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佳明：在扬弃中弘扬孝道文化

我是定王台的老住户，这个社区坚持孝文化活动十几年，讲孝道蔚然成风，我也应邀给居民讲过孝文化的课。如今长沙市大张旗鼓推广这方面经验，把孝文化建设作为长沙道德建设的抓手，我双手赞成。

十几年来，中央一直在讲要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要把把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结合起来。十八大以来讲中国梦，也包含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孝”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范畴。孝顺，本来是规范子女对待父母态度的一个范畴。《说文》解道：孝，善事父母者，意思是尽心奉养和服从父母。但是在中国古代，“孝”不那么简单，长期的积淀使其成为“道”，所以叫做“孝道”。孝不仅仅是自己家的规矩，也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大道理，也可以说是基本原则。“孝道”至少还有三层意思，第一，孝是做人的道德底线。在农业社会里，家是群体，国是整体，家国本位天经地义，群体和整体意识是民族和社会生存的集体无意识，个人的价值是次要的。没有孝就没有家，没有家就没有国，不孝就不配做人。第二，孝是宗法关系的纽带。宗法关系说的是个人与家庭、家族与国家的关系，说的是君臣父子夫妻关系，这几对关系理顺了，家族氏族就发达，社会就和谐稳定。其中根本的是父子关系。在家是孝子，出门才能是忠臣。孝子联系着家与国的命运。第三，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中华文明几千年，“仁”是基本价值范畴。孔子说，天下归仁。孟子说，仁者爱人。仁是讲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但是“仁”何以落实呢，中国人首先以孝为仁，把“孝”作为“仁”的落脚点。古人说，“百事孝为先”，“以孝治天下”，“孝”既是“器”也是“道”。

近代中国老是在找落后挨打的原因，在批判传统文化时，孝道也不断被审视和批判。与西方人生观和家庭观不同，中国的孝道讲的是有条件有秩序有责任的爱，其中的道德责任或者大于情感满足。中国的孝道也偏离了它的本意，孝不仅仅是爱，更多的是家庭本位的责任和秩序，有了这个秩序才有小农社会和赖以生存的封建王朝。孝道又成了家长专制、等级特权和宗法关系的基干文化基因，而近现代阻碍中国发展最要命的就是这三样东西。孝道对个性自由的束缚，对创新竞争的压抑，使之成为中国文化的包袱，也是被诟病和批判的原因。

在市场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和家庭观念都开始深刻的变化。大家族不复存在，小家庭受到猛烈冲击，个人的独立性、自由度和选择性都空前发展。独立的人从家庭和单位中走出来，成为社会的人。单个的、独立的、自由的人成为社会中越来越重要的成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也趋于更加平等、更加自由，这是历史的进步，时代的潮流。但是市场原则的通行和家庭纽带的松懈，也促使旧道德瓦解。拜金主义、极端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逐渐泛滥。孝敬父母、承担家庭责任、尊敬老人，这样一些基本传统美德被抛弃，责任意识和和社会公德弱化，人们从内心里呼唤传统的家庭文化和孝道文化。

做什么事情不能一哄而上，顾前不顾后。我们在呼唤天使的时候，要防止把魔鬼也呼唤回来。既要看到孝文化美好的一面，要看到孝文化的落后性一面，用扬弃的态度对待“孝道”。一是提倡“孝敬”而不是“孝顺”。儿女要“善事”父母，敬爱老人，义不容辞。但是孩子与父母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孩子的事业爱情要得到尊重，年轻人的个性和创造性要得到珍惜和提倡；二是要讲私德的同时也讲公德。家庭道德的属于私德，社会道德和职业道德属于公德，顾小家时要顾大家，履行家庭责任的同时更要履行社会责任；三是重德治的同时更要重法治，某种意义上讲，德治强调过了头，就是人治，就会伤害法治。我们的法治还很脆弱，应该大大加强，使之成为德治的底线和保障，二者相得益彰。四是把弘扬传统文化与弘扬时代精神结合起来。我们的时代精神就是改革开放，弘扬孝道要与思想解放相结合，要与人的解放相结合，要与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相结合。二者能不能结合呢，完全可以。父母亲是对自己恩情最大的人，又是与自己几十年朝夕相处的人，尚且不能爱，怎能爱其他人呢。爱有一个原点，一个核心，爱父母、爱家人是爱他人、爱社会、爱祖国的起点。如果每个人都从这个起点出发，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社会该多么美好，中国该有多么强大的软实力。

回归孝文化，弘扬孝文化是改善今天人际关系的重要抓手，是道德建设从起点的再出发。从近代历史上对“封建礼教”的批判，对“孝道”的抛弃，到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呼唤回归，这是一个历史的轮回，但这是中华民族在更高层次上的觉醒。

（长沙市首届孝文化节暨第八届定王孝文化节的发言见《长沙晚报》20131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