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建：颠覆与新生――从巴赫金狂欢理论中的逆反逻辑到对我国当前大众文化现象的反思

摘要：逆反逻辑思维可谓是巴赫金思想中一以贯之的思维方式，而这种给世界以颠倒的和错位的方式处理的思维方法，在他对拉伯雷创作的研究中更是得到了全方位的体现，逆反逻辑思维昭示出的是一个多元价值共存的狂欢与对话的世界。在研究当下的大众文化现象时，笔者认为逆反逻辑式的思维方式对我们的研究是极富启发意义的，它有助于加深对大众文化的解读。由此出发，笔者对大众文化中的逆反逻辑思维、两种逆反逻辑思维的异同、大众文化内部蕴育的新生力量、大众文化的未来走向等互相勾连的问题都做了相关的尝试性论述。全文旨在通过在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中吸取一种思维方法，将大众文化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

关键词：狂欢 逆反 逻辑 巴赫金 大众文化

问题意识的源起：巴赫金思想中的逆反逻辑

巴赫金在研究拉伯雷的创作时指出，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相互交叉的拉伯雷时代，中世纪的神权等级秩序几乎是业已崩溃，而新世界的图景仍旧尚未形成和展开。在这个社会的转折点上，拉伯雷的作品以狂欢化的形式颠倒上下等级秩序，混淆高低等级差序层面。

在对狂欢化语言形式和体裁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巴赫金概括出狂欢化语言粗鄙化、戏谑性和褒贬双重性的特征。然而这些语言特征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即对于既定官方系统秩序和神圣宗教事物的逆反。用巴赫金自己的话说便是，“狂欢节语言的一切形式和象征都洋溢着交替和更新的激情，充溢着对占统治地位的真理和权力的可笑的相对性的意识。独特的‘逆向’、‘相反’、‘颠倒’的逻辑，上下不断易位，面部和臀部不断易位的逻辑，各种形式的戏仿和滑稽改编、降格、亵渎、打诨式的加冕和脱冕，对狂欢节语言来说，是很有代表性的。”[1]狂欢化语言在杂糅、颠倒和错位的逆反逻辑中获得了再生的可能性。

其实巴赫金对事物做逆反逻辑式的处理的思维方式，是绝不单单仅限于狂欢化语言方面的。在巴赫金看来，拉伯雷那种民间诙谐文化与怪诞现实主义相交汇的创作风格指向的都是将世界给以一种颠倒的、错位的方式处理。拉伯雷是将怪诞的人体形象展现给人看，将多种语言形式杂糅起来给人看，将宇宙的等级秩序颠倒开来给人看。肉体下部形象获得了再生的合法性，粗话、脏话、吆喝、吹嘘的声音都能够与“官方”语言一道发出，“地狱”成为了自由和欢乐的狂欢场所。这种逆反逻辑在巴赫金那里体现的最为鲜明的就是他对于物质――肉体下部形象的分析，肉体形象的彻底颠倒是在昭示着人类自身快乐和未来再生的实现，“对拉伯雷来说，他的一切形象的向下运动归根到底指向的是人类欢乐而实在的未来，在物质――肉体下部形象中，肯定再生的一极比脱冕死亡的一极占有明显的优势。”[2]巴赫金正是通过对拉伯雷的创作进行这种逆反逻辑式的处理，使得读者在拉伯雷的小说世界中能够感受到纷繁复杂的原生态生活和多元价值观念的并存，使人们能够感受到被官方话语或宗教话语所遮蔽的那些话语发出的欢快的声音和语调。因此，逆反逻辑指向的绝不是一个单维化的平面世界，而是一个多维的立体世界。狂欢理论对世界做逆反逻辑式的处理，从而打破了“一元权威论”和“独白主义”的专断性格。亚文化、俗文化、民间文化、官方文化这些文化形式在这个时候实现了差异化的共存。

由此可见，对官方所代表的神圣真理进行戏仿笑谑和滑稽改编，对一切严肃的和正统的东西都加以嘲笑和否定在巴赫金那里是一以贯之的，不过这种否定一定是建构中的否定，在否定的同时却又包含着对再生和革新的希望与期待，这也是巴赫金逆反逻辑思维的真正意义指向所在。巴赫金在对狂欢节的分析中，逆反逻辑的背后处处透漏出的都是这种有待建构的未完成性，世界上的善与恶，黑暗与光明，赞美与辱骂，高尚与卑贱，凶残与温柔，生与死在巴赫金的思维世界中经常是处在一种混合交融的状态中的，这其实也就昭示出巴赫金逆反逻辑思维生发的多种可能性，对呆滞而且单一的官方声音的嘲弄，对自由开放与充满活力的世界的向往在巴赫金那里是不可分割的。

这种逆反逻辑的思维方式不光是出现在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中，可以说巴赫金的几乎所有理论都或多或少地带有着逆反逻辑的底色。如对话理论、复调理论、超语言学理论、小说理论，逆反逻辑思维可以说在这些理论形态中也是均有发挥的。可能这才使得巴赫金的各种理论能够形成一个多元价值观念并存的世界，逆反逻辑思维则是促成这个世界的一个契机。对某个事件做逆反逻辑式的处理也就决定了巴赫金思想对话性的基础。

于是，在研究我们当代大众文化现象时，尤其是深入探讨大众文化内部所蕴育的新生力量时，巴赫金对拉伯雷、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作家的研究对我们究竟有什么启发？是不是说被冠之以娱乐化和时尚化的大众文化中也存在着某种对其它类型文化的逆反逻辑思维？我们的大众文化中会不会因为这种逆反逻辑的作用而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出现于世人眼前？还是说我们的大众文化以另外一幅异于巴赫金的逆反逻辑思维的面貌呈现出来呢？这些问题便是接下来笔者所要着重剖析的。

跨文化对话：逆反逻辑在大众文化中的体现

一谈到大众文化现象，各家学说众说纷纭，于是我们必须首先对大众文化进行一番概念上的梳理。有的学者结合西方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的有关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大众文化现象，虽然也有一定的理论说服力，但往往却忽视了我国大众文化的实际情况。在笔者看来，中国的大众文化是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实施而逐步形成一定局面的，这是谈论问题所必须考虑到的。中国的现代工业化带来的是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和审美层次的更迭。因此大众文化兴起于新时期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在九十年代伴随着市场经济的突飞猛进而迅速增长。在这短短的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大众文化一步步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而且大众文化与来自官方的主流文化、与来自学术界的精英文化形成了一种并驾齐驱，三足鼎立的社会主干性文化形态的局面。

由于受巴赫金的逆反逻辑思维的影响，我开始关注大众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而这些基本特征的深层次内涵则是对其它文化类型构成了一种逆反逻辑思维。由于大众文化活动是伴随着市场经济而来的一种文化活动，因此大众文化必然会与商品买卖关系这种消费行为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就是说大众文化在接受和传播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消费领域。在传播和接受的过程中，媒介的意义便随之凸显了出来，笔者将文化媒介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包括报纸、杂志、书籍等纸制的印刷媒介，一类是包括广播、电影、电视、网络等这些新型传播手段的电子媒介，这两种文化媒介在不同的环境和情况下发挥着其各自不同的功能。由此可见，大众文化的传播媒介首先是多样化的，多样化的文化传播媒介使得大众文化带有与生俱来的流行性，传播渠道的广泛多样也使得大众文化自然而然带有老少皆宜的通俗性质，于是大众文化的流行性和通俗性就造成它的接受对象绝不会局限于某一特定的文化阶层，而是为社会上散在的众多的“一般个人”所准备的一种文化形态。除此之外，大众文化的紧跟时代潮流的新颖性和前瞻性又使得大众文化具有追求时尚的特点，可以说商品性、大众媒介性、流行性、时尚性和通俗性这些属性都可以看做是大众文化的基本性质。

然而这些基本属性也只是大众文化最为表层化的特征，我们从中很难看出大众文化内蕴的逆反逻辑。而巴赫金的思想学说与大众文化的内在切入点也不是十分明晰。然而透过这些基本特征，进一步追问大众文化的深层内涵，我们就会逐步发现大众文化中的逆反逻辑因子渐渐地浮出了水面。大众文化的逆反逻辑思维起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大众文化打破了文化传播中的阶层化和等级化的趋向。在以往的文化形态中，不管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官方文化，还是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它们的接受面都是主要集中于与之相关的一部分少数人。于是众多的人作为局外人和旁观者的角色就自然被排除到文化范围之外，这部分人往往是通过假想和臆测的途径对官方文化和精英文化做虚构式的处理。在这种情况下，与官方文化和精英文化的隔膜带来的是民众的“失语”，而官方文化和精英文化却仍占据着话语的绝对权威。面对着官方文化和精英文化带来的阶层化和等级化的压力，大众文化传播媒介的畅通、传播内容的通俗易懂都对文化独断的局面是一个挑战和冲击，而且这种冲击背后是大众文化全民性的指向，一方面是对原有文化形态的冲击，一方面是对其自然而然的一种渗透，大众文化不是彻底排斥官方文化和精英文化，而是对其有着潜移默化的渗透力量。

其次，大众文化种类的多样化实现了大众文化的“多声部”局面。和以往的文化形态单一化的表现方式和传播渠道不同，大众文化可谓是各种文化类型的多元杂糅的共同体。畅销小说、街头广告、电视剧、流行音乐、时装、网络漫游等形式的杂糅是对以往文化类型单一化形式的挑战，而且任何一种类型的大众文化都夹杂着其它类型的因素，大众文化形态总是以几种类型融合的面貌出面，几乎很少看到单一类型出现的大众文化形态。进一步说，在这种多种类型互相融合的基础上，流行文化、快餐文化、亚文化、民间文化、网络文化、民俗文化、影视文化等不同的文化形态在大众文化这个综合体上实现了一种“多声部”的对话。

再次，大众文化改变了以往文化功用的格局。可以说以往的精英文化主要是在于提升人的知识素养和审美层次，而官方文化的主要功用在于一种劝导世人的教化作用。这两种文化都不是以消遣和娱乐为目的的。然而时尚性和娱乐性却正是大众文化的双轨，这样的话就冲破了传统的文以载道和文以言情的模式，大众文化向人们开拓出了一个为娱乐而娱乐，为时尚而时尚的新型空间来。

然而，伴随着大众文化的这些逆反逻辑的实现，很多问题也显现了出来。细察巴赫金的逆反逻辑指向，再来看大众文化的逆反逻辑指向，我们就会发现其中很大的区分。

此“逆反”非彼“逆反”――两种逆反逻辑之比较

纵观巴赫金对民间狂欢节和拉伯雷小说的研究，逆反逻辑的指向都不是单纯的日常生活，民间节日形象体系本身就是同生、死、斗争、胜利、喜庆、更新这些理想化的精神价值联系在一起的。“节日拒绝任何实用的考虑（如休息、放松等）。节日恰恰摆脱了各种功利性和实用主义；这是暂时通向乌托邦世界之路。不能用确定的有限的内容（如以节日为标志的历史事件）去规定节日，它挣脱了各种有限内容的羁绊。不能将节日跟肉体的、土地的、自然的、宇宙的生命割裂开来。在节日中，‘太阳在天上游戏’。仿佛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节日天气’。”[3]巴赫金的目的是通过狂欢节将人导向自由的、欢快的和敞开的节日化艺术生活，其间总是带有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状态的，它最后实现的是人的精神和肉体的真正提升，神圣的习俗在巴赫金那里获得了理想化的表现方式。

而大众文化则不然，它不像民间狂欢节和诙谐文化那样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大众文化主要是现代社会以来的产物，它是靠着现代文化工业和传播媒介合力打造起来的。而且，大众文化文本无论其结局是悲是喜，总是追求广义上的精神愉悦和时尚诉求，从而使公众的消费、休闲和娱乐渴望获得轻松的满足感。无论是娱乐化的消遣，还是时尚化的求新，它们基本上都是指向日常生活的，相对于巴赫金对狂欢节和诙谐文化的论述，大众文化显得较为平面化，缺乏一种鲜活的立体感。可以说大众文化的一切都是在日常生活的世俗环境中进行和完成的。单纯的娱乐消遣和时尚求新最终仍旧是使人徘徊于现实的地面，而没有超越于另外一个精神世界里面，因此也没有达到精神和肉体的真正提升。

总体来说，巴赫金的逆反逻辑思维有着强烈的反叛性和颠覆性，它对一切的人身霸权、语言霸权和文化霸权给以批判和嘲讽，巴赫金强调的是文化的差异共存和人的精神与肉体的平等自由。而大众文化一面对官方文化和主流文化实施渗透，一面又依附于这两种传统文化形态，甚至有时大众文化在传播和消费上与这二者还成为了其盟友。在巴赫金那里，狂欢化的过程虽然也将严肃的官方文化和神圣的宗教文化纳入到它的狂欢节之中，但是官方文化和宗教文化则是以一种滑稽诙谐的符合狂欢节仪式的形式出现的，巴赫金在无形中消解了官方文化的原本特质。而当大众文化和官方文化融合时，大众文化自身通俗化、娱乐化、时尚化的特点却变得不太重要了。而且大众文化与学院精英文化的合谋也是双向的，比如说学者在电视和网络媒体上的频频亮相，周星驰、金庸、赵本山等大众明星对学院的纷纷进驻。对于这种现象，虽然妄下价值判断可能有失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