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岱：论作为知识分子批评的文化批评

在世纪之交的烟云变幻中，尤其是在21世纪的曙光中，我日益清晰地看到了一种新的人文言说的可能，这可能我以为可以称之为"作为知识分子批评的文化批评"。

这一新的批评的可能，是从新时期以来的我国文学批评，西方当代文化研究思潮的引入，以及越来越密切的中西文化交融汇通中生成和涌现出来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近30年来我们的文学的理论批评稍稍作一回眸。

一

近年"后"字风行，我虽向不善赶时髦，却也觉得这"后"字的确好用，想借来一试，将上世纪80年代的我国文学批评概而括之为"后政向批评"。

所谓政向批评者，政治风向批评是也。

"风向"一词并无褒贬，只取象形而已，细究起来，便可体味。政向批评，从宏观、中观、微观看又可分为三个层次：一为意识形态向度批评；二为政治战略走向批评；三为政策动向批评。

上世纪50、60、70年代的我国文学批评，便是至为典型的政向批评：首先是有着极为明确，极为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同时坚定地为一定的政治战略服务，最后在操作层面上，可以说完全为一时一地的政策动向所左右，或者说是与政策同步的批评。

后政向批评则是弱政向批评，是逐渐减弱的政向批评，是极力摆脱，力图走出，且也确是逐渐走出政向批评的批评。

但却仍与政策变化相关；更为一定的政治战略所开启，所推动，所张显；有时则以非意识形态的趋向呈现着意识形态性的影响和功能。

所以总体上还具政向批评的一统混沌性，虽然约莫也有几种支流，却毕竟在接受、范式、形态和功能等上还未分化和多元，或是正在逐渐走向分化和多元的过程之中。

这正是80年代我国文学的理论批评的基本状貌和特征。

上世纪80年代我国文学的后政向批评，细察起来，则大略显示为五种流向。

其一，我且称之为拿来批评，即对西方（包括港台）文学创作及理论的译、介、评，这是80年代我国文学勃兴的基础之一，也是80年代批评的最突出的成就之一，但人们多半忘了将其列入序列。

其二，则为反思性批评。反思性批评，是围绕着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文学创作的思潮而显现出来的批评流向。

反思性批评，其政向虽然与改革开放前我国文学批评之政向大为不同，却基本上仍是完全的政向批评。其与改革开放前我国文学批评的不同，仅在于政向之"向"的不同，而不是"政向"与"非政向"的不同。

其三为审美批评。审美批评，即为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文学界兴起的审美转向，形式转向，文本转向，语言转向等在理论批评上的一种表现。当时，如火如荼的"方法论"热和对形式追求的先锋文学文本的评论的潮流，是80年代最为抢眼的批评现象。

审美批评的祈向，当然是文学的自律和文学研究的自律，亦无疑是与政向批评告别的重要努力。但在80年代的语境中，审美批评的功能却仍是某种具有政治意味的宣示，具有政治意味的姿态，产生的依然是政向效应，亦即以非意识形态趋向产生的意识形态性的影响和功能。上世纪90年代初来我在一系列文章中，将这类动作称之为"逃亡"--从政治功利文学的栅栏中逃跑出去的一种逃亡。①

因此，80年代的审美批评，既导引出对政向批评进行否定的审美转向，亦成为实际上具有政向意味的后政向批评。

其四为解构批评。解构批评的突显，当然是90年代的后现代话语热闹期间的事，但其端倪在80年代中后期已开始。这就是围绕着"新写实小说"和"新历史小说"而展开的一系列评论现象。

作为前驱的80年代之解构文学，已经已其琐屑，无聊的生活流叙述，或者对历史的有意扭曲，显现出调侃，玩世，反讽等解构趣味。而围绕这些作品的评论，则有着针对所谓宏大叙事或正统叙事而展开的颠复，同样是从政治功利栅栏的突围，是另一种逃亡，其功能亦是有着政向效应的后政向批评。

其五为新启蒙批评。从较早的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到哲学界主体论观念的在思想界引起反响，西方存在主义（主要是萨特存在主义）思想的译介和流布，再到文学界文学主体性问题的论争，及至"新启蒙"概念的提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间我国思想界和文学界的这一流向，可以将其统称为新启蒙批评。

新启蒙批评这一批评流向，是正面面对27年政向批评的，同时具有更多的非正向批评的色彩（超政治的形而上学色彩）。这一批评，是80年代间在思想和精神的意味上最具批判（批判不是解构）和建设性意味的批评流向。也是远接上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旨归的，较具知识分子批评意味的批评流向。

然而，新启蒙批评在总体上是漂浮的，远不够深入持久，且存在着批评文本与创作文本之间的间隔问题。

作为早期新启蒙批评的"人道主义"思潮，批评与创作曾至为紧密。但那时的人道主义，不过是针对着"阶级"意识形态而出现的回到常识常情常态的一种思潮。由于27年的"阶级"意识形态以"阶级性"遮蔽了人的一切其他属性（如生理性、民族性、人类性等），以"阶级情感"遮蔽了人的一切其他情感（如亲情爱情友情等），人道主义的批评与创作于是连手在这样一个粗浅的层次上来要回这些被遮蔽的很平常的东西。从根本上说，那时的人道主义还远不是现代性意义上的人道主义。

只是到哲学主体论问题的提出和存在主义思想的传播，较为深刻层次上的现代性意义上的人道主义才进入人们的视野。

但这一阶段，这较为深层次的新启蒙批评，其理论形态与当时已在生长的此一思想路径较为深层次的创作实践之间没有衔接，这一方面的创作成果没有被关注，文本评论的环节也许因为更热心于形式和新写实而对这一方面的创作非常冷淡。且在80年代末整个新启蒙批评又嘎然而止。以至于在更广泛的读者中远没有产生象上世纪初新文化运动那样的影响。即使在思想界，真正现代性意义上的人道主义的核心观念也没有得到深入认识和发展，反而愈来愈模糊不清。

而90年代后，"主体"很快就演变成了"身体"（不是一般较宽泛之感性意义上的"身体"，而是仅仅作为欲望的"身体"，尤其是作为性欲的"身体"，所谓"个人化"写作或"私人化"写作其实是"私密化"写作、"性欲化"写作，这或许也可以说是某种"主体论"在一定的语境下和恰当的表达中，也有解放的意义，但却显然是更本质更广泛，对中国文化也更重要的意义上的"主体论"被遮蔽被压抑的产物）；萨特的人道主义的存在主义，则演变为海德格尔的神性的（不是有神论的）存在主义（海氏的存在主义虽然有着批判技术主义现代性的可赞赏的成份，但从其观念格局看，却是一种前现代性的整体主义的存在主义，以至于其精神气息多少与法西斯专制主义有所相通）；"人道主义"只是继续作为与"阶级性"、"阶级情感"相对应的人的一般属性和人的多方面情感的浅层含义概念，已被人们淡忘，另外也作为"人类中心主义"等义词的意义上被人们批判和反对。

新启蒙批评是由政治战略所开启，推动，张显，同时也为政策的变化所停滞（这"停滞"指的是作为热点的，有声势的此一批评流向的态势，而不是指执着于此一向度虽不引人注意却始终实际存在着的思考和写作）。因此，80年代的新启蒙批评仍不是根本独立于政向批评的批评向度。

二

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批评，是激情满怀，热火朝天，嘈杂混成的。其间虽也可分出诸种流向，也有着朝着非政向批评分立的努力，总体上却只显现为政向批评与摆脱政向批评两股力量的拉锯战，并呈现为后政向批评的功效。

90年代的文学批评却突然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些显性的批评潮流，一下子变得安静，平滑，务实，并且发生了相当清彻的非政向批评的分立。

上世纪90年代的批评主潮，我以为大体上可用"饭碗批评"命名之。

所谓"饭碗"批评"者，乃为"饭碗"的批评也。它颇为清楚地分为两类：

其一为学科批评。在90年代"回到岗位"的号召下，也在其后建立学术规范的努力中，批评离开了思想，回到了学术，回到了学科内部，越来越多地将焦点聚集在明确而狭窄的学科对象上，越来越多地主要热心于学科内部的学术疏理性质的工作，越来越将人文话语推进到科学主义性质的，建制化的，分隔森严的研究上去，各人分块地，安心种自己的园。80年代那样的痛思"左"的误区，走向现代化的理想主义激情消失了。

学科批评之形成的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它并不与政向批评抗争就脱离了政向批评而取得了分立；它有利于中国批评的专业化、科学化；学术规范问题的讨论（如果不仅仅成为形式主义的僵化的条条框框的话），它将极大地有利于中国学术场域的知识产权意识和规则的形成；对于中国的自律的文学学术的成形、积累、发展，则更是功不可没。

但我却总觉得，学科批评既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遗憾。学科批评在走向专业化，科学化和规范化，获得了与政向批评分立的形态，具有了自我独立的躯体的同时，批评的灵魂--思想却退隐了，批判性和建设性的理想与激情却退隐了。批评的动机也许更多成了为学位、职称、获奖，乃至于学位点（硕士点和博士点）等等的为饭碗的劳作。

其二是市场（媒体）批评。主要以广销营利为目的，以包装炒作为方式的批评话语，即为市场（媒体）批评。

人们通常将此一批评话语称之为媒体批评。确实，大众媒体是此一批评话语的主要载体，但也不尽然，今天的一些纯粹的学术刊物和思想文化刊物，也同样在从事着市场性的，以包装炒作为方式的广销营利事业。

另一方面，今天的大众媒体的承载中，不以广销营利为目的，却以包装炒作为方式的政向批评同时存在，且是今日政向批评的主要方式。

因此，市场批评与媒体批评两个概念都无法最好涵盖这一所指，我于是只好权且用上"市场（媒体）批评"这一说法。

从总的趋向看，市场（媒体）批评，是与政向批评分立的最重要，最有力的途径，对于批评话语多元化的努力，90年代市场（媒体）批评话语的成形和确立，是有着极大进步意义的。

同时它也是文艺和文化进入产业化时代，进入批量性生产的必然产物。这里，批评实际上成为大众文艺和大众文化产品的广告业，直接为大众的文艺与文化消费服务。

然而，这也就意味着，在市场（媒体）批评中，思想的成分和对艺术之关注的比重微乎其微了。在这样的情势下，文学及其批评，其精神效应、高雅的审美薰陶和人文薰陶的功能、灵魂铸造或安妥等的意义就一去不复返了。

于是，90年代以来，文学的一波甚于一波的欲望狂欢，感官狂欢，以及几岁孩童的连篇累牍的长篇小说的出版发表，甚至被视为天才的"经典"的现象，也就一点不奇怪了。

90年代的文学批评，也有若干性质较为模糊的热点。这些热点，既有属于学科批评或市场（媒体）批评的部分，又有超出的部分。

"传统文化热"即为其中一例。应合着海外现代新儒学思潮、国内学术界的国学热，承接着80年代的"寻根"话语，面对着90年代创作中至为热闹的历史叙述或传统文化叙述，同时也在经济全球化热浪的日益催逼下，90年代中国文学的理论批评话语，"传统文化"是最为强势，且持续不断的一个热点。并且在对上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检讨中，在对新文化运动断裂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批评声浪中达到顶点，热至今天，甚至出现了"儿童读经"热。

作为批评热点的"传统文化热"特别有趣，它既充分体现在学科批评或市场（媒体）批评中，又具超出二者的知识分子批评的意味，然而在某一意义上，这一知识分子批评意味的批评，又有着某种政向批评的回声的效应。

所以，对"传统文化热"的分析将非常复杂。一方面，"传统文化热"的某一入思处具有对"左"的僵化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的意味；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氛围下，作为对民族身份自我认同的努力，亦是一种必需，这两个方面都是具有独立性和明确的问题意识的。然而再有一方面呢，它又有与"左"的僵化的意识形态暗合的趋势，在现在的特有的中国语境下，强调文化守成，形成与启蒙相对立地非批判地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认同与宏扬的过激的民族主义趋向，显然是"中体西用"思维格局在今天的体现，与某种只改革经济，以经济改革为用的"左"的政向，不能说没有关系。

对于传统文化，是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等同于中西对立，站在"中"本位的立场（实际上是前现代的立场）反现代性，还是从超越现存现代性的角度汲取传统文化的营养以建设更完善的中国的现代性，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思想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