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军：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针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9月24日，习近平同志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此前，习近平同志已在多个场合多次强调“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个重大的文化方针。我们感到，在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时期，习近平同志提出“两创”方针，其历史和现实意义正如毛泽东同志20世纪40年代提出“推陈出新”、50年代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一样，标志着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文化发展规律和文化发展责任、使命、路径的认识达到一个新高度，必将对中华文化走向新辉煌发挥强有力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一、“两创”方针深刻揭示了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

古今中外的历史表明，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兴盛和繁荣，都有其客观规律。执政者制定的文化方针和政策，只有遵循客观规律，才能真正起到指导和推动作用。“两创”方针揭示的文化发展规律，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

一是尊重传统。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其既有的文化传统。这个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文化积淀，构成了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标识、文化血脉和价值系统。只有从传统文化的母体中汲取丰富滋养，才能惠及当代、泽被后人。正如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的那样，“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而割断了“命脉”，就谈不上文化繁荣发展，从而更谈不上执政兴国，甚至可能丧失执政资格。秦一统天下后，废文用暴，“焚书坑儒”，二世而亡；汉以秦为鉴，尊儒重文，以礼仪治天下，开创了四百多年盛世。这就是对待传统文化不同态度导致的不同后果。“两创”方针的基本前提，就是要自觉礼敬、尊崇传统文化，从内心深处强烈认同优秀传统文化承载的价值理念。

二是古为今用。尊重传统不是仅仅将其作为文字存放在古籍里，也不是仅仅将其作为文物收藏在禁宫里，而是要让其活起来、用起来，达到经世致用、学以致用的目的。我国历来就有古为今用的传统，孔子作《春秋》、司马迁著《史记》、司马光编《资治通鉴》，都是古为今用、以古鉴今的典型例子。“两创”方针的重要内涵，就是要积极运用古人的智慧解决当下的问题，发挥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使之有益于个人、社会的教化和国家的治理。

三是推陈出新。运用传统不能食古不化，“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更不能作茧自缚。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在每个时代，文化在适应时代发展需要、解决面临新问题、与其他文化碰撞交流的过程中，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必然从传统中孕育出新的文化形态。从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学到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学，再到程朱陆王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儒家思想“都是顺应中国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的要求而不断发展更新的，因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脉。“两创”方针的鲜明指向，就是立足于实践，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以兼收并蓄的包容精神，借鉴其他优秀文明成果，通过转化再造、丰富发展，焕发新的生命力。

习近平同志指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我们必须自觉在“两创”方针指引下，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科学辨析、精心萃取，进行新的文化创造，让中华文明革故鼎新、再创辉煌，完成好我们这一代人应当承担的历史责任，上不负列祖列宗、下无愧子孙后代。

二、“两创”方针有力廓清了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错误倾向

由于种种原因，近代以来，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我国思想界产生过一些错误倾向，比较突出的是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这两种极端思潮。改革开放后，这两种思潮又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同时伴随市场经济、商品社会的发展，还出现了功利主义的倾向。

虚无主义宣扬，中华传统文化是过时的文化形态，在今天已经失去了价值和意义，甚至认为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起着负面的、阻碍的作用，因此必须全盘否定和彻底摒弃。20世纪一二十年代高调“打倒孔家店”就是这种思想倾向的代表。事实上，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并不矛盾。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韩国、新加坡等国家，不是成功走向了现代化吗？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两创”方针，宣示了对五千年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的无比自豪，昭示着强大的文化自信。

复古主义认为，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都是好的，要求一切按古人的行为方式行事，主张死记硬背“四书”“五经”，成天穿汉服、行拱手跪拜礼，甚至提出全面“儒化中国”，进而提出推行所谓“儒教”，把“儒教”当成“国教”。实际上，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地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同时，社会实践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外部环境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想简单回归传统已不可能。“两创”方针的要义在于，不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而是有鉴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创新传统文化的形式和内涵，使之与当今社会相协调、与现实文化相融通，为当代人所接受所运用。

功利主义则打着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号，以赚钱营利为根本目的。有的争夺名人故里，美其名曰旅游开发；有的影视剧、文学作品戏说历史，以吸引眼球；有的热衷举办高额收费的所谓“国学总裁班”“国学少儿班”，旨在敛财。所有这些，不是真的弘扬传统文化，只会败坏道德伦理和社会风气。而“两创”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家园。

总而言之，“两创”方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尊重传统而不盲从传统，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是纠正对待传统文化各种错误倾向的有力武器，是我们在复杂的文化思潮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定海神针”，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三、“两创”方针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正确方法

贯彻“两创”方针，就是要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社会治理等的发展需要，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之相协调相适应，实现其当代价值。如何实现“两创”，悉心体会习近平同志对“两创”的论述，可归纳为以下五种方法。

一是赋予新义。对有些传统文化范畴，剔除其糟粕成分，保留其基本精神，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比如“忠”，在传统文化中不仅被看作是个人的“修身之要”，而且被定为“天下之纪纲”“义理之所归”。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评价一个政治人物的好坏，常常看一个“忠”字，忠臣名垂青史，奸臣遗臭万年。但在封建时代，“忠”具有浓重的人身依附色彩，主要是讲“忠君”，即忠于君王个人。今天，我们当然不讲“忠君”，但不能不讲“忠诚”。特别是在当前面临“四大危险”“四大考验”的情况下，我们更要始终秉持忠诚这一宝贵的政治品格，忠诚于信仰、忠诚于组织、忠诚于国家、忠诚于人民。

二是改造形式。对有些传统文化范畴，改造旧的形式，赋予其现代表达形式。比如“孝”，儒家讲“百善孝为先”，这是基于血缘、源自内心的重要价值理念，是中华民族最具普遍认同的道德规范。但是，在封建社会，孝道中表现的“父为子纲”“父母在不远游”“丁忧三年”“无后为大”等，显然不适应于当今社会的生活方式。今天我们同样必须讲“孝”，却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关键是真诚地关心、关怀父母、长辈的所思所想、所虑所求，以最大限度地满足父母和长辈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为着眼点，充分表达晚辈的孝敬之心，真正使“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三是增补充实。对有些传统价值范畴，借鉴和吸收其他文化的有益成分，补充其内涵。比如，传统文化中不乏“法”的内容，但中国传统社会总体上是“人治”社会，法的施行是有差别和等级的，缺乏法治精神。而现代社会强调依法治国，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政党、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因此，有必要对传统文化中“法”的思想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用现代文明的法治内涵予以补充，使其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

四是拓宽延展。对有些传统价值范畴，根据时代的发展进步，挖掘其当代价值，拓展其内涵。比如，儒家思想有“民本”内容，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以民为本”的宝贵思想，在长期的专制社会中被弱化、被淹没，最终没有发展成为现代民主观念。新中国成立65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直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其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这就需要从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深入挖掘、阐发、创新民本思想，做到“以百姓心为心”“仁者爱人”，在民主制度建设、参政议政形式、协商民主渠道等方面予以完善，逐步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民主政治道路。

五是规范完善。对有些传统价值范畴，根据时代的新要求，不断规范、完善其内容。比如“礼”，我国被称为礼仪之邦，通过礼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但是，传统社会的“礼”过于复杂繁缛，与现代社会生活有许多不适宜的地方。礼仪是宣示价值观、教化人民的有效形式。当前，一方面，我们要在适当规范和简化的基础上，逐步恢复一些影响深远的传统礼仪制度，比如“开笔礼”“成人礼”、传统婚礼、“祭礼”等等；另一方面，要有计划地建立一些新的礼仪制度并积极推广施行，比如升降国旗仪式、就职宣誓仪式、烈士公祭仪式等等。

四、以钉钉子精神把“两创”方针落到实处

党中央把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放在前所未有的高度予以强调，在社会各界引起了热烈反响，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衷心拥护。巩固和发展这一良好势头，必须以钉钉子精神贯彻落实好“两创”方针，着力解决面临的突出问题。

一是消除成见和顾虑。必须指出，“神化”孔子不可取，把孔子学说当作“包治百病”的良方也行不通；但当前主要的问题是，近代以来“贬孔”“反孔”，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破四旧”以及“批孔”、“尊法反儒”等，其消极影响至今没有完全消除，使得有人总把儒家文化和封建保守思想画等号，总把马克思与孔夫子对立起来，对孔子“矮化”“污化”“丑化”，甚至“心有余悸”、“谈孔色变”。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道，……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我们一定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论述，打破对待孔子和儒家思想的禁区，放下思想包袱，全面客观地评价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历史地位和现实价值，投入真挚感情，大力弘扬以儒家思想为主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二是正确引导和规范。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学术机构、民间组织和企事业单位对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热情很高，开展了不少活动，但由于缺乏引导和规范，总体上呈现无序状态，良莠不齐、泥沙俱下，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荒唐、低俗的现象，对此必须高度重视，切实加以解决。否则，容易授人以指责、非难之柄，不利于形成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好氛围。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担负起引领责任，深入研究解决落实“两创”方针的思路、方法、路径、效果等重大问题，科学制定长期推进工作的规划，建立统筹协调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专家学者作用，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入意识形态建设、精神文明创建和价值观培育等各项工作中。在此过程中，认真抓好试点示范，及时总结推广好的经验做法，使弘扬传统文化工作沿着健康轨道发展。

三是创新载体和抓手。当前，人们思想观念多元，获取信息渠道多样，精神文化生活多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满足于仅有浓厚的舆论氛围、单一的工作手段、习以为常的传播方式是不够的，必须与时俱进，创新载体和抓手，把工作往实里做、往深里做，做到受众的心里去。去年以来，一些媒体推出汉字听写、成语大会、家风调查、品读校训等，一些地方倡导、推行经典阅读、礼仪普及、大众讲座等，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深受群众欢迎，关键是摒弃了“老套路”，创新了内容和形式，做到了内容鲜活、形式活泼，真正接了地气。我们要借鉴这些活动的好经验好做法，在内容上、手段上、方法上、渠道上大力创新，找准与时代的对接点、与受众的共鸣点，在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等方面，都要有使受众喜闻乐见、易于参与的载体和抓手，真正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起到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作用。

（作者系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