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知常：市场化与大众文化――关于大众文化的思考

一

市场经济对于大众文化的影响同样不能忽视。

这不仅仅因为大众文化与市场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现代社会既是一个为大众文化提供特殊载体的自然人化的过程( 以符号交流的信息世界取代实体交流的自然世界)，也是一个为大众文化提供特殊内容的个体社会化的过程( 以等价交换原则实现人的全部社会关系)，在这当中，大众文化的能力被技术化加以转换，大众文化的本源被市场化加以转换，而且因为作为大众文化乃至大众传媒的源头的现代技术本身也同样要受市场经济的制约。例如，科学技术对于自然的大肆征服就来源于市场经济所奉行的物质财富的增长优先于人本身的发展的原则，再如，科学技术本身的积极意义也只有通过对于它们在市场经济中的异化性质的否定才有可能得以实现，等等。

大众文化的出现与市场经济的“物的依赖关系”密切相关。

传统的文化、审美活动无疑都是非市场经济的“人的依赖关系”的产物。当然，这并不是说，传统的文化、审美活动就不具有商品属性，事实上，就像文化属性、历史属性、伦理属性乃至民族属性在传统的文化、审美活动身上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一样，商品属性在传统的文化、审美活动身上也同样是存在着的，值得注意的只是它并没有充分地显示出来。至于其中的原因，则主要取决于文化、审美活动本身的物质基础。

具体来说，首先，它取决于文化、审美活动的精神性需求与物质性需求之间矛盾的解决方式。由于分工的出现，文化、审美活动的精神性需求与物质性需求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矛盾。当这一矛盾能够在文化、审美活动之外得以基本甚至完全解决之时，审美活动的商品属性就只能是一种隐性的存在。然而当这一矛盾不能够在审美活动之外得到基本解决之时，审美活动的商品属性必然会表现出来。因为只有将审美活动的成果卖掉，才能换取进行审美活动所必须的物质材料。在传统社会，我们所看到的正是前者。统治者在审美活动之外占有了绝大多数审美活动所必须的物质材料，也占有了绝大多数审美活动的成果――这成果他们不会拿去卖掉，而只是供自己享受。因此，值得注意的是，没有被商品、金钱玷污过的审美活动倒是只有在统治者那里才存在。只有这时的审美活动才是纯洁的，没有铜臭味――当然从根本上说，还是建立在从劳动者那里掠取的血汗上 。中国汉代乐府的乐师，唐代的梨园弟子，宋代的翰林国画院的画家，都是依赖于宫廷的。至于流浪艺人倒是直接与商品活动打交道，但是却反而被歧视为下九流。在这个意义上，审美活动还是等级社会的象征，因此审美活动也就压抑了它的商品属性的一面。换言之，是通过拒绝商品属性、拒绝功利性，并且通过隐瞒彼此之间的内在联系来维持审美活动。在古代社会，我们看到的审美活动并不与商品发生过多的联系，而是与宗教、道德发生种种错综复杂的纠缠，原因就在这里。 至于中国的计划经济，则与古代社会有其共同之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家的管理机制采取的是全部包下来的方法，结果同样造成了一种人身依赖，审美活动的精神性需求与物质性需求之间的矛盾可以在审美活动之外获得基本甚至完全解决，因此，审美活动的商品属性同样没有表现出来。而在现代社会，我们看到的正是后者。审美活动的精神性需求与物质性需求之间的矛盾无法在审美活动之外得到基本解决，只有将审美活动的成果卖掉，才能换取进行审美活动所必须的物质材料，这样，审美活动的商品属性就必然会表现出来。

进而言之，更为重要的是，审美活动的商品属性是否能够充分加以展现，还取决于经济活动所决定的活动目的的差异。在古代社会，属于自然经济，突出的是“人的依赖性”、“人对人的依附性”，以经济生活的禁欲主义、政治生活的专制主义、文化生活的蒙昧主义为主要内容。它尽管十分狭隘，然而在其中人“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而且在限定的范围内，个人“可能有很大的发展”，“可能表现为伟大的人物”。因此它“确实较为崇高”，或者，假若拿“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在它的影响下，审美活动的商品属性自然也就不会表现出来。

显然，传统文化、审美的商品属性的没有充分显示出来，意义实在非同一般。它使我们意识到：传统文化、审美无疑都是非市场经济的“人的依赖关系”的产物。由于“自然经济”迫切需要构造某种理想的、本质的、必然的、普遍的东西去为自己辩护并保证自己的实现，这就顺理成章地在内涵方面导致了传统文化、审美的一系列的为我们所熟知的诸如原创性、超越性、精英性、批判性、非功利性等根本特征的出现。同时，由于在“自然经济”中人们在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都只能生存在一种封闭、割裂的二元对立的状态，因此，就顺理成章地在外延方面导致了传统文化、审美的一系列为我们所熟知的诸如强调地域、民族、阶级、阶层、血缘、性别差异等根本特征的出现。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传统文化、审美活动的采取“体外循环”的方式，毕竟意味着一切都是在市场之外培育、发展起来的。这，固然造就了为我们所十分熟悉的传统文化、审美活动的一系列优越之处，但是同时也确实造就了传统文化、审美活动的一系列根本缺憾。例如，在传统文化、审美活动，对于传统文化、审美活动的资源、资本、资格的掌握、支配、授予权都被某个阶层、某些人所完全控制、操纵。从表面看这种控制、操纵有利于根据传统文化、审美活动的供给能力、需要状况、变化趋势来合理地配置传统文化、审美活动资源，以便最大效益地发挥传统文化、审美活动的作用（甚至连回报也是通过权利系统以扭曲的方式间接实现的，例如荣誉、特权、较好的待遇，等等），然而，遗憾的是，就其实质而言，这根本就无法做到。人类的审美追求、文化趣味都是千变万化的，充满了种种偶然性，而作为控制、操纵者的完全理性以及信息的完全把握，事实上都是不可能的，因此，一定要人为地完全加以控制、操纵，就会导致人类的传统文化、审美活动的走向被动，而且会造成人性本身的压抑。这一点在中国最为明显。所谓计划经济，应该说是一种理想化的经济制度。它建立在三个假设的基础之上。其一是信息必须是完全的，其二是按劳分配必须是完全可以行得通的，其三是供给与需求必须是完全对应的。在此背后，则又包含着两个关于人性本身的假设：其一是计划者必须具有完全的理性，其二是经济行为的主体必须是完全的道德人。可惜的是，这一切事实上是无法做到的，只是一种美好的幻想。其结果，就是不但会导致一种被动的传统文化、审美活动，而且会导致一种畸形的传统文化、审美活动。例如，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传统文化、审美活动片面地强调改造人性，突出大公无私与人之常情的对立以及阶级性与人性的紧张，重国家轻社会、重行政性整合轻契约性整合、重集体生存轻个体生存、重教化轻娱乐，并且有意忽视以夫妻为核心的横向两性关系、以父母与儿女为核心的纵向血缘关系，就显然是一种计划经济时代资源极为短缺情况下的必然选择 。

市场经济社会的来临，使得情况出现了根本的转换。在市场经济社会，“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人之为人“表现为完全的空虚”，“表现为全面的异化，而一切既定的片面目的的废弃，则表现为为了某种纯粹外在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 简单言之，从“人的依赖关系”转向了“物的依赖关系”，这样一来，文化、审美活动的精神性需求与物质性需求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矛盾已经不能够在文化、审美活动之外得到基本解决，因此，文化、审美活动的商品属性也就必然会充分表现出来。问题很简单，只有将文化、审美活动的成果卖掉，才能换取进行文化、审美活动所必须的物质材料。与此相应，传统文化、审美也开始出现根本的转换。

不过，这根本的转换在市场经济社会又有其演变过程。

我们知道，自近代社会开始，逐渐从“自然经济”逐渐转向“市场经济”，后者意味着从“人的依赖性”走向“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人的依赖关系”为“物的依赖关系”所取代。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同时又暴露了许多新的问题。就前者而言，它体现了对于以“人的依赖性”为特征的文明发展中的自然局限性的突破。马克思称之为“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 ，在市场经济时代，“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的作用取代了“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的作用。人类活动的社会性质开始被赋予普遍性的形式。“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一个普遍的劳动体系――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在这里，所谓普遍利用“人的属性”，是指对内要培养“具有高度文明的人”：“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这同样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一个条件。” 所谓普遍利用“自然的属性”，则是指对外要克服对于自然的崇拜、狭隘的地域性，不再依赖自然，而是征服自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以便经济地加以利用，用人力兴建大规模的工程以便占有或征服自然力……” 就后者而言，市场经济所暴露出来的新问题主要体现为文明发展中的社会局限性。然而，由于那个时代人们主要还是关心于从前现代化到现代化的问题，诸如市场经济、现代科技、工业化以及人的尊严、民主、自由，等等，意在改变传统的人身依附，使个人获得前所未有的独立，因此，在市场经济的巨大魅力得以充分展示之际，“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所导致的文明发展中的社会局限性这一根本缺憾并没有真正、完全暴露出来。那么，“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在传统文化、审美领域的表现是什么呢？无疑就暂时还是推动着传统文化、审美继续走向成熟。

自２０世纪始，随着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其中的巨大魅力得以更加充分的展示，同时，其中的根本缺憾也真正、完全暴露了出来。这就是：文明发展中的社会局限性（正是它，使得“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无法真正、全面地得以实现）。所谓文明发展中的社会局限性，是指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只能奉行物质财富的增长优先于人本身的发展的原则。它表现为：“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也可以说劳动的本身的生产力）的任何增长，――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也就是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增长。”“资本在具有无限度地提高生产力趋向的同时”，又“使主要生产力，即人本身片面化，受到限制”， 随着“劳动者方面的贫穷和愚昧”，“非劳动者方面的财富和文化也发展起来”。 具体来看，它包括，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异化：这主要体现为自然中的“人化”与全球问题的矛盾。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异化：这主要体现为社会中的“人化”与“物化”的矛盾，例如社会对人的发展的扭曲，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等等。在这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异化为金钱的关系。金钱成为万能的。人的全部社会关系被以等价交换原则来实现，所谓量的关系抹杀了质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这里，可以在本来意义上使用‘货币没有臭味’这句话。某人手头的一个塔勒，是实现大粪的价格还是绸缎的价格，在它的所有者手里，一切个人差别都消失了。” 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异化：自我失落了。更为重要的是，过去，这种异化还主要是表现在物质领域，是狭义的商品异化所致。人类最为神圣的两个领域，大自然和审美活动还被严格地排除在外。然而现在这种异化却渗透到文化、文明的领域，从商品的异化转向了文化、文明的异化（从卢卡契发端，直到法兰克福学派，所密切关注的正是这个世纪性的重大问题）。人类最为神圣的两个领域即大自然和审美活动也被携裹于其中，失去了神圣的纯洁。精神产品普遍成为商品。审美活动也作为商品直接进行交换，伊格尔顿承认：“我们说社会现象已经普遍商品化，也就是说它已经是‘审美的’了一一构造化了、包装化了、偶象化了、性欲化了”。“什么是经济的也就是审美的” 里斯曼也说：“流行文化实质上是消费的导师，它教给他人引导者如何消费政治，即把政治消息和政治态度当做消费品，政治是一种商品、一种比赛、一种娱乐和一种消遣，而人们则是购买者游玩者或业余的观察者。” 乔治•史密尔甚至不无夸张地说：在当代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