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知常：让一部分人在中国先信仰起来

我看到昨天，我知道明天

――埃及卢克索神庙法老像上的铭文

在中国，长期以来，一个曾经的极为响亮的口号，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

作为一种社会取向的价值选择，也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的动力选择，在社会转折的大幕即将拉开之际，“让一部分人”先“什么”起来，无疑永远是一个最为根本也极为重大的战略选择。而且，选择“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确实把我们国家与民族在三十多年中所孜孜以求的核心价值和盘托出。没有人会否认，“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战略选择，曾经凝聚了所有国人的目光与期待，而且，在三十多年前的改革开放之初，这一战略选择也确实曾经极大地推动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但是，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也已经没有人会否认，伴随着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深入拓展，作为一种战略选择，“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已经不足以成为能够使国人再次集结起来并且再次出发的价值选择与动力选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在中国，应该让一部分人先“什么”起来？业已又一次成为一个横亘在国人面前而且亟待回答的严峻问题。

就我而言，从世纪之初开始，就一直在呼吁“信仰启蒙”，也一直在呼吁应该让一部分人在中国先“信仰”起来。而且，随着思考的逐步深入，我更加日益坚信：中国人离“信仰”有多远，离现代化就有多远，离现代世界也就有多远。因此，让一部分人在中国先“信仰”起来，应该成为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当今中国的不二选择。

下面，就来谈谈自己的具体思考与想法。

一、 先“基督教”起来与西方现代社会的崛起

当今世界的“前世今生”

让一部分人先“什么”起来，涉及到的是社会取向的价值选择与社会发展的动力选择。

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古人还说，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要回答社会取向的价值选择与社会发展的动力选择问题，最为简洁同时也最为有效的，也无异于直接去看一看我们所面对的当今世界的“前世今生”。

在这方面，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思考给我们以重大启迪，他说，研究历史，最好的方法是分成短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而在思考我们所面对的全部世界的“前世今生”的时候，“长时段”，显然应该是我们透过世事与国情的是是非非，去洞察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前世与今生的重要参照。例如，以300年为一个周期、以500年为一个周期，由此，我们立即就会发现，有些国家的命运其实在300年前、500年前的“前世”中就已经命中注定了终将衰败，但是，也有些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其实也是在300年前、500年前的“前世”中也就已经命中注定了终将崛起。

几百年来的全部世界，动荡和变局非常非常频繁。我们的大清帝国的GDP曾经领先于全世界，可是，后来却一蹶不振，甚至灰飞烟灭。俄罗斯帝国曾经不可一世，最终也难逃覆灭命运；还有前苏联，现在也昙花一现，成为了历史；不可一世的奥斯曼帝国，也曾经横贯欧亚非，可是，现在却踪迹无处可寻；英国更加神奇，曾经在几个世纪中跃居世界之巅，成为日不落帝国,尽管现在已经气息奄奄；至于美国，新兴之邦的身份，也并未影响到它的在百年中就后来居上，至今仍旧是全世界的带头大哥；德国与日本更不同凡响，曾经崛起，但是后来却悍然发动战争，挑衅全世界的人性底线（在战败之后，竟然仍旧能够转而变身成为经济大国，更是一大奇观）；当然，最令人痛心的当属亚非的那些前殖民地国家，它们左拼右突，但是，到现在却还大多没有走出贫困的泥沼。

那么，在一幕幕兴衰沉浮的背后，一定还存在什么规律？冥冥之中，应该还存在着一只有条不紊地把神秘“天意”分配给各个国家与民族的“看不见的手”？很长的时间里，我们曾经把兴衰沉浮都归因于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奋斗、勤劳、勇敢，然而，现在回头来看，显然并非如此。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崛起与衰落无疑与奋斗、勤劳、勇敢有关，但是，仅仅奋斗、勤劳、勇敢，却又远远不够。无疑，在一个国家的先“奋斗、勤劳、勇敢”起来的背后，一定还存在着一个首先要先“什么”起来的东西，而且，也正是这个先“什么”起来的东西，才导致了一个国家的终将崛起或者终将衰落。

先“基督教”起来

那么，这个先“什么”起来的东西又是什么？从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来看，毋庸讳言，现在日趋一致的发现是：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崛起与衰落，往往与是否先“基督教”（指新教，下同）起来密切相关。换言之，是否先“基督教”起来，应该是我们在历史上所能够看到的兴衰沉浮的共同特征。

当然，这一发现并不意味着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崛起必须先“基督教”起来，而仅仅意味着：我们必须从这一共同特征入手，去探求背后隐现浮沉的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崛起的历史奥秘。

具体来说，在历史学界，一般都将公元1500年作为一个极为值得关注的世界节点。西方最著名的历史教科书――《全球通史》分为上篇和下篇，上篇是“公元1500年以前”，下篇则是“公元1500年以后”。还有一本书，是美国人写的《大国的兴衰》，也是如是划分：“公元1500年前”和“公元1500年以后”。看来，公元1500年，从今天来看，应该是一个最佳的长时段，一个洞察我们所面对的全部世界的“前世今生”的时间节点。

既然如此，我们不妨就以公元1500年为一个参照的“长时段”，来回顾一下我们所置身于其中的这个世界所走过的历程。

首先，公元1500年以后，到1900年为止，几百年的时间，世界上公认，一共出现了15个发达国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15个发达国家完全都是欧洲人口。当然，这15个发达国家里有2个国家，它们的地理位置并不在欧洲，这就是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但是，它们却同样都是欧洲人口。因此，必须要看到，在最近的500年里，现代化的奇迹都完全是欧洲人创造的――也都暂时完全与中国人无关。

其次，公元1500年以后，西方国家全面赶超了中国。我们看到，1830年，欧洲的GDP全面赶超中国，1865年，英国一个国家的GDP也赶超了中国，到了1900年，美国不仅仅赶超了中国，而且赶超了英国。由此，我们看到，西方世界的崛起竟然是与中国的沦落在同步进行。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倘若因此而将现代化与欧洲等同起来，将现代化意义上的西方与欧洲等同起来，那无疑也将会铸下大错，并且会混淆我们即将讨论的问题的实质。事实上，在公元1500年以后，西方世界的崛起并不能仅仅大而化之地界定为全部欧洲。回顾一下西方的现代化历程，不难发现，从公元1500年以后，整个的欧洲不仅仅是开始了大步奔跑，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还在大步奔跑中不断加以筛选、淘汰。我们看到，欧洲在奔跑中很快就首先甩掉了东正教的国家，然后又甩掉了天主教的国家。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都相继后继乏力，不得不从“发达国家”的行列中被淘汰出局。因此，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最终真正跑进现代化的第一阵容的，恰恰全都是先“基督教”起来的国家，都是基督教国家。以我们所熟知的第一批现代化八国为例，除了法国、比利时两国属于天主教与新教混淆外，其余6国，就全都是基督教国家。

再如英国，在它刚刚崛起的时候，只有一千万人口，可是，它所带来的正能量，却实在不容小觑。本来，葡萄牙、西班牙都跑在英国前面，英国要晚一百多年。然而，伴随着英国的宗教改革（安立甘宗、圣公会），伴随着新教在英国的日益崛起，它却很快就大步追赶了上去（历史学家说：是加尔文宗信徒创造了英格兰）。公元1500年的时候，三个国家的人均GDP还相差不多，可是到了1870年的时候，英国的人均GDP却已经是西班牙的2.3倍，是葡萄牙的3.2倍，到了今天，葡萄牙和西班牙已经不值一提。尤其是葡萄牙，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就曾经提示：欧洲的国家都可以被认为是现代化国家，但是有一个国家却必须例外，因为它迄今都不是现代化国家，这个国家，就是葡萄牙。那么，原因何在呢？答案根本无可置疑，也无可挑剔：英国是“好风凭借力”，借助宗教改革和新教的拓展，是先“基督教”起来的国家，而葡萄牙、西班牙却是天主教国家，也是没有先“基督教”起来的国家，因此，前者才从殿后变为领先，直至彼此不可同日而语；后者也才从领先变为殿后，直至掉队落后。

再如北美。同在美洲，但是北美与南美却截然不同。它们都是欧洲背景，现在北美已经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可南美却仍旧停滞于落后的境遇，仍旧还是发展中国家。原因何在？为什么南美和北美竟然会差那么大？为什么南美北美都是殖民地，但竟然结果完全不同？南美为什么始终就不行？而北美为什么就一直一帆风顺呢？原来，长期治理南美的葡萄牙和西班牙都是天主教国家，而长期统治北美的英国却是基督教国家。是否先“基督教”起来，在发展中是否曾经被基督教的手触摸过，就成为它们之间的根本差异之所在。

由此我们看到，在西方社会的崛起的背后应该确乎存在着规律，在冥冥之中也还确乎存在一只有条不紊地把天意分配给各个国家与民族的“看不见的手”，这就是：基督教。

换言之，西方社会的崛起的共同特征就在于：这些国家与民族往往都是先“基督教”起来的国家与民族。

遗憾的是，至今为止，我们在谈及西方的现代化问题的时候，往往仍旧笼而统之地以欧洲来代替现代化意义上的“西方”，而没有考虑到是否已经先“基督教”起来这个至关重要的因素。结果，本来是应该向真正的西方――欧洲的英国乃至它的第二代――北美的美国学习，可是却无端错误地变成了转而向并非现代化意义上的西方的欧洲的法国或者俄罗斯学习。然而，这“西方”并非那“西方”，现代化意义上的“西方”并非地理意义上的西方，也并非地理学意义上的欧洲。结果，我们的学习就只能以“付学费”而宣告结束，只能以失败告终。

事实上，我们所说的现代化意义上的“西方”，只是地域上很小很小的一点，严格来说，其实就是占人口2%的三个国家，荷兰（革新教、自由新教和路德教等新教派别）、英国、美国。荷兰、英国是第一代的西方，第二代的西方实际上就是在英国影响之下的美国。而在它们背后支撑着的，都是基督教。至于其它的欧洲国家则不同了，例如法国，例如意大利，甚至例如俄罗斯。在他们背后支撑着的，都不是基督教，因此也就都没有进入现代化的第一阵容。显然，并不是任何的欧洲国家都可以成为现代化的先驱，而仅仅是与基督教直接相关的国家才可以成为现代化的先驱。换言之，并不是欧洲的任何宗教都与现代化呈正相关。不论基督教，还是天主教，抑或东正教，无疑都是与人生与人类有益的，但是，能够强力推进现代化的，却往往是也首先是――基督教。

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所谓的西方，其实就是客观化、世俗化了的基督教地域。所谓“西方”，在本质上就是基督教的西方。因为政治局常委王岐山的推荐，国人现在对托克维尔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都很熟悉，在这本书里，所谓“旧制度”，其实就是指的除了英国、荷兰之外的整个欧洲。在历史学家的眼中，英国、荷兰以及它的第二代的传人――美国，就代表着全部的西方的奇迹，它们人口仅占2%，但是影响力却遍及其余的98%的人口。

也因此，因为不了解世界历史的真正奥秘，中国人往往言必称希腊、罗马，但是却绝少提及希伯来，同样也喜欢言必称欧洲南部的文艺复兴，但是却绝少提及欧洲北部的宗教改革。然而，实际上欧洲的南方的文艺复兴（拉丁文化）在历史上的作用却远不能与北方的宗教改革（日耳曼文化）相提并论。真正引领了全世界的改革开放的，也是北欧的宗教改革，也就是新教改革，而不是南部欧洲的文艺复兴。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欧洲的“北富南贫”，也恰恰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例如， 1512年的时候，西班牙人的一个武装小分队登陆了南美的厄瓜多尔， 138年以后，1670年，一个英国人才赤手空拳登陆了北美的南卡罗来那，可是，我们今天谁都已经知道，被天主教的西班牙和基督教的英国染指之后，南美和北美的差距何等之大。

甚至，英国人用500人就可以管理好5忆人口的印度，可是，法国用200人却管理不好150万的柬埔寨人。

更有甚者，信仰新教的德国北方可以成功实现现代化，信仰天主教的德国南方，却只能望现代化而兴叹。

历史的铁律就是这样无情！先“基督教”起来的英国的鼎盛时期，号称“日不落帝国”，在西方影响了美国，在东方影响了日本。后来的所谓“亚洲四小龙”，也或者是接受英美的影响，或者是接受日本的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