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东风：革命的祛魅：后革命时期的革命书写

一、引言关于“革命”与“后革命”

“革命”一词，歧义纷呈，古今含义变化很大。本文采取的是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的界定：“在社会学的术语中，革命指的是通过暴力快速地以一个政权取代另一个政权。”[1]在后面的补充解释中，阿隆说：“革命的基本特征是，一小部分人通过无情地铲除对手获得政权，创设新的体制，并梦想着改变整个民族的面貌。”[2]在这里，革命与两个关键词相关：“暴力”，“政权”或“体制”。首先，“革命”特指政权或体制的彻底变革，而不是小小的修正（改良），“革命”意味着根本性的变化而不是小修小补；其次，这种变化的方式充满暴力，是通过暴力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这两点都表明了革命的激进性。由于这样的限定，经济或科技领域的巨大变化，如“工业革命”、“技术革命”、“计算机革命”等习惯用法，就不合乎阿隆所说的“革命”含义，因为它不一定涉及政权；同样道理，许多只更换执政者而不从根本上触及整个政体的军事政变、宫廷政变也不是革命。中国传统上充满血腥暴力的王朝更替和宫廷政变，就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革命，因为统治者的易位并不包含政体性质的根本变化。[3]最后，即使是政体变化，如果不是通过暴力方式进行的，不是根本性的，也不是革命（常用“改革”这个词）。所以，阿隆认为1945-1950年英国工党实行的改革，就不属于“革命”。[4]最合乎阿隆这个革命定义的当然是1789-1797年的法国大革命和1917-1921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它们也成为阿隆反思的基本对象。

在中国的语境中，国民党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针对中国封建王权国家，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标）和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属于很典型的阿隆意义上的“革命”。但是，正如阿隆紧接着指出的，定义“革命”当然还有别的标准和方法，在这里，“‘定义’无所谓真实还是虚假，它的存在或多或少是为了有用或便利。‘革命’并不存在一种恒久不变的本质，但其概念可有利于我们去理解某些现象，并使我们在思考这些现象时更加明白。”[5]在建国后到“文革”时期的官方或民间表述中，所谓“革命”的含义被极大地狭窄化、专门化，特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最终目的的变革社会、改变历史乃至再造人性的激进社会运动，而否定国民党领导的民主革命为“革命”（我们所谓“革命年代”“革命样板戏”“将革命进行到底”“革命红卫兵”“革命造反派”等表述中的“革命”都特指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把赞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启蒙知识分子说成是“反革命的”甚至“不革命的”，尽管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角度看，他们也是革命的或者很革命的。社会主义革命意义上的革命发轫于20世纪初期，成熟于40年代，繁荣于解放后，极盛于“文革”时期。改革开放以后开始转型，进入所谓“后革命”时期。由于本文的研究目的和对象的关系，本文中的“革命”绝大多数情况下特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革命文化”也特指社会主义的革命文化。

“后革命”一词目前已经在国内国际学术界流行。在“百度”输入“后革命”一词，可以获得89600条相关信息，从“后革命时代的文学”、“后革命时代的文化”，到“后革命时代的足球”、“后革命时代的摇滚”等等，不一而足。

据我所知，最早使用“后革命”这个术语的可能是美国后殖民批评家阿里夫・德里克的《后殖民还是后革命：后殖民批评中的历史问题》（《后革命氛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德里克说他的“后”既有“之后”的含义，也有“反对”的意思。在文章中他认为：后殖民时代的世界性现象是革命、革命的主体性、目的论在竭力适应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变革中，被无情地出卖，这虽然不是“反革命”的，但绝对是“不革命”的，现在的世界形势，与其说是后殖民，不如说是后革命，因此，把现在的形势描绘成后革命的要比后殖民的更贴切，但当今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却“回避选择革命，更倾向于去适应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后殖民对文化的蜂拥而上，不仅是在逃避政治经济结构，更重要的是在逃避过去种种革命的激进主义，这些革命的激进主义在今天不仅被剥夺了对当代的重要性，连其过去的意义也遭到了否定。”[6]也就是说，后殖民批评用种族问题置换了阶级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和别的文化研究者所批评的文化研究中的身份政治取代了阶级政治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及其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方法被纷纷抛弃，转向种族和性别等身份政治。不仅文化研究中存在这样的问题，实际上整个世界的人文社会科学以及一般人的意识，都普遍认为革命时代过去了，革命概念过时了。诚如吉登斯所言：革命成为一些理论家急于告别的对象，“那个搅扰了欧洲资产阶级美梦的幽灵，虽然在过去70多年中获得了坚实的存在，但是已经被送回了它的地下世界。激进主义者对马克思所说的人类可以实现‘真正自由’的社会主义的期望似乎已经落空。”[7]

在中国的语境中，所说的“后革命”时期，是指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一直到今天这个历史阶段。称之为“后革命”是因为从70年代末开始，“文化大革命”结束，党中央做出“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性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并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在确保政体稳定的前提下发展经济。[8]同时，执政党也逐步放松了对私人领域的控制，不再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动员，放弃“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在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尝试有限度的灵活的政体改革，并在文化上积极弘扬传统文化，扶持、鼓励大众文化。而在民间和知识分子中，人们也一致厌恶了长期的阶级斗争进而不再心仪曾经让他们如痴如狂的革命，转而关心自己的日常生活和物质享受。

因此，“后革命”除了分期的含义之外还有反思、告别乃至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否定、解构、消费“革命”的含义。本文标题中的“后革命”不仅是指我所考察的关于革命的书写在时间上发生在“后革命”时代，而且也意在突出这种书写在价值取向或叙述方式上是非革命的（虽然不能说是反革命的）。

关于“革命叙事”这个词也需要进行简单的界定。首先，“革命叙事”有两个基本的含义，一是革命化的书写、革命化的叙事（revolutionary writings/narrations），或站在革命立场上的书写，二是对革命（包括革命史、革命英雄、革命文化、革命文学，等等）的书写、叙述、再现和表征（writings about revolution，narration of revolution）。对于革命的叙事可能是革命化的或站在革命立场上的，也可能是非革命化的、甚至是反革命的。显然，传统的（这里的“传统”指的是与“后革命时期”相对的革命时期）革命叙事既是关于革命的叙事，也是革命化的叙事，也就是为革命提供合法性、正当性的叙事，而后革命时期的革命叙事则不同，无论在价值立场还是叙事方式上，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反思革命、修正革命、重新定义革命甚或否定革命、消费革命、戏说革命的特点。因此，后革命时期的革命叙事的特点正好在于它是一种瓦解传统革命叙事的叙事；其次，由于中国二十世纪大部分的历史就是革命的历史，所以历史叙事（特指现代历史叙事）与革命叙事即使不是同义词、不是完全重合，也有大部分是重合的。只要写到历史就不能不涉及革命，反之亦然。这样，要对“革命叙事”和“（现代）历史叙事”这两个概念进行区分就显得没有必要。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革命叙事”既包含那些关于重大历史事件的叙事，也包含以历史事件为背景重在表现人、特别是普通人的人生境遇的叙事。大量新历史小说实际上就属于后者。这些小说虽然不是重在再现革命历史事件，但是却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革命作为激进的、全方位的社会变革给人、特别是普通人带来的影响。只要他们的人生境遇发生在革命的大背景下，那就属于本文分析的革命叙事的范畴之内。

第三，由于“后革命”时代书写革命的那些作家绝大多数没有经历过革命，或者只在儿童时期经历过“文革”，他们所书写的“革命”基本上不是亲身经历的革命事件，而是“纸上的革命”，是作为文本的革命或文本化的革命，因此，这种对革命的书写绝大多数是对此前业已存在的革命文本的改写、重写，[9]属于书写的书写。[10]

“后革命”时代的“革命书写”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同时分别产生了四种基本的书写类型。第一种出现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新启蒙时期（the stage

of new enlightenment），也可以称之为“历史修复主义（historical rehabilitation）时期”，属于对革命的人性化书写，其核心是赋予革命以人性和人道主义的维度以便修复革命叙事而不是彻底否定革命；第二种出现在八十年代后期，可以称为对革命的幻灭期（the

stage of disillusion）或觉醒期，其特点是把人的原始欲望和本能当作革命的动力，以轮回、循环的观念代替进步、进化的概念，属于对革命的倒退式书写；第三个阶段是犬儒主义或历史虚无主义阶段（the stage of cynicism/historical nihilism)，戏说革命是其基本特征；第四阶段，则从基督文化的角度审视革命。

二、新启蒙语境中的革命书写

后革命时代的革命书写第一种类型是80年代初中期新启蒙思潮下对革命的人性化书写,对革命境遇中“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挖掘。这一书写和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紧密相关，特别是受到人道主义思潮的深刻影响。在新启蒙的社会思想背景下，人道主义、人性论等命题在文学界获得空前强烈的共鸣，而它所挑战的是革命时期那种被不断激进化的“斗争”哲学。

在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经典叙事中，革命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暴力斗争。毛泽东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这种阶级之间的血腥暴力革命当然不能讲普世的人道主义。受此规约，文学领域的革命叙事总是在阶级斗争的框架中理解和阐释革命，革命和人性、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变得势不两立。革命者身上不能有常人的那种人性和人情，以及由此带来的复杂性和丰富性。[11]

纵观革命时期的革命书写史，可以清晰地发现一条与社会主义革命进程相伴随的“革命”概念越来越窄化，“革命者”形象越来越“纯化”的演进轨迹，许多原来的革命“同盟者”逐渐变成了革命对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集合了三种性质不同但又相互联系的“革命”于一身：民族革命（反帝）、民主革命（反封建）、社会主义革命（反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在民族革命阶段革命的目标是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这个时候小资产阶级甚至资产阶级中的“进步分子”都是革命的“同路人”、“同盟者”，但是，随着民族革命的目标的实现，革命的目标就一步步地跨越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而转向没完没了地“清理阶级队伍”，这个时候，革命的“同路人”、“同盟者”就变成了革命的对象。所以，这个“清理”、“纯化”的过程是通过一系列越来越严格的区分进行的。在旧革命叙事中被包含的人性元素，越来越多地成为新革命叙事精心剔除的对象。《青春之歌》的改写很典型地说明了这种“排除”、“纯化”的压力之下的叙事困局，它反映的是新的历史时期对“革命”与“反革命”进行进一步区分的要求。极度纯粹的“革命叙事”所要排除的主要“杂音”就是革命者身上的所谓“人性”，因为人性因素的掺入总是使得“革命叙事”复杂化甚至“混乱”不堪，最终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过度纯化”和“过度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