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毓生：鲁迅思想的特征――兼论其与中国宇宙论的关系

此文原名为《鲁迅思想的特质及其政治观的困境》，原载台湾《文星论坛》杂志第112期（1987年10月1日），同年的大陆《读书》杂志也刊载了此文，但是只节选了部分，就是本博所载之文。这是目前所见论述鲁迅政治与文学选择最精辟的文章，文章后来收入《政治秩序与多元社会》，1989年台湾聊经出版事业公司，《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增订本) 》大陆三联2011年，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读读。

一、《狂人日记》、《阿Q正传》蕴含的吊诡或悖论与鲁迅思想中的悲观意识。

根据波拉尼(Michael Polanyi)在他的知识论中对于创造活动性质的洞察(这里所谓的“创造活动”，包括科学的创造活动，也包括艺术的创造活动)，我们知道当创造的想象力强烈活动的时候，它“不仅更热烈，而且更具体、更特殊”。当然，一个人只能在他所具有的对世界事务的性质的一般性知识之内产生具体感与特殊感。当一个人拥有的一般性知识愈丰富、愈深刻――换句话说，当一个人与世间事务接触时所能够使用的参考架构(frame of re－ference)愈丰富、愈深刻――的时候，他便愈可能针对某一问题或事务产生特定的具体感与特殊感。然而，一般性背景知识本身并不能取代创造活动；创造活动通常充满着特殊的具体感。

兴起于他自己全然参与的、呈现着强烈“意缔牢结的”(ideological，通常译作“意识形态”)时代，鲁迅思想的特质因一不寻常的结合而显得特别突出：在面对中国前所未有的危机之时，它同时具有犀利的逻辑与鲜明的具体感(即：它对事务与思想的涵义拥有谨严的思辨能力，同时它又能对所接触与关心的事务之特殊性产生具体的感受)。在他的敏锐心灵与他对于事实的丰富而具体的感受的相互运作之下产生的创作与议论，为五四激烈反传统主义提供了实质的、有力的内容。同时，也正由于这些思想上与精神上的资源的支持，他能够在五四时期及其后的时日之中，抵抗许多“意缔牢结”运动中先天性的陈腐与要求顺从的压力。易言之，鲁迅所拥有的不寻常的犀利的逻辑感与鲜明的具体感，是他对中国传统某些特殊的社会弊病与文化弊病所作透彻而有力的描述的主要资源；而这些弊病，对他的许多读者而言，也许在没读他的著作之前并未清楚地、系统地意识到。同时，这些资源也是他的原创性思想的动力――他的原创性思想有时与他的“意缔牢结”的立场颇有矛盾与抵触。在鲁迅的心灵中，作为一项他的“意缔牢结”所信誓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与对中国传统中一些优美质素的真切而具体的了解，是同时并存的。因此，他的意识中存有沉痛的思想矛盾与精神上的冲突。就这一点而言，他的复杂意识已为二十世纪中国深沉的文化危机作了见证，但，从另一意义而言，他的复杂意识却又对五四的知识阶层最不具代表性。因为经由他对中国诸问题之实际的了解所带来的绝望，以及他对任何简单的解答方式的反对――他真正理解到中国的问题远比任何拟议中的解决方案所能涵盖与解决的要来得大、来得复杂――这些跟五四时代的意识形态中乐观地向前看的气质是不协调的。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鲁迅深切感受到时代脉搏的跳动，并为求得解决中国的诸多弊端而奉献了他的一生。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已经认识到，为了使国家新生，必须推翻清政府。不管他究竟是否正式加入过光复会，鲁迅无疑地是国民革命的热烈支持者。在五四时代，无论是在激烈否定中国之过去的负面呼声，或在通过自由与知识以寻求启蒙的正面呼声这两方面，他都是“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发言人之一。虽然他转变成为支持由中共领导的左翼运动的过程，是相当痛苦的；但是，一旦他转变了，他便毅然地为了左翼运动的利益而投入笔战与论争的旋涡中。从许多方面来看，他是站在每一运动尖端的果决的斗士。就这一点来说，鲁迅又是五四知识分子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然而，鲁迅却又经常在心中重新考虑他所献身的政治与思想运动。在他留学日本那段时期，他看够了呼喊革命的留学生的肤浅与虚伪，并且目击他们不同派别之间的相互中伤，以致对革命运动的结果深感忧虑。在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他觉得很高兴；然而辛亥革命的后果――社会与政治秩序和文化与道德秩序的解体，社会中几乎每一部门都被沮丧、颓废的气氛所笼罩，以及袁世凯与军阀政治在中国的肆无忌惮――这一切使得他当初对革命后果的最坏的忧虑得到了证实。他因此陷入了绝望的深渊。

虽然鲁迅多少受到道家(尤其是《庄子》)的影响，但他的绝望的心情并不是来自道家所谓世事终归于徒劳的观点，而是两项因素交互作用所引发的。这两项因素是：他对中国的诸多具体事实清楚的理解，与“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那是源自中国儒家传统的“整体性思考模式”(holistic mode of thinking)。在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与政治秩序和文化与道德秩序均已解体的五四时代，这项思考模式的逻辑推演自然导致从审视一种属于中国心灵特有的病症的角度来诊断中国的弊端①。从这个角度出发，他的绝望格外深沉、格外难以祛除。对鲁迅而言，如要对中国之未来做一次不带情绪性的、切实的估计，这样估计的结果指向着：全然的无望。

早在留学日本的时代，鲁迅已经认定中国各种问题的最根本原因是，令人叹息的中国人的民族性。这样的态度意味着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透过思想与精神革命来改变民族性。政治革命只能改变外在的政府形式，却不能带来要建立一个较好的未来所需要的真正本质性的革新。然而，正因为鲁迅已经认定中国的积弱的根本原因是在思想与道德方面，这项认识使他陷入了绝望的深渊。鲁迅在日时曾与许寿裳做过广泛的讨论，他们认为：“‘中华’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换句话说：便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口号只管很好听，标语和宣言只管很好看，书本上只管说得冠冕堂皇，天花乱坠，但按之实际，却完全不是这回事。”(见许寿裳著《我所认识的鲁迅》，《回忆鲁迅》章)因此，在鲁迅面前等着他去做的基本工作是：透过思想与精神革命去治疗中国人的精神的病症。然而，一个在思想与精神上深患重疴的民族如何能认清它的病症的基本原因是它的思想与精神呢？(思想与精神既已深患重疴，自然不能发挥正常功能，不能发挥正常功能的思想与精神，如何能认清病症的基本原因是思想与精神呢？)既然连要认清自己病症的原因都不易办到，又如何能奢言要铲除致病的原因呢？鲁迅当然可以尽力去启发他们，但结果充其量是在未知之天。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知道即使在辛亥革命之前，鲁迅内心深处已隐然怀有焦虑之感了。辛亥革命的失败――在旧的政治与文化秩序崩溃以后未能建立起新的秩序――的结果，只使鲁迅的焦虑与悲观之感表面化罢了。

总之，虽然鲁迅与其同时代的其他知识分子一样都使用着，认为思想是人间事务的根本的“整体观思考模式”，并因应用这样的思考模式而共同得到思想与精神革命是一切其他变革的基础(故应优先进行)的结论，但他和其他人有所不同。那些人，在重复强调这项预设――这项视为当然的信仰――与高喊“思想革命”的声浪中，看到了未来的曙光；鲁迅却根据那同样信仰的内在逻辑进行严谨的思辨，以致得到彻底绝望的结论。因此，他那有名的关于中国人所处境遇的比喻――关在一间“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里，行将窒息――可以说已经蕴涵在他对思想与精神革命之整体性要求的逻辑里了。

但是，如果说鲁迅的绝望是在他的思考的逻辑中经由严谨的推理而产生的，这却不是说只运用他的严谨的推理便可创造出他的阴郁悲观的文学杰作。那些作品的实际创作是在他看到了许多不可饶恕的中国光景的时候，因深受刺激而兴起的具体之感所引发的。在所有五四时代的作家之中，鲁迅对中国民族性中令人深感遗憾的特质作了最显明、最具体的描述。我们都知道《狂人日记》是鲁迅用白话文创作的第一篇作品(他在辛亥革命后，曾用文言文写过一篇短篇小说《怀旧》)。但，无论《狂人日记》事实上是不是他用白话文创造的第一篇作品，它成为鲁迅悲观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文学创作的第一个实例，有其艺术上与思想上的必然性。因为《狂人日记》代表着鲁迅在坚持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立场的时候，必须首先面对的一个主要矛盾。假如中国人在思想上与精神上是那样地病入膏肓，以致不能认清在他们“吃”别人的时候正是他们被别人“吃”的时候；假如他们的心灵是如此地“昏乱”(引自《热风・随感录三十八》)，以致使他们在自我毁灭的过程中不但不谋自救，却反而津津有味地压迫着别人；那么；一个在同样环境中被教育出来的，与他的同胞同样拥有中国人的性格的人如何可能是一个例外？答案是：他不能，除非他“疯”了。

在《狂人日记》中，鲁迅使用现代心理学上对于精神分裂症的了解来描绘“狂人”的幻觉，所以在整个故事中，关于“狂人”的精神错乱的叙述，使人觉得很真实。鲁迅的深沉的悲观与别有会心的反语便透过对于这样的“真实”的讽谕式的采掘而显露出来。“狂人”对他的“疯狂”并无自觉，当然更无法自救，他也无法在“健康的世界”与“疯狂的世界”之间走来走去。假若他能够如此，他便不是一个真正疯狂的人；因此，根据故事中内在的逻辑，他也就不可能看到中华民族真正的特征：嗜食同类、自相残杀的蛮行。在中国的社会之中，不管自觉与否，每个人都是“吃”人的人。但，对于这样残酷的行为，大家行之有年，并无自觉。因此，一直要等一个人变成了“疯子”，他才能突破遮眼的藩篱，洞察事实的真象。然而“狂人”清澈的了解却无法传播给他的同胞，因为“狂人”的语言与心智范畴与他的同胞们在属类上完全不同。即使“狂人”竭尽所能与他的同胞们沟通，他的话也将永远被当作“疯话”，所以完全是无济于事的。从“狂人”的观点来看，故事中的其他人才是真正地发疯了，他却不是心智不清的人；当然，反过来看，其他人认为“狂人”是有精神病的人，他们才是清醒的人。但是，在狂人的眼光与其他人的眼光之间却存在着一个关键性的差异。对“狂人”而言，世界是一个；但对其他人而言，却有两个世界：狂人生活的狂人世界，和他们生活的健康世界。

因为狂人相信他跟其他人都生活在同一世界之中，他并不知道别人把他当做疯子看待，因此不可能认真聆听他的话语。对于“狂人”而言，除了说出他所发现的真理并希望借真理的力量来说服别人去突破嗜食同类、自相残杀的恶性循环而外，别无他途。然而，其他人却认为“狂人”是生活在“疯狂世界”之中，所以他们无法把“狂人”的话当真；他们根本无法从“狂人”的观点来了解“狂人”所要说的话，并从中获益。《狂人日记》中“狂人”最后记下来的一句话――“救救孩子”――是绝望的呐喊，我们不能从这篇作品的内在逻辑中推论出将来确有救出孩子的机会与环境。相反，“狂人”觉得他所遇到的孩子们都心怀吃人的意向，因为他们都是在吃人的社会中被养大的，也都内化了这个社会的习俗与准则。用“狂人”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

无论自觉抑或不自觉，中国社会中每一个成员都是“吃”人的人；中国人并无内在的资源借以产生一项导致仁道社会的思想与精神变革。令人觉得难堪的是，只有当一个人变得“疯狂”以后，他才能理解到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真正本质。但正因为《狂人日记》中的主角已经苏醒了，他却被这个社会的“正常人”指为“狂人”。如果一个人未曾意识到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本质并从其影响中解放出来，便无法从中国传统的吃人蛮行中挣脱出来。但当一个人清楚地了解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本质并意识到从其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必要时――鲁迅的《狂人日记》的内在逻辑却显示――他反而失去了改变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能力。

鲁迅除了提出这一可怕的无法解脱的悖论(paradox)以外，更进一步追问：具体地表现在传统中国文化与社会中的中华民族的特征究竟是哪些？鲁迅对于中华民族具体的真实的了解赋予了他的激烈反传统主义的实质内容。换句话说，虽然反传统是五四时期的思想主流，许多激进知识分子都曾热烈地参与；鲁迅的创作则提供了攻击传统的真正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