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兆平 刘旭东：民族主义视点中的闻一多

1988年，余英时在他那篇著名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演讲中，着重地选择了闻一多为例，来论析中国现代思想冲突、转变之激烈：“闻一多的故事有象征的意义，中国思想历程变化之快，在一个人身上全显出来了。”①的确，闻一多的心路历程浓缩了中国思想界的风云变幻，其一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缩影。同样的，民族主义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也在闻一多身上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甚至可以这么说，在现代，若讨论民族主义与中国文学问题，最典型的范例莫过于闻一多了。他不但在诗作中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而且还直接介入民族主义的政治实践及理论思考，前期的他曾发起、组织过国家主义社团――“大江会”，后期的他曾写出《家族主义与民族主义》等理论文章。

民族主义一般是指意识形态化的族际情感或观念。其基本含义为：“对一个民族的忠诚和奉献，特别是指一种特定的民族意识，即认为自己的民族比其他民族优越，特别强调促进和提高本民族文化和本民族利益，以对抗其他民族的文化和利益。”②显然，这一观念抽象是趋于中立性的，但在不同的前提条件或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将呈现出不同向度的价值追求与善恶形态。正由于民族主义只是一种抽象的观念或躁动的情感，它必须由其载体来展示，所以它多渗透于某一政治运动或某一文化形态，乃至某一个体的言行之中，考察这一运动、形态、言行，就可具体地对其进行论析；反之也一样，对作为文化形态中重要的文学思潮、作品以及作家个体，从民族主义的视点楔入，也可做出比以往更加深入与全面的判断与定位，对于闻一多研究来说，更是如此。

一、闻一多民族主义情感与观念的生成

1、中国传统文化的哺育。闻一多出身于书香门第，“先世业儒，大父尤嗜书，尝广鸠群籍，费不赀，筑室曰‘葛轩’，延名师傅诸孙十余辈于内。”③祖父的广收群籍、延聘名师，为他创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闻一多自幼博闻强记、思路机敏，能把先生所讲述的故事与《汉书》类比，使他的父亲极为高兴，“自尔每夜必举书中名人言行以告之”。中国古代名人志士的高尚品德，杰出言行，便在这持续不断的诱导中注入他的心田。闻一多的家乡属战国时代的楚地，屈原的崇高人格自古以来便为他家乡的人民所敬仰；而浠水县的闻族据传是文天祥的后代因避祸而改姓蕃衍下来的，先祖的丹心赤胆更使闻一多深感自豪。家庭所创造的文化氛围的熏陶，中国传统文化的哺育，使闻一多在幼年时期起，就有了文化民族主义情感的接受与培育。正如后来他在《杜甫》一文中所描写的那样：这些圣贤、骚人、逸士，都是魁梧奇伟，温馨凄艳的灵魂，他看得到古人的行动，听得到古人的歌哭；他成了他们中间的一员，古人在他心灵里活动，血脉里运行，他只觉得自己和平常的少年不同……写的是杜甫，不也就是他少年时代铭刻于心的感受吗?他忠诚于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把自身完全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之中，由此促成了他的具有民族主义文化倾向的文化心理建构。

但闻一多的民族主义精神取向并非仅是一种感性的应合，更有着一种理性的自觉，这体现在他对中国地理环境、哲学思维、伦理规范等在审美心态上的认同上。1922年3月，闻一多在留美前夕，脱稿了他在青年时代最重要的学术论文――《律诗之研究》。他认为，中国艺术与审美心态，最重要的特征是“均齐”，其原因来自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地理环境上，“我们的远祖从中亚细亚东徙而入中原，看见这里山川形势，位置整齐，早已养成其中正整肃观念。加以气候温和，寒暑中节，又铸成其中庸底观念。中庸原是不偏不倚之谓，其在空间，即为均齐。”第二，在哲学思维上，“我们的形而上学当然以《易》为总汇。”“道理都是从阴阳(或曰乾坤，刚柔)两个原力变化出来的。《易》所谓‘两仪’、‘四象’、‘八卦’，其数皆双。双是均齐底基本原素。”第三，在伦理规范上，“孔子赞美大舜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又说：‘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又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这都讲道德的真理必须从两端推寻出来。”④从地理、哲学、伦理等方面做出了颇有深度的理性审视，这一观念像是有着19世纪法国实证主义美学家丹纳关于艺术的动因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理论的投影，但也说明闻一多的民族主义的立场选择，不像一般民众那样多是由一种随大潮而动的狂热的情绪性而激发而成的。

2、物质主义与人文精神对峙中的价值选择。20世纪初，由于启蒙主义对科技理性的片面强化，在世界的范围内，出现的物质主义膨胀，而人文精神衰败的状况，其二者的对峙，引发众多思想家、哲学家的思考与争论。在西方，对物质主义持批判态度的代表人物为罗素与泰戈尔，并随着他们的访华而影响到中国；在中国，最早做出审察与批判的是鲁迅、梁启超。1907年，鲁迅发表了《文化偏至论》一文，对物质主义的批判极为犀利深刻，即使是今日之哲人都难有此力度：“递夫十九世纪后叶，而其弊果益昭，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荫，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十九世纪文明一面之通弊，盖如此矣。”⑤鲁迅揭示，由于19世纪“知识”、“科学”高速发展，单向地助长了“惟物质主义”，其失衡的偏误给人类的生存带来了巨大的恶果：“物欲”遮蔽了“灵明”，外“质”取代了内“神”，物质文明的高涨，精神文明的低落，人的旨趣平庸，罪恶滋生，社会憔悴，进步停滞。这是19世纪，乃至20世纪的社会弊病的根源。

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后，1918年底，梁启超作为中国赴欧观察组成员参加巴黎和会。在欧洲，他目睹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的灾难：生灵涂炭，民生凋敝，思想混乱，精神失落。这一切都使梁启超震惊不已，但他更关心的是战祸及危机的根源，他也把此原因归罪于“科学万能”论与物质主义的膨胀：“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一百年的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哪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⑥梁启超乃清末以来鼓吹西方文化、倡导科学思潮着力最甚的代表人物。而今，他居然一反前说，对科学的地位提出质疑，这就极大地震动了当时的中国思想界，闻一多正是此中的一员。此时的闻一多虽然还是一位在清华学校就读、准备留洋的学生，在青年学生中，他是最早感应到物质主义与人文精神对峙问题的一员，说他是当年思想界的先驱者之一，也并不显得过分。1920年他在《清华周刊》上发表《征求艺术专门的同业者底呼声》一文，其观点之鲜明，论证之周密，堪称其前期最重要的论文之一。文中，闻一多写道：“欧战以后，世界底潮流趋重精神方面，菲薄物质方面。奇德(Benjamin Kidd)在他的《势力底科学》里硬讲：‘文化的势力是根据于集合的感情，不是理性。’他又说人类进化底动机的原质不是像达尔文所主张的‘科学在这个期程里是势力底理性的知识。’”他敏锐地感悟到世界当时重人文精神的思想动向，并且寻找到理论的依据，这就是奇德对苏格拉底以来重知识谱系、笛卡儿以来重理性决断、达尔文以来重规律演进(生存竞争，优胜劣败)的倾向的质疑，强调了人文精神核心的情感地位。

他也像梁启超一样，对“一战”前的人类思想的偏误予以尖锐的批判：“人类从前依赖物质的文明，所得的结果，不过是一场空前的触目惊心的血战，他们于是大失所望了，知道科学是靠不住的，所以现在都倾向于艺术，要庇托于她的保护之下。”此段话似乎是上引梁启超之语的翻版，是否属于援引，现已无法考证，但作为一名学生的闻一多能与名闻天下大师之间，思想吻合到如此程度，实属不易。而且他也像鲁迅那样指出：“现在我们对于科学那样热中，而对于艺术这样冷淡，将来势必将社会完全变成一副机器，他的物质的运动当然是灵敏万分，但是理想底感情，完全缺乏。”对于解决的办法，他跟鲁迅开的处方也一样：要使牛顿与莎士比亚比肩，康德与贝多芬并重，这样才能“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因以见今日之文明者也。”⑦闻一多也说：“艺术、科学是‘并行不悖’的，并且是缺一不可的。”这都说明青年闻一多的完全跟上了当时世界与中国学界的哲学潮流，处于思想的最前沿地带。

这种对物质主义的批判，在闻一多留美时期的作品与书信中不时流露出来。在太平洋的航轮上，他作了《孤雁》一诗，对即将前往的美国予以这样的刻画：“啊!那里是苍鹰底领土――／那鸷悍的霸王啊!／他的锐利的指爪，／已撕破了自然底面目，／建筑起财力底窝巢。／那里只有铜筋铁骨的机械，／喝醉了弱者底鲜血，／吐出些罪恶底黑烟，／污我太空，闭熄了日月，／教你飞来不知方向，／息去又没地藏身。”机械的利爪撕破了美好、纯净的自然，这是以诗的形象对现代工业丑恶一面的揭示与批判。到美之后，他的看法依然不变，在日常的书信中，他向友人倾诉衷曲：“一个‘东方老憨’独居在一间apartment house底四层楼上，抬头往窗口一望，那如像波涛的屋顶上，只见林立的烟囱开遍了可怕的‘黑牡丹’，楼下是火车、电车、汽车、货车(trucke，运物的汽车，声响如雷)，永远奏着惊心动魄的交响乐。”⑧作为一位东方的“老憨”，他无法适应现代工业文明所构成的喧闹与奢华，也无法从根底上溶入异质的文化体系之中。

由于“一战”所造成的世界性灾难，使当时的中国思想界流行着这样一种看法：西方重物质而没落，东方重精神而有望。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末了，不就这样地呼吁中国青年：“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我们在天的祖宗三大圣(指孔子、老子、墨子――笔者注)和许多前辈，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业，正在拿精神来加佑你哩!”⑨物质主义与人文精神的矛盾对立，在这里童话般地转化为东西方的优劣比较，在想象中建立起中华民族的自豪感。闻一多同样受到这一观念的濡染，1922年5月，在一篇批评清华园里美国化的风气中写道：美国文化到底是什么?“笼统地讲，物质主义；零碎地数，经济、实验、平庸、肤浅、虚荣、浮躁、奢华――物质的昌盛，个人的发达……”这一切，在闻一多的心目中，统统不可取，全属于鄙弃、否定之列。所以，他在篇末发出了最强烈的民族主义的呼声：“美国化呀!够了!够了!物质文明!我怕您了，厌你了，请你离开我吧!东方文明啊!支那底国魂啊!‘盍归乎来’!让我还是做我东方的‘老憨’吧!理想的生活啊!”⑩鲜明的价值选择，决定了终其一生的民族主义立场。

3、西方民族歧视造成心理上屈辱与激愤。民族主义在其群体及个体的心理层面上，更多地表现为情感的形态；而受歧视与压迫的屈辱的心态，则最容易激起民族主义情感。1940年代中期，历尽沧桑、饱尝艰辛的闻一多开始能比较理智、冷静地审视这一问题。他在《复古的空气》一文中，详细论及因他者的歧视而产生民族主义的情感与观念的心理过程。他指出，这一时期的复古的倾向，实际上是一种心理上自卫的机能，是一种带有报复意味的自尊心理：“凡是与外人直接接触较多，自然也就是饱尝屈辱经验的人，一方面因近代知识较丰富，而能虚心承认自己落后，另一方面，因为往往是社会各部门的领袖，所以有他们应有的骄傲和自尊心，然责任又教他们不能不忍重负辱，那种矛盾心理的压迫是够他们受的。压迫愈大，反抗也愈大。一旦机会来了，久经屈辱的自尊心是知道报复的；于是紧跟着以抗战换来的民众荣誉和国家地位，便是甚嚣尘上的复古的空气。”(11)虽然闻一多另有一些批评的意思，但还是比较确切地从理论上把民族主义产生的心理根源论析清楚。

由此，我们可回过头来看看闻一多在留美期间，促成其民族主义倾向的一些经历。在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时，闻一多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