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中国流民序

本书的核心是描述中国通俗小说与中国秘密会社之关系，说明它们之间是如何互相渗透和相互影响的。贯穿这两个似乎不搭界问题的线索则是游民。通俗小说的产生与游民阶层的形成有关，最早的一些通俗小说中也包含有较浓厚的游民意识。（如《水浒传》、《三国志演义》等）这些小说对后世的游民及游民组织――秘密会社有着深刻的影响。游民们在政治理想、组织原则、价值观念都有意或无意地模仿这些小说，并从这些小说中汲取斗争精神和活动策略。另外，游民生活与游民组织活动的神秘性、传奇性、冒险性又成为通俗文学的重要题材，并给近代武侠小说作者许多启示。中国古今许多通俗小说都再现了游民的现实生活，同时又反映了其向往与理想。这些都可以在游民组织及其活动中得到印证。

游民这个概念最早出现于《礼记•王制》：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参相得也。天旷土、无游民，食节事时，

民咸安其居，乐事劝功，尊君亲上，然后兴学。

儒家认为周代实行的是井田制，在这种制度下，田有常制，民有定居，其时是无游民的。如果井田制有所败坏，农民、手工业者或商贾脱离了原来的定居点与相应的职业，就成为“游民”。周代是奴隶制与封建制并存的时代。当时的游民不是卷入武装动乱，就是沦为奴隶。即使参加了动乱，暂得扬眉吐气，失败后，免遭杀戮的也大多沦为奴隶。因此，当时的游民很难大量地在社会上长期存在。

秦汉之后进入了封建社会，这种情况有所变化。人口增多、社会震荡加剧、特别是波及甚大的天灾人祸，都会导致大批的农民脱离自己的故土，在有领导能力的“渠魁”、“渠帅”带领下就食于富庶地区。这时的游民多称之为流民。

本书中所说的游民与此略有区别，主要指一切脱离了当时社会秩序的人们，其重要特点就在于“游”。也就是说他们缺少稳定的谋生之路，居处也不固定。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在城市乡镇之间游动。这种类型的游民只有在宋代和宋代以后才大量出现。

宋朝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与众多的朝代中是特别值得研究的一个朝代。它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许多方面都较以往的朝代有显著的变化，在城市结构上也是如此。宋以前的大城市多采取封闭的城坊制。所谓“城坊”，指城市被街道分割成若干坊，坊的四周筑有高墙，居民住在坊中，坊有门朝启夕闭。隋唐的国都长安就是这种类型的城市。它有一百多个坊，商贾云集的东、西市与居民所住的坊分开。晚上坊门关闭，坊角有警卫，街道上有金吾巡道，不准夜行。这种城市容纳游民的能力很差。到了宋代，大多数城市打破了封闭凝固的城坊，一变为市民居住区与商业区相互混杂的街巷制（与现在城镇类似）。北宋首都汴京、南宋都城临安，商业服务业都十分发达，许多食品店通宵服务，这为游民提供了口谋食的机会。北宋时期人口膨胀，土地兼并激烈，失去土地的农民涌入城市成为生活极不稳定的游民。另外两宋还有一种特殊的游民，这就是士兵。宋代实行重文轻武的政策，对待士兵形同囚犯，使军人失去了自尊与自信。统治者推行的又是募兵制，其士兵多从游民、流氓、无赖、地痞中招募。这种失去了自尊、又出身于游民的士卒，虽然穿上了军服，有了稳定的生计，但其群体性格与心态仍与游民相近，因之我们称其为特殊的游民。满清入主中原后，八旗、绿营等士卒亦与此相类。

城市游民中也有少数有文化的分子，我称之为游民知识分子。这种人物的产生也始于宋代（这与宋文化教育相对普及有关，书中有论述）。封建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文士，是封建官僚的后备军，他们奋发努力的目标就是出仕做官。游民知识分子与他们的最大差别就是绝了做官的望，一生不以出仕为奋斗目标。他们又不是有田有地、可以赖以为生、高枕而卧的隐士。游民知识分子大多要靠为士大夫所不齿的职业或手段谋生养家。他们也多游荡于大城市，溷迹于社会底层，与游民打成一片，成为游民集团的首领，或游民意识、情绪的表达者。这就是后世所称的“江湖人”，或名曰“走江湖的”。这种人在南宋和南宋以后逐渐多了起来，他们是宋代与宋以后（不包括近代以后）通俗小说的主要创作者。

游民们没有留下什么专著表达他们的意识与观念。我们之所以能谈论游民意识，主要是依据他们在历史与社会生活中的表现，再以游民知识分子所创作的、以游民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加以印证。

游民意识的最大特点是其反社会性。中国封建社会是由垂直的等级序列构成的，所谓“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在这种垂直统治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纵向的，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也必然是纵向的。因此，“忠”施之于君、施之于国；“孝”施之于父、施之于家，两者都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这是封建时代的主导的意识形态。游民是脱离正常社会秩序的群体，他们不可能完全认同这个主导的意识形态，因此游民意识的反社会性首先表现在对“忠孝”的贬低与背离上。他们把“义”提到第一位，并把它的内涵加以改造和做出新的解释，使之成为游民之间横向联系的纽带。中国有句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所谓“在家”也就是说其人没有脱离宗族乡里，从而有“父母”之可“靠”。要“靠父母”则必须承认和履行孝道。而“出门”者，则可以理解为脱离了宗族乡里的游民。他们只能“靠朋友”，要靠朋友就要注重互助互利的义气。他们少谈忠孝，有时谈及忠孝也要做出符合游民利益的解释。“义”这个反映人与人之间横向联系的意识形态，必然对垂直统治的社会有所破坏，因之一些文士对“义气”大张挞伐也就不奇怪了。

封建社会是以儒家思想为法定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它亦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所认同。游民意识的反社会性还表现在其与儒家思想大相悖谬上。以小农生产为基础，以地域、宗法为联系纽带的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形态中有其愚昧、野蛮、拉帮结派、党同伐异与注重眼前利益的一面。但这不光彩的一面往往被历代儒者所制造的“仁爱”、“忠恕”、“君子群而不党”、“君子忧道不忧贫”等富于诗意的幻想所掩盖。一些正直的士大夫很看重自己在群体中的角色位置（如社会与亲缘关系中的君臣、父子、夫妇等），并能坚持做到传统与社会为这些角色所规定的一切。“四民”中的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只要他们有产有业，也要担负起宗法社会所赋予他们的角色义务。因此，儒家倡导的政治与道德规范给民族的群体性格塑造以深刻的影响，也给中国封建文化的黑暗面涂上了许多亮色。

游民与匍伏在角色规定下“四民”不同。他们脱离了社会秩序、失去了角色位置（许多游民无妻无子，也没有人夫、人父的职责）。他们是没有根柢、随着时势浮沉游荡的一群。他们没有地位、失去了社会的尊重；他们很少有文化教养，因此也就没有文饰的习惯。一些士大夫甚至普通人都要掩盖的心态、性格、观念，而在游民看来根本没有掩饰的必要。因此在游民意识中往往赤裸裸地表现出中国文化传统的阴暗面。这一点必然与社会形成尖锐的冲突。

游民意识的另一个特点则是缺少执着的理想，游移于是是非非之间；或者说没有固定的价值观念，一切随缘而定。这一点与游民缺少生存保障有关。

存在决定意识。人与人群的性格、思想意识，归根结底是由其经济地位与独特的生活道路决定的。孟子早就说过：“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他对脱离固定产业的人们不肯认同正统意识形态表示忧虑。但他又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惟能”。（《孟子•梁惠王上》）实际上这也是不可能的。春秋战国时期“无恒产”而有坚定信念的士人也是极少数，大多数士人缺少超越个人需要的追求。战国时活跃在列国政坛的策士，哪个有一以贯之的主张？都是以能够耸动人主、从而使自己得到高官厚禄为目的。只要能逞志于一时，对于持何种主张是不太计较的。像韩非那样的法家学派大师都要揣摩人主心理，从而投其所好，说以能为之首肯的理论，何况苏秦、张仪、范睢、蔡泽之流呢？这些纵横捭阖之士除了求宠固位外，在理论观念上毫无定见，而且不以为耻。庄子看惯了这些，称之为“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在无是非观的影响下，本来十分注重理想信念的两大入世学派――儒家与墨家的末流也在世俗化、游士化。荀子的《非十二子》篇中就对“无礼仪而权势之嗜者”进行了揭露与抨击。《庄子》中还写了个儒生以诗礼发冢的故事。“诗”与“礼”这些被儒家崇奉为人类文明的最高体现物，竟被挖坟盗墓者用作点缀。墨子之徒本为侠之祖。鲁迅指出战国以后“老实”的死完，“止留下取巧的”。他们早把摩顶放踵的利他精神丧失殆尽。儒墨尚且如此，何况贪权嗜利、鸡鸣狗盗之辈？游士风气在历史上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它虽为正统儒者所否定，但在游民知识分子心中极易引起共鸣。他们不仅歆羡游士们发迹变泰的际遇，更称许他们不讲是非原则的投机手段。可以说，游民意识中的无是非观也有其历史渊源。

游民与游民知识分子是封建社会的零余者，是封建阶级的附庸，而不是封建社会的掘墓人，更不是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者。固然他们有反社会的一面，但他们不能提出新的社会理想，只能对既定的社会秩序滥施破坏，对长年积累的社会财富与生产力竭力摧毁，因而他们只能延长封建社会。

至于游民中的腐败分子―流氓，则完全是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他们往往依靠偷盗、欺诈、赌博、拐卖、行骗、卖淫、欺压良善等不正当手段为生，社会上种种阴暗、丑恶现象大都在他们之中滋生。他们愤世嫉俗、反对一切贫富不均，但同时又向往发财致富，并且不择手段、为财而死。他们既可劫富济贫，也会扰乱危害平民百姓，加剧社会矛盾。他们标榜江湖义气、四海一家，但又往往内讧内斗不断、为个人私利或小团体利益反目成仇，聚众械斗，心狠手辣。他们既反对封建官府，又崇尚暴力、权威，他们既不满意当代最高统治者，又梦想辅佐圣明天子，做打天下的开国元勋，封妻荫子、福禄绵长。在斗争中胜则趋之若鹜，败则作鸟兽散，甚至沦为封建统治者的走狗。即使他们推翻了封建统治者，却马上成为新的封建统治者。其上台后对人民的压榨盘剥、压迫控制丝毫不亚於旧的统治者，甚至其手段更为残酷野蛮。

前面说过通俗小说的产生与游民阶层密切相关。最早的一些通俗小说包含有浓厚的游民意识，其原因何在呢？我认为这与通俗小说作者及其性质有关。最初通俗小说的作者不是士大夫，而是游民知识分子、浪迹四方的江湖人。江湖艺人在编写与演说通俗小说时必然渗透自己的意识与情绪，并将自己的生活体验融入其中。另外，游民是脱离了生活常轨的人们，他们的经历必然充满了曲折与艰辛，他们与社会、人群的矛盾也更为尖锐，其生活道路的起伏跌宕远过于在社会常轨中生活着的人们。因此，演说游民的故事更富于戏剧性、传奇性，更能吸引听众，何况听众之中还有大批游民呢？因此，一些通俗小说中表现游民生活和反映游民意识是必然的。这些颇能反映游民意识的小说又对游民的生活与斗争发生强烈的影响，特别是人口膨胀、游民日增的近三百年间，游民在这些具有游民意识的通俗文学作品的影响下，演出了无数有声有色、波澜壮阔、威武雄壮的活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