了贵族的世袭制度，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是通过官僚体制获得权力，而非来自父母和家庭的承继；另一个是，中国没有强大统一的一神论的宗教，但却能包容不同的宗教。

当代中国社会，哪些是独有的特色呢？

特色一：强有力的政府角色

“大众”利益的不一致与公共政策的效果

首先是强有力的政府角色。

自古以来，中国政府在社会中的角色就非常重要。封建时代的政府就是一个统一皇权，皇权来自哪里？天命。虽然没有现代国家的选举，但是文化中有一种默契的交换关系，皇上掌权一定要保障百姓的经济生活、和平、福惠。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体制变化了，毛主席强调执政者要“为人民服务”。

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有一个巨大的政府，政府在社会各个方面都具有高度控制力，因此也会造成一些负面效应，比如，政府参与市场经济，造成了部分国有企业缺乏竞争力。在中国，工商利益和政府利益结合得比较紧密。在其他国家，政府和企业通常比较对立。而中国政府积极参与经济活动，是因为它假设“大众”的利益是一致的，政府为公民提供经济福利，以显示其责任和合法性――我是为民服务。但从社会科学角度而言，大众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由具有异质性的人组成，任何一个政策对不同的人的影响都不同。比如：中国赴美签证延至十年了，又开新的地铁了，这些政策总有一部分人不受益。

腐败与“委托-代理人”难题的关系

社会学研究有三个发现。

第一，在中国社会，政治资本极为重要，它是获得社会地位和资源的重要因素。我和中国人民大学的靳永爱合作做了两个研究。第一个是党员身份和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对财产和收入的影响。从社会分层而言，党员身份或是否在体制内工作是中国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变量。我们的研究发现，党员身份和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对财产的影响非常大，大于对收入的影响。

另一个是利用2010年至2012年的追踪调查数据，来比较是否在体制内工作对家庭财富存量和增量积累的作用。这两年中，全国有64.8%的家庭财产都有增长，35.2%的家庭财产未变动或减少。而在体制内工作的家庭财产发生了增长的比例为71%，高出在体制外工作的家庭5个百分点。同时，在体制内工作的家庭财产增长比例达到36%，高于在体制外工作的家庭的增长幅度（30%）。

第二，国有企业具有垄断地位。国有企业的强大主要不在于它是国有，而是在于它垄断了一些行业。虽然它的经营效率不一定高，但是因为垄断，就可以提高企业的运营能力。

第三，腐败和权力的滥用难以避免。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反腐败的有效措施。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腐败的出现是结构性的。这不是中国特有的，而是世界性现象、人类共性。对此，美国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提出“委托-代理人难题”，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委托-代理是一种契约关系，通过契约，一个人或者一批人授权给另 一个人，让他代理某项事务，但是当双方预期不一致时，会导致行为准则、价值取向的不一致。中国这么大，国家为了强大和经济繁荣，为了更好地满足民众的需要，必然需要各级官员代理具体事务，但是，执行的人如果谋取私利，就变成以国家利益为幌子谋取个人利益。“委托-代理难题”在强政府下尤其容易产生。理解结构性矛盾，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反腐。

特色二：家庭重要性超过其它国家

家庭在什么社会都重要，但在中国更为重要。通过量化研究，我们可以证明家庭的重要程度，这也是我重视量化研究的原因之一。

家庭是消费基础单位，也是价值观传播场所

首先，家庭是消费的基础单位。通常来讲，个人收入高低不能完全反映他的消费水平，因为收入要和家人分享，比如房产要和配偶、子女共享。所以消费真正反映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而家庭是消费的基础单位。

其次，家庭是上一代对下一代施加影响的主要场所，譬如教育、语言、宗教、政治倾向等等。这也是很多左派或革命性极强的领导者，曾提出要消灭家庭的原因。因为家庭就是一个保守的力量，是价值观和文化有效传递的主要场所。

第三，家庭是产生性别不平等的主要机制。通常认为性别不平等是一个社会现象，发生在工厂、学校、机关，实际不然。家庭中有男有女，消费又是在家庭层面实现的，所以，性别不平等的产生机制，实际上是集中在家庭这个层面。比如女性做家务帮助了丈夫工作，从而牺牲了她们自己的事业。

代际流动中传递着对下一代期许

中国文化中，家庭为何这么重要？

首先，这和民间信仰对家庭的重视有关。中国没有一神论的宗教，对任何宗教都可包容。我觉得祖先崇拜已经近乎是一个家庭宗教。拜祖在中国很普遍，南方尤甚，北方稍弱。在台湾阳明山的上坡路上刻有这样的字“不孝父母敬神无益”，把父母提升到神一样的地位。我们以前有家规、家训、家法，这都说明家庭发挥了部分社会道德、法律的功能。

第二，与西方不同，中国有强有力的代际关系，上一代人希望下一代通过教育改变地位的信念非常强烈。我也研究过亚裔美国人，他们初到美国，很多人极度贫困、社会地位低下、不懂英语、工作很差。但几乎所有华人移民都有很强的信念:“我要把小孩培养成人，让他在美国奋斗”。怎样来奋斗？读书。我们在甘肃的一项调查发现，接近90%的父母希望小孩读大学，这在美国是不可想象的。原因何在？中国没有世袭制，小孩必须通过教育来获得社会地位，这是最常见的社会流动的机制。

父母为了小孩将来有出息，会主动做很多牺牲，特别是对儿子。这种文化不仅上海有，全中国都有，从韩国、日本到美国的亚裔也都有，这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第三，家庭是经济或者是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中国人缺钱了，第一个反应不是去银行，而是到亲戚、朋友家借钱。延伸而看，中国人有强烈的集体福利感，古语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你的成功不是个人所有，而是对一群人有用。在商界，特别是福建、广东、浙江，他们的企业都是以家庭、家族为单位，尤其财务都是自己人管理。这在西方很少，西方一般采用经理人制度。这是中国信家人不信外人的文化。

第二次人口转型侵蚀了家庭的功能

家庭观念在今天是否削弱了？是的！中国的家庭今天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但家庭观念的侵蚀是世界性的，这是世界范围的第二次人口转型造成的。第一次人口转型是从高生育率、高死亡率走向低死亡率、低生育率，中国上世纪90年代完成了这个转型。第二次人口转型的主要驱动力是经济发展带来了个人对自由的向往，很多人认为家庭是自由的障碍，于是第二次人口转型出现了:晚婚、婚前性行为、非婚同居、离婚率上升、单亲父母抚养孩子等。

我们做了很多年的研究，中国社会婚姻和家庭总体上有如下变化趋势: 结婚年龄推迟，不是政府政策和计划生育的原因，而是个人选择。 生育率低，部分因为计划生育，部分因为很多家庭不愿意生孩子。 同居率相对较高。在1970年前初婚的人群中，婚前同居率是1.8%；1970-1979年和1980-1989年初婚世代中，同居率分别仅有2.0%和5.0%;到了1990-1999年的初婚人群中，同居率上升至12.1%；2000-2012年初婚人群的同居率已经高达32.6%。离婚率一直在上升。1979年离婚对数仅为31.9万对，粗离婚率也仅为0.3%；到2009年，这两个统计指标分别上升到246.8万和1.85%，年平均增长7.1%和6.3%。妇女受教育水平提高，女性开始超过男性。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很高，西方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提高是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中国妇女从1950年代起，就广泛地参与劳动，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女性劳动参与率是63.7%，男性是78.2%。核心家庭比例高。我在北京大学主持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y,CFPS)2012年的数据显示，全国核心家庭比例是54.3%。其中，夫妻核心占21.5%、有子女核心占32.8%。婚外生育的现象很少见。这在中国和其他东亚社会，如韩国、日本、台湾，还没有普遍发生。

中国可以容忍高社会流动性下较高的不平等程度

社会学的实证研究发现这样一些特点。

首先，无论父母的社会地位高低，他们对子女教育的投入都非常高。这和国外不一样，在西方，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和父母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很强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