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闳：闯入者木心及所映照的文化诸面相

“木心”这个名字在大陆文学世界的出现，是一次“闯入”事件。这一“闯入”，引起了一些不大不小的骚动，陆续有慌乱、赞叹和不以为然的声音对这个陌生的闯入者作出反应。相关人士围绕着木心及其作品的说长论短，倒是形成了一种别样的景观。通过“木心”这一面多棱镜，映照出当下中国文化的不同面相。

众所周知，木心在中国大陆的风行，首先得益于著名艺术家陈丹青的鼓吹，又由于陈丹青的明星效应，木心的影响力迅速波及公共阅读领域。然而，大多数专业人士反应冷淡。虽然有少数现当代文学领域的研究专家作出了超乎寻常的好评，甚至有人将其视作超越了所有现当代文学作家的超级“大师”，因此也引发了一些争议。

陈丹青对木心的推崇原因复杂：有对师长的尊崇，有对逝去的时光和记忆的缅怀，也有对当下文化之粗鄙、恶俗的愤懑。但他的态度简单明确，也很有意思。陈丹青对于木心的推崇是直截了当、不加掩饰的。他并不在意当下文坛通行的规则，执意推崇他所钟爱的文学，不乏古道热肠。木心的文学表明，文学写作可以离开一个时代的文学制度和文学惯例来实现，甚至，更极端一点儿说，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写作，往往就是对文学成规的反动。陈丹青对于文学领域的介入，也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这一点。他对专业人士的短视和麻木横加责备，毫不留情。在一个趣味彻底败坏了的时代，陈丹青对个人趣味的执着，令人瞩目。

另一种代表性的反应是孙郁。作为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孙郁更关注现代汉语的文学性。他在木心身上看到了汉语的雅致之美。事实上，雅致的母语一直是白话文文学草创时期的一个梦想。白话文日益的粗劣化和实用化的倾向，严重伤害了汉语文学精美的传统。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汉语文学传统的美学经验的丰富性和精美性的流失，越来越严重。这也正是木心及陈丹青在上海文化中所看到的症候：过去时代文化的精美和优雅，早已沦丧。

木心的博学和美学经验的丰富性，与所谓“现当代文学”在语言和精神资源上的贫乏和干枯，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孙郁在木心那里看到了汉语之美，并予以高度赞美，一如他赞美鲁迅。他以赞美的方式，也寄托他本人的美学理想。但语言的艺术性并非文学价值的全部，尽管有可能是其核心的价值部分。木心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其小说、诗歌艺术价值平平。散文无须特别地经营主题和结构，也不一定要依靠激情和意境，可以专注于言辞之美，如古典辞赋。过分专注于辞章，很容易把个人趣味变成了一种乖张的癖好。

批评家张柠所关注的在文化传播效应方面。张柠看出了木心的文学与当下文化消费风潮中的“民国范”消费之间的内在关联。木心是民生人，青少年时代所受的也是民教育，却长期生活在大陆。奇妙的是，他的话语方式却依然是民国式的，他的作品中弥漫着浓重的民国气息，语言始终保持着民国时代的纯净和灵动。这是一桩奇妙的事情。属于大陆居民的木心，一不留神加入了胡兰成、齐邦媛、龙应台等人所构成的“民国”文化的氛围，与流行服饰、发型等时尚因素和教育、语言、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复古风”一起，构成了一种“民国风潮”。这一风潮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是文化界人士借助民国风格的语言和文学，营造了一个精神“乌托邦”，以安置他们业已枯萎的美学经验和文化精神。另一方面，文学作为一种精神性的消费品，也会受到消费市场的左右。在当今大众娱乐文化场域里，文学阅读也越来越“粉丝化”。围绕着自己的精神偶像，读者常常会在互联网上吵成一团，如同歌迷对不同的歌星一样。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木心也无可避免地成为一种消费品。他的市场推动力来自作为文化明星的陈丹青，进而他也以营造“明星”的方式将他的文学导师“偶像化”。

文学史家和文学史料专家的态度则模糊、暧昧。陈子善声称，将木心文学的价值评判留给时间，留给历史。将文学价值裁判权让渡给“时间”，宣称要借“历史”的威权来判决，以延缓表态来推卸学者的职责。他们并不特别在乎文献的文学价值，而是其史料价值。文学并不在于当下性和现场性，而在于其作为藏品的升值空间。须假以时日，方显出其价值。他们以“囤积居奇”的方式，像处理任何历史文献一样。他们曾经以同样的方式处理张爱玲。这种所谓“历史主义”态度，固然避免了卷入观点冲突的漩涡，但却是无原则的和不负责任的。这一点，符合学院学者的生存策略，他们总是以貌似客观的“历史主义”态度来掩盖“相对主义”的狡猾和价值空虚，从而得以在观点分歧甚至的截然对立的学院环境中左右逢源。

将木心当作“民范”来膜拜，本身就是一个误会。但事实上，人们并不真正关心木心文学的意义究竟如何，而是因为他们总是需要有一个膜拜的对象。如果说木心的时代是一个刻意扼杀优质文学的愚蠢时代的话，那么，现在则是一个把任何可能引起关注的东西都吹捧成奇迹的媚俗时代。

20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