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道彬：阴阳五行与中国文化的两个系统

【内容提要】作者认为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国文化的骨架。而制约着阴阳五行文化的是深嵌在民族心理深层的两个文化系统一一生殖文化和数理文化。从发源上说，阴阳文化植根于生殖文化系统，而五行文化则是由数理文化决定的。生殖文化的影响积淀于我们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心理之中，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着特殊的制约作用；而数则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理性而有序的认识，中国古代的“礼”即“礼数”，是数理的社会表现形式，这就是“礼”与数的内在联承。阴阳五行文化文相辉映呈现出扑朔迷离的色彩，形成了“中国人的思想律”。

生动活跃的文化现象背后往往隐藏着不易觉察的民埃文化的深层结构――文化的原始意象（Primeoraia images）。因此对文化原始意象的探索无疑有助于解开纷繁的文化之谜。阴阳五行作为中国文化的骨架，一直拨动着人们探索的心弦。但是由于这些探讨未能触及文化的深层结构，因而对阴阳五行文化的发展还不能予以圆满的解释。笔者认为，制约着阴阳五行文化的是深嵌庄民族的心理深层的两个文化系统――生殖文化与数理文化。阴阳合流是战国至秦汉间完成的。从发源上来说，阴阳文化植根于生殖文化系统，而五行文化是由数理文化决定的。本文拟从分析生殖文化与数理文化的现象人手，描述阴阳五行文化的发生发展，以就教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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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作为一种抽象的哲学观念来自对许多具体可感的自然之物的抽绎。这些具体可感的自然之物在中国古代哲学里被称为“象”。《易•系辞上》说：“见乃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理性的抽象正是从人类与自然的种种具体物象中得来的。《系辞》认为这种从具体到抽象的原则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而阴阳观念正是“近取诸身”的结果。它是由两个形象的生殖符号―（阳）与― ―（阴）来表示的。郭沫若认为阴阳“很鲜明地可以看出是生殖器崇拜的孑遗，画一以象男根，分而为二以象女阴，由此演出男女、父母、阴阳、刚柔、天地的观念”[1]。这一论证是颇为精当的。《易•系辞下》云：“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王充《论衡•顺鼓》篇谓：“男阳而女阴。”《淮南子•地形训》说：“至阴尘牡，至阳生牡。”阴阳观念是由牡牡这些性器官的模型引发的。对生殖器官的重视又直接同人类古老的生殖崇拜风俗相联系。

按照现代心理学分析，个体在一定的发展阶段总会遇到自我定义的困扰，即所谓我是什么、为何而来的认同危机。如果在更广的范围里认识这一问题会发现，每个民族在它的发展中也总是遇到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当思索这一问题时必然会追溯到生命的起源。因此在各民族的原始神话里最多的还是天地开辟人之产生的创世和始祖神话。象夏祖女吞月精而生禹，商祖简狄吞凤卵而生契，周族姜履大人足迹而生后稷，西伯莱神话中亚当与夏娃成为人类之始祖，都反映了原始人类心理上的集体认同危机。虽然这些神话都蒙上了文明人的伪饰成分，却反映了原始人类探索生命起源的热情。在追溯生命起源过程中，人类更直接地将其归结为生殖及生殖行为。《庄子•秋水》云“人受合于阴阳”，《大宗师》谓：“阴阳于人，不翅（啻）于父母。”无论现代人采取怎样回避的态度，都不容否认生殖行为是人类存在与延继的根木方式。愈是鸿荒的远古人类愈显示出对生殖行为时浓厚兴趣。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人类生殖器崇拜时期，生殖崇拜对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法国冰川时期的石灰石雕象就有乳房硕大、腹部隆起的生殖女神的形象。埃及的金字塔，基督教为十字架都有明显的生殖崇拜特征。

作为人类普遍发生的生殖崇拜活动在中国文化为发展中留下了鲜明的遗迹。郭沫若曾考据祖（且）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形，有人提出异议认为祖本义是俎，但西安三店村出土的铜且，却无疑是男性生殖器的形象。祖先之祖正是由且（生殖器象形）引申出来的，示字是祭祀之“祀”字的初文，在甲骨文里上是阳具的符号，“示”字则是的倒悬。祭祀在人类社会早期宗教的意义是高出一切的。春秋人还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但是现代文明人无论如何也难以理解早期人类顶礼膜拜的竟是现代人羞于启齿的生殖器。原因很简单，在原始人的观念里男女生殖器所代表的意义又与现代有本质不同，那是原始人对生命的礼赞，对创造生命快乐的讴歌。因此表示生殖器官意义的符号都具有美好的意义。“士”字在甲骨文中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后来引申为男子的代称。《诗•郑风•溱洧》“维士与女，伊其相谑”，《召南•野有死》“有女怀春，吉士诱之”，皆是明证。而“士”作为生殖符号，与“口”相合，是吉祥之义，表示美好的事物。中国为生殖崇拜可以溯源到很早的时期。赵国华先生在对西安半坡鱼纹和各地出土的彩陶纹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之后指出，半坡彩陶鱼纹具有女性生殖器的意义[2]。半坡母系氏族公社“鱼祭”祭场为模拟女阴的圆形。中国各地母系氏族公社遗址出土的祭器上所绘鱼蛙花叶等纹样均非图腾，实为女性生殖器的象征。这一受到许多专家学者称赞的发见告诉我们，在生殖器崇拜的内部也存在着一个由女胜生殖器崇拜到男性生殖器崇拜的变化过程。源远流长的生殖崇拜历史给早期人类在思维上以极大的启示，在理解世界与万物的起源时他们同样用生殖器官与生殖行为去解释世界的发生。《易•系辞》曾有个形象的说法：“天地，万物化淳；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天地之生正如男女媾合一样创造出万物。老子谓：“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之根。”[3]《礼记•乐记》中说：“地气上升，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大戴礼》中说：“阳之精气曰神，阴之精气曰灵，神灵者，品物之本也。”很容易看出这都是用男女媾合之事隐喻天地交合化生万物的情景。中国的哲学素以“言近而旨远，守约而施博”[4]，“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5]见称于世，所以在描述天地初生时，也是用男女交媾的“称名也小”，推而广之去概括天地化生的“取类也大”，宏大的宇宙观念肇始于自身的生殖行为。无独有偶，在另一个民族那里我们也可以找到同样的例证。纳西族神话《创世纪》如此描绘世界的产生：“很古很古的时候，天地混沌未分，东神色神在布置万物。”[6]东神色神就是男神和女神。纳西族另一部经典《动埃苏埃》则作了更具体的叙述：“上边先发出喃喃的声音，下边发出嘘嘘的声音，声音和气息结合，发生变化，出现了一个白蛋，白蛋发生变化，出现了‘精威五样’（木、火、水、土、铁）。”[7]这也是用男女性行为来隐喻世界的初生。远古人类的自然观通常是人格化的自然观。在人格化的自然里，自然的一切都被赋予人的性格和意识，万物有灵说穿了是万物有人。在原始人那里，既然人的生命源于生殖行为，那么自然万物的产生也同样被理解为生殖行为的结果。

生殖崇拜的历史至少给人们两方面的启示。第一，既然由生命的溯源和创造生命的快乐产生了对生殖器官的崇拜，那么创造了生命的祖先也应是值得崇拜的。第二，生殖行为是男女双方的行为，那么在被拟人化了的无生命世界里也一定存在着双方的原因。随着人类认识世界的深人便演绎出天地、刚柔、有无、父母等一系列对立统一的观念，阴阳正是对一系列观念的概括归纳。这样，由生殖崇拜引发的生殖文化就出现了两方面的特征。首先是对祖先神灵的敬畏，儒家不信鬼神，却对祖先格外敬重，秘密就在于此。其次，由生殖行为的男女相交导致了思维上的二元思维，从而把生殖文化推向了更为深刻的阴阳文化。一（阳）与一一（阴）虽然代表生殖器官的原始意义，但是在阴阳文化阶段，它已摒弃了具体的物象而迸人抽象的哲学思辨的深度。

系统地体现阴阳文化特色的是《易经》。以《易》为代表的阴阳文化是对生殖文化的升华。在这个升华的层次里，阴阳已不仅仅是作为生殖器官的象征而构成的天地、刚柔、有无等一系列生生不已的人类与自然法则的运动系统了。梁启超曾为在《易经》中找不到“阴阳”二字感到奇怪[8]。这未免太拘泥“名”，而忽略了“实”。其实，阴阳只是人们“一”“一一”的一种称谓，这样一对符号可以是乾坤男女也可以是泰否有无，阴阳只是一个流行的称呼。庄子说：“易以道阴阳”’[9]；《说文》引秘书言曰：“日月为易，象阴阳也”；宋代朱熹更是肯定地说：“所渭‘易’只是阴阳二字”[10]。由于阴阳文化是植根于生殖器崇拜和生殖文化，所以当《易》阐述阴阳变化万物的哲学观念时，生殖器官及生殖行为的术语仍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象”，深刻地反映着阴阳文化的内容。兹举例如下：

“天地，万物化淳；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系辞上》）

“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易•系辞下》）。

“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易•乾•彖》）

“天地感而万物化生。” （《易•咸•象》）

“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易•归妹•彖》）

这里的“动也直”、“动也辟”、“交”、“感” “云雨”之类都是男女性行为的术语。《易传》作者通过庄严而纯洁地描述两性的交媾，借此赞美宇宙生成品物流行的伟大，并把两性的交媾推及到天地交合的广阔领域，并把对人的生殖的赞颂普及到对社会、政治、道德的产生与运动的赞颂。《易•系辞》云：“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谓之易”，这里的“生”已是天地的最高法则，生生不已的运动构成《易》的根本思想。重视生命留恋人生礼赞奔腾不息的运动对后来的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中国文化一直躁动着生殖文化的精神。表面上看来汉以来的中国文化讳言生殖耻言带下之事，而实际上这正好曲折地反映着崇尚生殖的潜在运动。与古罗马法典相比，中国古代刑法多了一条极其残酷的法律一一割除人的生殖器官的宫刑，而宫刑的心理基础正是由于人们对生殖及生殖器官的崇尚，惩罚人的最好方式是毁灭人最觉珍贵的东西。所以司马迁受宫刑之后才感叹“行莫丑于辱先，垢莫大于宫刑”[11]。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有重要地位的儒道两家都可以看出生殖文化的影响。

周予同教授论述儒家的生殖崇拜时指出：“在儒家的意见，以为万物的化生，人群的繁衍，完全在于生殖，倘若生殖一旦停止，则一切毁灭，那时无所谓社会，也无所谓宇宙，更无所谓讨论宇宙原理或人类法则的哲学了，所以生殖或者露骨些说‘性交’，在儒家认为是最伟大最神圣的工作。”[12]我们必须指出的是，儒家对生殖的崇拜，已不是赤裸裸地对性器官或性行为的崇拜，而是转化成对生命的崇尚与重视。这集中体现在儒家重视子嗣传承和对祖先的敬畏。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13]按照儒家推崇的礼节是“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史传舜不告而娶显然是违犯礼节的。但是因为在儒家看来“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不娶无子，绝祖先祀是最大的不孝，在诸项伦理道德中子嗣传承是至为重要的，因此当二者发生矛盾时“男女居室”之大伦是可以跨越“必告父母”的规范的。《诗•大雅•思齐》赞颂文王之妻太姒“太姒徽音，则百思男”，太姒多子多孙是诗人吟咏的对象。儒家不信鬼神却敬畏祖先神灵，究其原因，还是《礼记•郊特牲》的话为是：“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祭祀祖先是因“人本乎祖”，祖是生命的来源。《礼记•祭义》说：“筑为宫室，设为宗祧，以别亲琉远近，教民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不忘其所由生”是祭祀祖先的根本目的。这同孔子“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