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明栋：跨越东西方思想交流的鸿沟

【内容提要】 东西方研究存在着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即东西方是否可以在知性思想上进行有意义的交流？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很有必要探讨几个相关的问题：东西方的思想之间究竟有没有阻碍交流的障碍？如果有，那么究竟什么是阻碍东西方思想对话的知识藩篱？知性障碍是否已经渗透进了东西方研究并形成了研究的范式？若已形成范式，那么范式的概念基础和特征是什么？哪一方应该为知识屏障而负责，“西方中心论”还是“东方中心论”？东西方有哪些思想资源有助于消除彼此间的知识藩篱？在何种情况下，东西方知性思想能够相遇且平等地对话？一言以蔽之：如何跨越东西方思想交流的鸿沟？通过审视东西方思想在交流中出现的种种障碍，可以揭示东西方思想交流的一些盲点，在本体论和方法论方面找到共同的概念性基础；而研究东西方思想交流中一些发人深省的成功先例，可以获得有助于消除彼此之间知性隔阂的思想资源，为东西方思想真正的交流提供洞见和启示，从而在东西方的鸿沟之上建立一座思想的桥梁。

【关 键 词】东西方交流/知性思想/研究范式/思想鸿沟/概念基础/文化无意识

东西方是否可以在知性思想上进行有意义的交流？过去的二十多年来，笔者一直围绕这一问题致力于寻找东西方之间进行对话的理据。为此目的，我一直在思考东西方研究，尤其是中西研究方面一些中心议题，从语言、文学、艺术到哲学、诗学以及文化。笔者思考的内容包括了以下几个问题，但又不仅限于此：东西方的思想之间有没有阻碍交流的屏障？什么是阻碍东西方思想真正对话的知识藩篱？知性障碍是否已经渗透进了东西方研究并形成了研究的范式？若已形成范式，那么范式的概念基础和特征是什么？哪一方应该为知识屏障而负责，“西方中心论”还是“东方中心论”？东西方有哪些思想资源有助于消除彼此间的知识藩篱？在何种情况下，东西方知性思想能够相遇且平等地对话？东西方思想交流有哪些发人深省的成功先例？这些先例能给东西方交流以什么启示？以上问题可以一言以蔽之：如何跨越东西方思想交流的鸿沟？

一、东西方的知性鸿沟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东西方之间确实存在知性隔阂。全球化已经大大地缩小了东西方之间的地域距离，促进了两极之间不同文化传统的交流，但要实现东西方的真正对话，却总会遇到一些看得见或摸不着的障碍，其中最主要的一点便是东西方学术研究领域主导范式的对立。一系列相对立的文化实践以及思维方式，导致了东西方之间的差异。而这种对立的范式则被归纳为吉卜林的那常被误解的诗句：“东是东，西是西，两者水不相期，直到天地同现于上帝的审判席上。”尽管东西方的知识分子和思想家为缩小差距做出了巨大而崇高的努力，范式的对立却将东方与西方间的距离越拉越远。在深层结构上，对立的范式是从人类发展模式以及东西方对于形而上概念的理解不同的历史角度中产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东方文明被认为是遵循一种从过去到现在的连续模式；而西方文明则被视为遵循一种以断裂为标志的线性推进模式。历史的线性推进论历来由西方思想家延续着，从伏尔泰到黑格尔、马克思，再到亨廷顿。而亨廷顿的学生弗朗西斯•福山，其关于“历史的终结”①这一具有争议的观点，不过是解释了由黑格尔、马克思和科耶夫提出的历史线性发展模式的另一种说法而已。相反，历史的周期性模式一直被套用于描述东方的历史发展，尤其用来解释中国文明中朝代的更迭，这一点中国思想家黄炎培在20世纪40年代与毛泽东的一次著名的谈话中，将其称之为“历史周期律”。对于人类与宇宙之间关系的概念，西方的传统是自然与文化的分离，而东方的传统则是人与自然的相通。在思维模式方面，人们认为西方思维完全表现出二元性与分离性，而东方思维表现的则是彻底的一元性与相关性。

从地理角度来说，东西方的界限在现代已模糊不清了，就像日本，历史上，它被划入东方，而现在却被认为是脱亚入欧的西方发达国家②。文化上来说，东西方的分隔因历史上和殖民时期印度和欧洲之间语言和文化的联系而变得复杂。只有中国，这个东方古老文化中心之一，作为“东―西”范式的一极才没有太多的争议，因为不管从地理、文化、语言方面，还是现如今加上政治和意识形态，中国已广泛被认为西方世界的终极“他者”。正因为如此，在关于中国传统的比较研究中，这种对立的范式便显得愈发多彩与复杂。在宇宙论方面，西方有创世神，被认为是万物的创造者，然而西方学界普遍认为中国传统中不存在造物主，世界是自然而然地产生的。因此，西方的世界观显示出神与人之间的悲剧张力，而中国的宇宙论特点在于人类与神灵间的和谐相处。在美学领域，西方文学建立在富有想象力的虚构之上，而中国文学从整体上来看是由历史真实统领的。西方艺术被视为摹拟性创作的结果，而中国艺术是自然发生的产物。中国的美学理论是印象式的，无系统的，缺乏清晰定义的；而西方美学相对的则是深刻的，系统的，并且有严格的范畴划分。中国的哲学本质上是直观的具体化和大而化之的笼统概括，而西方哲学立足于深思熟虑的思辨和逻辑分析。因而无需赘言，这些二元对立隐含了一种等级关系，西方传统在上，中国传统在下。

笔者只是列举了一些东西方之间可见的知识差别。但围绕东西方差异的争论不能不迫使我们去思考这些差异的深层原因，从知性思想层面去解释东西方在认知、思考和表征的诸多不同。什么是东西方差异的思想根源呢？针对这个问题，笔者的回答是：除了历史原因，造成这些不同的根本在于哲学思考的基础的不同，尤其是形而上学――一切哲学问题的核心。为了消除东西方对话的知性思维上的障碍，审视东西方的形而上学，特别是本体论和认识论很有必要。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答案可以在笛卡尔对哲学的冥想以及其对学科的分类中寻得：“因此，全部的哲学就好比一棵树，其中形而上学就是树根，物理学就是树干，其他科学就是从树干上生出来的枝桠。这些枝条主要分为三种，名曰医学、机械学和伦理学。”③像笛卡尔那样，我认为哲学是一种涵盖一切知识的概念性系统，所有知识都能在形而上学中找到源头。因此，笔者认为，要为东西方现有差异负有责任的根源可以被归结于形而上学思维上的差异。

二、东西方思想障碍的形而上根源

从概念上来讲，对立的范式似乎源于文化本质观，因其从本质或实体角度去审视东西之间的差别，譬如那被视为亘古不变的柏拉图的理式或理念(Form or Idea)。一些西方哲学家认识到，这种实体思维在西方现代思想中无处不在，如一位西方学者约翰•考博(John Cobb)就说“在深层次上，西方哲学的问题在于未能从实体类别中脱离出来”④。而怀特海(Whitehead)在其代表作《过程与现实》(Process and Reality)中采用了与东方世界思想类似的世界观，把世界构想成一个由相互联系的过程编织的网，人类仅仅是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⑤他抛弃了独立存在的实体理论，把东西方知性思想的不同归结于实体与过程之间的差异：“一般而言，有机哲学与其说接近西亚和欧洲的思维，毋宁说其更接近印度和中国的思维；前者以实体为基础，后者则以过程为基础。”⑥如此说来，东西方的知性隔阂深深植根于形而上学。除了怀特海以外，还有一些东西方学者将中西传统间知性思想的差异归因于形而上学等基本问题的差异。这样差异的核心就是，西方思想认为实体先于过程，而中国思想基本是以过程为中心的。这种将东西方的基本差别归因于形而上学上的差异的观点，笔者十分认同，但也希图对形而上学的问题提出一种不同的见解。笔者以为，与其从实体和过程方面关注形而上学，倒不如对形而上学的两个基础分支――本体论和认识论进行考察，更能接近东西方差异的内在逻辑。

东西方现有的学术研究已为东西方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对立提供了不同的说法，在本文中，笔者仅对郝大维(David L. Hall)和安乐哲(Roger Ames)的观点进行分析。他们在东西方思想的比较研究中认为，东西方的传统形而上学建立在相对立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之上，这种说法来自两位学者合写的三部著作之中，即《孔子哲学思微》(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期待中国：探求中国和西方的文化叙述》(Anticpating China)以及《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Thinking from the Han)。在本体论方面，郝大维和安乐哲认为“西方的世界观是实体或现实先于过程，他们崇尚静止与恒定；而中国的世界观则崇尚过程胜过实体”。在认识论方面，他们认为“西方人推崇理性或客观的体验，胜过感性体验，并认为在理智与感官体验之间存在着一种二重性；中国人则更喜欢运用关联思维去感知事物，而不去推测理智与感官体验之间的冲突”⑦。

本体论与认识论是形而上学的两个基础分支，前者研究存在的本质问题；后者为哲学的一支，研究人类认识的起源、本质、途径及其局限性。本体论通常提出这样的问题“什么是存在？”“宇宙的本质是什么？”，而认识论则会问“人类如何认知事物？”“通过何种途径能知道哪是对的？”在笔者看来，东西方差异，在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上，可转述为：(1)世界在根本上是由什么构成的？(2)我们如何认识世界？从本体论和认识论来看东方和西方的差异，问题就得到了简化。就本体论而言，西方哲学传统自柏拉图以来，一直认为世界由两个完全独立的实体组成：本质世界和表象世界，后者是对前者的模仿，但两者并非互相连接，而是相互分离。本质世界具有先验性，而表象世界具有内在性。因此，西方哲学的本体论发展至近现代，仍旧表现为先验性与内在性之间的分离。相反，东方传统里，无论是印度还是中国，在本体论上，宇宙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在印度传统中，有两个概念能作为西方本质和表象概念的对照物。婆罗门(Brahman)是印度形而上学的第一法则，相当于古希腊的本质观；而阿特曼(Atman)则类似于西方的表象世界。然而，这两大基本概念的关系与西方形而上学有着根本上的不同，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状态可简单概括为印度古典哲学的一个中心命题：“阿特曼即婆罗门”(Atman is Brahman)。用平常的语言来表达，就是说表象世界即本质世界。阿特曼和婆罗门的本体论联系在印度传统中意义深远，正如乔尔•J.考普曼所说：“它们包括哲学一元论，即整个宇宙是一个整体。”⑧

本体论中的先验性与内在性的统一也是中国哲学的核心。中国传统中类似于西方形而上学概念里的逻格斯(Logos)、理式(Form)、理念(Idea)或上帝(God)的先验原则就是“道”，而在宋以后的时代里被称为“理”，而其内在的相对概念是“气”(元气或生命力)。无论是宋代思想家程颐的“道气论”，还是朱熹的“理气论”，都可以说明先验原则与内在原则是密不可分的。先验性存在于内在性之中的思想在庄子与东郭子的故事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那个故事准确地捕捉住了中国本体论中本质世界和表象世界的相互关系。先验性原则的“道”当然是一个与柏拉图的“理式”或“理念”一样的形而上学的概念，但它内在于物质世界之中。庄子就曾诙谐地说到，道无所不在，在蝼蚁、在稗、在瓦甓、在屎溺⑨。

禅宗大师六祖慧能也以类似的方式反对二元对立的思维，视其为通向开悟的最大障碍。在考察坐禅和智慧的关系式，他认识到本体与功用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并以灯与光为例说明先验存在于内在、精神存在于物质之中的道理：“定慧犹如何等？犹如灯光。有灯即光，无灯即暗。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名虽有二，体本同一。此定慧法，亦复如是。”⑩

认识论的核心问题涉及的是主体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在认识论上，东西方形而上学在看待世界和人类之间关系的看法上完全不同。在接受了柏拉图将本质与现象分离的观点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