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岱:论文学的知识分子间性――与"文学终结论"商榷

作者:发布日期:2012-08-04

「金岱:论文学的知识分子间性――与"文学终结论"商榷」正文

一、文学死了?

自从尼采喊出"上帝死了"这样的句式之后,便见有不断的仿效者,如"人死了";"作者死了"等等之类。"文学死了",自然也是这样的一种仿效,不过,这却不是我喊出来的,只是我综合了近年来的诸多流行看法,照老套子也来套一回罢了。

说"文学死了",一个突出的观点是,认为现代影视终结了文学。影视以其无以伦比的形象性,逼真性,直观性,具有了非文学所可比拟的感染力,俘获了动辄以亿计的观众,迫使文学跌入边缘,走向黄昏。1

第二类观点是"文学泛化论"。这种观点看上去客气一些,认为文学已然完成了它的霸业,却并非消失,而是漫延开来,变成了无所不在的"文学性",渗透在包括影视、广告等一切文化类型中。但在后现代社会里,文化的中心是科学,艺术的中心是影视,却是无论如何不争的事实。所以,作为研究的文学,也即作为一种科学学科的文学研究,疆域其实是扩大了,重要性其实是加强了,而作为创作的文学,即属于一种艺术门类的文学创作却仍然是边缘了,黄昏了。2

类似的观点国外则早就有了。1997年国内学术刊物就发表过米勒的《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文。

文学死了,文学终结了,当然主要是说,文学边缘了。

但问题在于,什么是中心,什么是边缘?

是否作为政治的工具,被用来向尽可能广众的民众灌输意识形态,便是中心?

是否作为娱乐与消遣,作为被最大多数的大众购买的文化消费品,便是中心?

这就又回到文学究竟何谓,何为,文学到底是什么的老问题上来了。

在这后现代,凡做研究,碰上"是"字,便是个麻烦事,尤其是面对象"文学"、"哲学"、"宗教"这一类从来莫衷一是的概念。

我既不是个逻辑实证主义者,也不是个消解的后现代主义者;我既不是个老牌的本质主义者,也不是反本质主义者,一种无边的相对主义者。对于 "文学"这个词,我还是想从我认定的角度,说说我心中所认为的"是"。

从来的统治者或政治家,包括为统治者或政治家立言的学者们说:文学是教育(教化、宣传等);

从来的老百姓,从来的文艺消费品的经销商,包括为文艺经销商立言的学者们说:文学是娱乐(消遣,放松,宣泄等;与"认识、教育、审美"搁在一起的"审美"让人感觉到的是高级一点的娱乐罢了);。

聪明的统治者或政治家于是说:文学是寓教于乐。

文学如果是娱乐,那么影视艺术的娱乐性当然比文学强,文学当然是边缘了,黄昏了。

如果文学是教育,或寓教于乐,那么影视艺术的直接性,直观性广泛性当然也比文学强,文学当然也是边缘了,黄昏了。

但我要说,文学既不是教育,也不是娱乐,也不是寓教于乐。

文学只是交谈,是个人与个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心灵交谈,心灵对话,精神汇通,心界融合。

至少,文学既可以是教育,可以是娱乐,可以是寓教于乐,但更可以,更应该,更本然地是心灵交谈,心灵对话,精神会通,心界融合。3

心灵的交谈、对话、汇通、融合,又为着什么?我说是为着领会生存。

想想古代神话对于 古代人类意味着什么吧?那意味着的是,最高的把握生存的精神方式,是信仰,信仰性的领会生存。

想想数千年以来,我们的祖先为什么要读文学?,读老子、庄子、论语、楚辞、陶渊明、李白、杜甫、〈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读荷马、柏拉图、莎士比亚、但丁、卢梭、雨果、歌德、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尼采?难道不主要是为着领会生存,体验性地领会生存,从而强有力地把握生存的意义吗?

不错,今天有了科学。可科学真能帮我们领会生存的意义,结构生存的价值吗?

当然,影视艺术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帮助我们领会生存。

不过,影视艺术给我们的感觉绝对不会是交谈、对话,因此它能在哪一个层次上,主要是帮助哪一种人群领会生存,就是可想而知的事了。

二、文学的知识分子间性

文化的传播形态,我认为有三种:

其一,以各种尽可能直观,普泛化的媒介为手段,面对尽可能广众的大众的传播,包括娱乐性的大众艺术,也包括新闻,自然与社会科学知识的普及,政策、政令的宣传等,是为大众文化传播。

其二,以学科知识与理论为形式,面对本专业内的同行或学生的传播,包括所有科学学科的知识与理论,是为学术与教育文化传播,也可以称之为科学文化传播。

其三,以对话、交流与领会为形式和目的,面对一切知识分子的传播,即既不是面对所有大众,也不是面对本学科,本专业内的同行的传播,而是知识分子场域内的传播。包括高雅文学及其他种类的高雅艺术,也包括历史、哲学、宗教思想等的传播,是为精神文化传播,或曰人文文化传播。

精神文化并非不可、不该、不要向大众传播,也并非全不通过教育进行传播,而是说,精神文化首先是知识分子主体间的对话与交流,是无学科与专业之分的知识分子主体间的,对所有知识分子都必须关注、关怀的问题的对话与交流。

高华典雅的文化,对社会问题的强烈关注,对心灵渴求的深刻关怀,对生存意义与价值的不懈追问,这曾经、现在和未来永远是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的题中应有之义,永远是知识分子的绝对使命,永远是人类的一个无论如何不可或缺的文化向度。它在任何时候都不应成为唯一的中心,但也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沦为边缘。

文学,高雅文学,作为精神文化之一种,作为一种艺术的言说方式,作为人与人之间,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谈、对话、会通、融合,它因此不能不必然地具有这样的根本特征:知识分子间性。

文学,若不丢失它的知识分子间性的特征,它就永无什么中心与边缘的问题。它从来不是中心,也永远不会边缘,不会黄昏。

三、文学的向来读者

当文学还处于口头阶段,处于神话、故事、民歌的口头流传时期,文学当然谈不上什么知识分子间性。但那时的人类也还谈不上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区别。且口头文学实在还是粗糙的,也没有什么高雅不高雅之分。

只有当文字出现后,这世界上分成识字与不识字的两类人,"士"出现了,文人出现了,知识分子出现了,书面文学的知识分子间性也就出现了。

我国古代并没有与史学、哲学、宗教学等相对应的文学,文史哲宗根本是无分的。那时的文学乃是文章之学。

诗当然是有的,但那不过是文的一种特例。

文章就是以语言符号的特定形式传达文明与教化。

所以,文明,文化,文人,文章,说得都是一回事。文人写文章,首先是为着文人们间的对话交流,切磋思想体验,然后是为着教化人民,使其得文化,使其近文明。

文,乃文化,乃文明,乃化育人民,使其文明,摆脱兽之性,而升华为人之性。这是高标人性的中国文化的最显著的特点。

这样的"文"的根本特征,当然首先是知识分子间性了。

至于诗歌,在我们的古人那里,首先也是为着文人间的应对唱和,是为着言志抒怀,是写给与自己有同样心曲的朋友看的。陶渊明、王维、李白、杜甫、李商隐,这些伟大诗人之所以千载流传,根本是说出了千年不变的中国文人心声,是中国文人精神结构,理想境界的体现。

作为诗之余的词,起初确有象"凡有水井便有柳永词"那样的有些艳俗之气的词,但当词成为了一种伟大的艺术时,当出现了苏东坡、辛弃疾、李清照这样的词人时,词也便成了文人间抒怀咏志,慨叹人生的事了,也便有了知识分子间性了。即使柳永,我想虽然唱的人多,但真能理解的恐怕也是那时的文人间的事。

词之余的曲,该是最俚俗的一种文类了,可关汉卿、马致远等同样使曲成为了伟大的艺术,拥有了非常的知识分子间性。

小说的口头阶段,从讲故事到说书,发展得丰富而兴盛,的确具有更多的大众性;且由于印刷术的出现,识字的普及,搬到纸上的白话的说书,作为一种极具魅力的通俗艺术形式,几乎使小说成了大众性的同义语,也使以小说为代表的近世中国文学的根本特征成了大众性,似乎文学必然地就是大众的,读的人少了,赶不上影视了,文学也就消亡了。

可是,在我们中国的小说中,当出现了《三国演义》、《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这样的一些伟大小说时,小说作为知识分子间的事就显现出来了。

首先,这些小说的经典性,就不是由于阅读者的数量,而是由知识分子的趣味和认识而被确定下来的。从阅读者的数量看,即使《三国演义》,也不一定比得上《七侠五义》、《杨家将》等。

其次,这些小说的读者真的很多吗?例如《红楼梦》,真的有很多人从头到尾都读过了吗?只要是中国人,怕没有人不知道《红楼梦》的,可从折子戏,图画书,电影,电视剧领略《红楼梦》的肯定是绝对的绝大多数吧?

一个作品自身的价值,和这作品被其他的直观的艺术形式所传播,这是两回事。《红楼梦》被各种直观的艺术形式传播着,但它本身并不是通俗艺术,它首先具有的是知识分子间性,是知识分子们在喜欢永不厌倦地谈说它。

这也正如,柏拉图天下无人不知,但真读过柏拉图的人又有几个。我看过一个说法,每一时代,真读柏拉图的人不足十人。

其实,仅从我们中国看,小说的另一源头,春秋诸子的寓言,如庄子寓言,不也是这样吗?世界上无人不知,真读过的却没有几个。庄子等人的寓言写出来本来就不是给大众消遣的。那是知识分子间的事。有些寓言的写出,顶多也只是知识分子与君王之间的事。

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文学是极重要的领域,虽然是从白话文开始,但所形成的,却是被现在的人们所称之为启蒙话语的知识分子话语。那时的作家想向大众呐喊,但鲁郭茅,巴老曹也好,林语堂、沈从文徐志摩也好,,无论诗歌、散文、小说、剧本,没有是通俗文学的,它们全是知识分子间的对话,是一个知识分子文化运动,形成的是一种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文化传统。

世界上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文学的发展,我想大概也都如此。而西方现代文学我以为值得特别一提。西方现代文学,在西方现代人文语境下,完全是一种精神著作,是一种知识分子话语。与浪漫主义哲学联系在一起的浪漫主义文学,以及其后作为这一运动的发展的现代主义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是一完整的反现代性的,审美现代性的知识分子文化运动。即使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也是在历史主义思潮影响下,作家想成为时代的书记官的一种思想努力。所有属于这些文学思潮,这一文化运动的文学作品,与消遣的,娱乐的大众文学都是没有关系的。

西方现代小说更特别有说服力。小说,这一在我们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分外大众性的文类,在西方现代,根本上成了最重要的精神言说方式。米兰.昆德拉认为,西方近现代以来的最伟大的思想都是藏在小说里的他说:"欧洲文明的珍贵遗产--独立思想,个人创见和神圣的隐私生活都受到威胁。对我来说,"个人主义"这欧洲文明的精髓只能珍藏在小说历史的宝匣里。……"4这一说法也许有一点小说家老王卖瓜自卖自夸的味道,但小说是西方近现代以来的最重要的精神形式,最重要的知识分子话语类型,这一点,却是确定无疑的。

在我们中国,小说由于有"说书"的前身,又有作为"革命工具"的经历,所以,小说的大众性在人们头脑里根深蒂固。

其实,小说本就是一种散文,我同意米兰.昆德拉的说法,长篇小说乃是"长篇散文",这也就是说,小说并非解乏的讲故事。究其实,属于高雅文学的小说创作,作为知识分子的语言符号产品,必然是一种知识分子言说,具有的当然是知识分子间性。

四、文学今天的读者

文学今天的读者,并不取决于今天更具大众性的传媒有多么发达,会怎样地挤压文学,而取决于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是否还存在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是语言符号产品的生产者(布迪厄语),同时也是语言符号产品的主要接受者。通过语言符号,进行体验、领会、思考与言说,这是知识分子的根本性特征。只要有知识分子便会有文学的读者,文学就会是知识分子场域内的大事,同时也便是人类精神的大事。当然,如果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了知识分子,那就另当别论了。如果知识分子死了,那么文学就真的死了。

从整个人类范围的角度看,发达国家,以及一些发展得较好的发展中国家,随着识字的普及,乃至于大学教育的普及,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界限似乎的确有些模糊了。

象我们中国传统的那样,以能否识字,写文章为蚧限,作为判定是否士人、文人、知识分子的标准,今天显然是行不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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