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邦和：中国人心性架构的崩塌与重建

中国，已成为世俗中国、功利中国？中国人，已经成为贪婪心的中国人，空脑人的中国人？中国是不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国家将亡，道德先亡。中国人的良心善性哪里去了？中国人的心性架构崩塌了吗？要否重建，何以重建？

上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学术界发生了一场关于“本位文化”的大讨论。这是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东西文化”论争之后的又一场文化大论战。论争的中心是：中国人心性架构的崩塌与重建。

1、《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的发表与“本位”派的思想目标

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何炳松等十位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宣言》说：中国在文化的领域里消失了，政治形态、社会组织和思想形态的特征一概消失了。被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已经渐渐不能算得是中国人了。长此以往，此世界已没有了中国，没有了中国人，是故当务之急必使中国政治、社会与思想恢复中国特征，必须从事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

“中国本位”，这四个字应作怎样的解释？“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说的是什么意思？《宣言》说：中国是“此时”的中国，不是过去的中国，有其时代性。中国是“此地”的中国，与外国不同，有其特殊性。所谓“本位”，就是“此时此地”。建设“中国本位”的文化，就是建设“此时此地”的，符合时代特点与国情特点的中国文化。十教授又发表《我们的总答复》，对什么是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做以下说明：总括起来，就是“充实人民的生活，发展国民的生计，争取民族的生存”。中国革命遇到了挫折，危机四伏，外患不已，要救出中国，仅靠政治的方法已经无效，必施以“文化的手段”。“以解放思想束缚为中心的‘五四文化运动’”，就是这样的“文化的手段“。“五四”造就新的文化，促成伟大的国民，“中国人的思想因此运动而为之一变”。中国还要在“五四”的道路上走下去，百般努力，历经波折，以期文化建设成功。 1

《宣言》提出关于文化建设的五点意见：其一，中国本位文化是符合中国特征的文化，是适应时代变迁的文化。中国是“本土” ，是“时代”的，是“此时此地”。创造中国本位文化，必须“特别注意于此时、此地的需要”。其二，正确的对待历史与传统，既非徒然地赞美，亦非徒然地漫骂。“把过去的一切，加以检讨，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其可赞美的良好制度、伟大的思想，当竭力为之发扬光大，以贡献于世界；而可诅咒的不良制度、卑劣思想，则当淘汰务尽，无所吝惜。”其三，对于欧美文化，吸收其有用者，拒绝其无益者，“不应以全盘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吸收的标准当决定于现代中国的需要”，因此坚决反对“全盘西化”。其四，文化建设是创造，是迎头赶上去的创造。创造前提是“恢复”，务先“寻回”历史的旧传统，方可“创造”时代的新文化。具有中国特征的的新文化方是真正的新文化，方是有价值的新文化。“中国与中国人，不仅能与别国人并驾齐驱于文化的领域，并且对于世界的文化能有最珍贵的贡献。”其五，培植中国国势的“力”，增强中国文化的“力”，让中国成为“一整个健全的单位”，“在促进世界大同上能有充分的力。” 2

1934年8月《文化建设》杂志出版，在此期间又有“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成立，陈立夫为理事长。“文化建设运动”大体在这段时间里演为高潮。陈立夫撰《中国文化建设论》、《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建设――三民主义即文化建设之纲领》 3表达对这场运动的思想期求。他说“文化建设”既反对“复兴国粹，保持国故”，又反对“盲目的崇拜欧西文化”。这场运动的主旨是“发扬民族精神”。 4陈立夫主张发扬中国优秀文明，“不断的贡献人类而不止，同时不断的受人类贡献而不拒，时时造成适合中华民族自身之生存，与全人类共生存之结果，谓之中国本位文化。” 5

陈石泉有《中国文化建设的动向》一文载于天津《大公报》。他表示，要进行中国文化建设必须克服精神与物质的对立，“民族本位”为其出发点。必须激励发扬“中国精神”。这是创造的精神科学的精神。必须破除封建的观念。这是奴隶的观念利己的观念。文化建设工作犹如一个大连环，要做到彼此连带而不偏缺。 6穆超1934年7月10日于《民国日报》发表《再论“全盘西化”》一文，陈述反对“全盘西化”的理由：第一，此论蔑视中国国情。第二，打倒旧论，新论又无法一时建立，必造成中国混乱。第三，文化建设在于调和，全盘论收不到调和之益。第四，中国出路之根本在于民族性改良。民族弱点不加改进，文化虽西化而无法消化。 7张奚若，同盟会员，曾与胡适一起办过《中央评论》。新中国建立后曾为教育部长。1935年4月，他发表《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 8说中国有很多好东西，诸如建筑的美丽庄严，山水画的意境高妙，食品的美味可口。这一切都需要保留，没有必要“全盘西化”。

 “本位”派批判陈序经等人的“全盘西化”论是一个“思想的失误”。按照此说，中国文化的整个大系统都要舍弃，换上西方文化的大系统，然而这样做不切实际。如果说将迷信换上科学，将自然经济制度换上市场制度尚可推行，那么冒然将西方政治制度替代中国政治制度，则难上加难。一个叫叶青的人，挤进争论的行列。他1920年去法国勤工俭学，早年参加共产党，1927年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1935年6月22日他在《申报》上发表评论：《全盘西化？殖民地化？》论云：帝国主义在做三件事，夺中国的土地，夺中国的市场，夺中国的精神，也就是夺中国的人心。叶青声称自己反对帝国主义，要求经济的独立自由、政治的独立自由，还要求文化的独立自由。“全盘西化”就是向帝国主义曲膝，就会失去“文化的独立自由”。 9

胡秋原 10认为中国古代至于元代的文化并不落后。他主张发扬中国文化固有精神，特别提出要“继承孔墨的光荣传统”。墨子当与孔子同列为中国精神偶像，因其有奋斗的精神、坚强的意志，“赴火蹈刃，死不还踵”，能给予抗战的中国人以精神鼓舞。他又说，中国文化后来落后了，原因在于元人的入侵。“如果不是元人入侵，中国文化从此进一步发展，是很可能的”。元代灭亡，至于明代，中国文化又生光辉。“一切学问，都是为了我民族之生存与进步的，否则不算学问”。胡秋原说，徐光启是明代文化一个代表。他的学问应该说是真学问。因徐光启等人的努力，中国学问的新天地本可以逐渐开拓，文化的复兴也指日可待，而满清统治却打破了这个本应出现的局面。满清入主中国，用八股与考据麻痹中国学人的神经，到了雍正大兴文字狱，乾隆更开四库，摧残思想，阻滞进步，终于使中国落到这番田地。“如非满人入主中原，务为闭关愚民之术，中国也许早已现代化了。” 11康有为与梁启超的学问就是真学问，尤其梁启超的《新民说》等论著是中国“最初自由民族主义最好文献”。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以及他后来所阐述的思想都是对的，成为中国人进步的思想指针。

胡秋原评“五四”以来二十年间中国文化“就时间的进步说来，是一个逆流” ，“耽误了自己正当的发展，民族主义与科学精神遂在不知不觉之间受到极大的冷淡，而甚至于反对”。这个逆流到抗战以后方有转变。他又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早熟的工业文明之批评的思想”。 12胡秋原一生站在中国传统文化“卫士”的立场上。1962年，台湾文坛出现“中西文化论战”。这一年，李敖发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文，成为论战的导火线。李敖与浩然、许登源、洪成完、何秀煌、陈鼓应等人与胡秋原及刘述先、徐复观、郑学稼、任卓宣、徐高阮等人笔战不休。

2、西学派的质疑：传统文化何以恢复“本位”？

关于“本位文化”建设，胡适陈述己论：第一，文化本身是保守的。一般而言凡民族文化，总有其绝大的保守性。第二，机器文化传播困难不大，传统给予的阻力也不大，而思想文化不同，其属深层文化，如施改造，“最不容易被摧毁的，所花的力量必须最大”。第三，“政府无论如何圣明，终是不配做文化的裁判官的，因为文化的淘汰选择是没有‘科学方法’能做标准的。” 13因此，在整个文化变动之中，“没有一种完全可靠的标准可以用来指导整个文化的各方面的选择去取”。中国文化之所以没有实现完好的调适，是因为国家领袖没有对现代文明采取明确与正确的态度，即“一心一意接受的态度”。 14第四，所谓“本位文化”本是“固有环境与历史之下所造成的生活习惯”，“简单说来，就是那无数的人民”，“那才是文化的‘本位’，那个‘本位’是没有毁灭的危险的”。中国领导人何必担心传统的消失，事实上他们前进一千步，群众只会从原地向前挪动十步。如果领导人迟疑不决，摇摆不定，群众必定停止不前，毫无进步。 15传统文化总有它极大的惰性，任何世界的变动、文化的变动，“终不能根本扫灭那固有文化的根本保守性”。不管制度如何变，物质生活如何变，思想学术如何变，“日本人还是日本人，中国人还是中国人。” 16

胡适对“中国本位”很是反感，提起它时不留一点情面。他说：辛亥革命后“中国本位”依然存在。革命既然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本可以借历史之大势摧毁这个“中国本位”，然而眼前的事实让人失望。他又说：“何健、陈济棠、戴传贤诸公的复古心肠当然是要维持那个‘中国本位’。萨孟武、何炳松诸公的文化建设宣言也只是要维持那个‘中国本位’。何健、陈济棠诸公也不是盲目的全盘复古。他们购买飞机大炮，当然也会挑选1935年的最新模特儿，不过他们要用2500年前的圣经贤传来教人做人罢了。” 17

“本位”这个概念是可以成立的，但这个“本位”当是“中国本位”，而非“中国文化本位”。常燕生在《文化与教育》上发表《我对于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简单意见》，如是说。一个是“中国本位”，一个是“中国文化本位”，只要对中国进步发展有利，对“人民生活国民生计民族生存”三件大事有益，不管国粹还是西学都可吸收，凡无益有害者不管国粹还是西学都须拒绝。此即“中国本位”、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本位，需要的就是这个“本位”。这样就不存在“中国文化本位”这个问题。这是个伪问题，一个没有逻辑意义的随意猜测。中国文化有许多精华，也有许多糟粕，过分强调中国文化本位而忘记对老文化作去粗取精的扬弃，结果必使糟粕泛滥，而与文化建设的本意相悖。 18

严既澄则认为，即使“中国本位”这样的口号也很值得商榷。中国的问题很多，解决之道有两种：西化和守旧，短时间内找不出第三条道路。假如真有第三条道路，也总要去利用世界的、精密的、有效的知识。这样的知识就是西学，唯西学可为中国走向世界的起点。所有国家都在做三件事――重视人民生活，发展国民生计，争取民族生存，对此不但落后的国家在努力，就是“处于侵略者地位的列强”也同样朝这个方向走。这既然是一切国家的共同目标与“同有的问题”，又何必加上“中国本位”的标签？

张佛泉有《西化问题之批判》一文 19。文章说：要让中国在世界上占有特殊的位置，体现特殊的文化，想法不错，而由此认为学西方，必使中国特色消失，继而无法立足于世界，却是无谓的过虑。张熙若说：自己和十教授一样也“曾经致力于党务”，然而和十教授存在着思想的区别。这个区别就是依然相信和维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十教授杜撰“三民思想”――生活生计生存，取代了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尤其是“民权”的思想被抽取。这样，“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就是独裁政制建设运动”。

3、反对“折中”与“全盘西化”论的提出

《宣言》反对复古。《宣言》云：“有人以为中国该复古，但古代的中国已成历史，历史不能重演，也不需要重演。”《宣言》拒绝崇外：“有人以为中国应完全模仿英美，英美固有英美的特长”，但中国应有其独特的意识形态，“并且中国现在是农业的封建的社会和工业的社会交嬗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