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毓：关于社会文化史理论的几点思考

摘要：社会文化史研究在知识传统和研究方法上是对以马克思主义和年鉴学派为代表的传统经济社会史的继承和批判，为历史学参与反思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中的重大问题，提供了必要的帮助。

关键词：社会文化史 社会史 文化生活

"社会文化史"研究是当今国际史学界一股方兴未艾的潮流，在中国史学界也受到了相当的重视。英国剑桥大学的文化史教授彼得・伯克曾从两个方面讨论过社会文化史的概念:首先，从关注的领域来说，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对象相对于以往历史研究来说，是广阔而新鲜的。它在文化的概念里囊括了政治、饮食、服装、日常语言、身体等许多新的主题，既研究物质文化的历史，也研究身体、性别和记忆、语言的历史。社会文化史也关心政治，但是它所关注的"政治"，不是制度或政治事件，而是非正式的"规则"，例如人们对政治的态度、组织政治的方式等等。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社会文化史又是置于社会与历史背景之下的一种社会学或文化人类学反思[1]。由此可以看出，社会文化史的兴起，不仅意味着史学领域的拓展，同时也伴随着历史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反思和创新。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继续追问:作为一种对既有史学理论和研究状况的自觉反思与突破的社会文化史，它体现了怎样的学术传统？秉持怎样的研究立场？它以怎样的视角关照历史？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史"对于以往的"社会史""文化史"有哪些继承和扬弃？对于我们面对和反思中国的历史、社会和文化中的重大问题可以提供哪些帮助？本文将尝试对以上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

"社会文化史"作为当代西方的一种史学思潮，代表着一种迥异于传统"社会史"的历史视野与解释思路。但是，它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内在于整个西方现代史学的发展脉络，从传统社会史的成果与局限中生长起来的，是对传统社会史方法的扬弃与发展。因此，为了分析社会文化史在哪些方面对传统的社会史有所继承和突破，我们必须先对传统社会史研究的基本特点、优势与局限有所清理。

就西方历史学的知识传统而言，传统的社会史是一种概念化史学，是一种"深度科学化"的历史学。自从兰克学派建立起的一整套历史科学的技术系统与孔德倡导的实证主义史学思潮合流后，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建设历史学，以历史学消化和整合其它社会科学，探求和掌握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普遍历史规律，就成了19世纪以来众多历史学家共同追求的目标。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隐居巴黎和布鲁塞尔，借助唯物史观将历史视野深入到社会化的经济运动中，并以此为基点，构造了一整套社会演进的因果模式，为在社会历史领域探求"规律"提供了依据。马克思认为，历史的真正主体是人们正在进行的物质性生产和生活，以及在此之上建构的社会结构。精神并非绝对自由的，而是深陷于"结构"当中的一环。精神抓不住真理，它只是"社会关系"的一种曲折的反映，生产力的变革才是历史的终极动因。这套社会结构模式的核心是阶级结构。马克思认为，社会中不同的阶级利益，将导致社会不同的思维、行动方式。历史就是阶级冲突的历史。马克思强调从辩证的角度考察变革的机制，认为悖论和矛盾是唯一的真实，因此生活需要不断的行动，不断的"革命"以摆脱秩序的僵化，但正确的行动必须是在认识和掌握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之后，必须依循历史法则的边界和框架进行思想和斗争。因此马克思主义史学从一开始就是对欧洲实证主义史学的深化。它试图在历史中找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他让史家把视野深入到经济生产和社会结构中，将研究方向指向那些长期起作用的结构性因素。他从历史的长时段出发，构建了社会结构的概念，有力地推动了历史学的科学化。

20世纪以后，特别是"二战"以后，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年鉴学派在对欧洲传统实证主义史学进行科学批判的基础上，携手重建了西方新史学。年鉴学派仍然把研究重点放在深层社会结构上，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总体史的观念，建立起历史学的解释模式。他们强调解释、分析，强调史学的"概念化"，认为史学家的才智一半是为了发明概念，历史学的进步就表现在对非事件性的东西进行解释并使之"概念化"之上[2]。他们推崇一种科学的历史学，试图通过历史学揭示在历史的长时段中真实存在的那些强大的非人格化的力量，揭示那些在历史的长期发展中必然的和经常发生的联系。这种探索结构的工作希望能把左右历史发展的那些重要因素发掘出来，并使之"概念化"，由此来确定被人类生活经验证明为有效和有益的规范和准则，并把它们当作"信息"来传播，从而使人类的生活秩序化、组织化，使其更容易被理解和掌握。

传统社会史的科学化特征还体现在它试图用空间的长时段演进和各种量化研究来探讨深层结构的工作上。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年鉴学派的第二代史学家将这一主张进一步理论化，并建立了成熟的方法论模式。其主要特征是以计量史和系列史为代表的定量研究风格。其方法可以简单的概括为:针对一种历史现象，区分出不同系列的定量因素和数量系列，这些系列会呈现出一些趋势和波动，把这些数量系列加以比较，可以得出它们之间相互关联和作用的模式。例如以时间为线索的谷物价格变化，初婚妇女的平均年龄，选举中支持共产党的投票率等等。这种定量研究事实上有很大的局限，因为众多沉默的历史领域是无法被量化的。在年鉴学派第三代那里，探讨在一定文化环境下形成的集体意识或者说特定的文化心理状态的心态史研究成为主流。可以说，心态史研究的对象，是积淀在人们心中的社会结构，是人们在没有觉察的情况下埋藏在他们的心理和意识之中的认知方式和表达方式。无论是系列史学还是心态史学都属于科学历史学的研究传统，也都对我们今天的历史研究产生过很大影响，心态史学的思路和研究方法至今在我们的社会和文化史研究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总之，传统的社会史是一种"科学化"的历史学。它要求在历史中发现规律，并提出具有解释意义的概念或比较模型，用以探究那些阻碍着历史因而也支配着历史进程的结构性因素---无论是地理环境、还是人类的生理或心理的局限，或是某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制约。它的弊端在于过于强调了制约人类活动的那些客观性的力量，而忽略了人本身的主观能动性。社会文化史的兴起，首先要突破的，就是传统社会史中与"科学"观念相联系的种种"决定论"。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周锡瑞所说，"社会史在其更接近社会科学形态上的一个特点是关注塑造和限制人类行为的社会制度，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韦伯学说的信奉者，按照这种模式取得的最好成果，都提出了有力的比较模型，其中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都被用来解释社会实践和集体行为。但这些模型倾向于否定行动者的力量，而我相信新的文化史的引人之处在于它给予了历史行动者以声音和主体性(尽管主要是那些能够留下文字记录的人)，因此帮助他们成为历史过程的动因，不光是历史过程的人质"[3]。

二

就历史视野而言，传统的社会史主张"总体史"研究。"总体"的涵义除了表明试图提出对某一时期、某一社会进行解释的总体性假设外，还意味着对各种一元论历史观的摒弃。它代表了一种力图探究各种历史现象之间复杂关系的综合的、整体的眼光，不会孤立地分析某一侧面，也不会孤立地强调个别侧面的决定作用，而是把注意力集中于揭示特定历史社会内部各要素、各组成部分的复杂互动关系。落实在中国史的研究中，这一综合性、整体性的眼光的突出意义，在于摆脱以往阶级斗争的单一化历史解释思路，多角度地进入历史，把握多层面、多样化的社会结构关系，揭示历史变化背后复杂的动力机制。同时，为了达到"总体史"的研究目的，势必还要倡导跨学科研究，不但要突破历史学内部的学科分类，形成整体性的解释视角，甚至还要打破历史学与其它社会科学的边界，积极引入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的视角、问题和理论，以形成历史研究的多元化解释模式。例如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就将西班牙政治的大致图景纳入到历史和自然地理的背景中去，首先研究了那些使人们的意志不知不觉受其影响和左右的经常性力量，分析了它们对历史所起的推动、引导和阻碍的作用：接着分析了腓力二世在位期间的各种特殊但稳定存在的集体性力量：最后说明那些杂乱的事件和变动的事实偶然也在发挥的作用[4]。这部著作运用各种学科的知识探索、分析和解释了历史内部深层结构中的运动，透视历史的演化，开掘历史演进的深层动力，是一部典型的"总体史"的研究。再如美国学者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的中国巫术恐慌》一书，以"叫魂"这一巫术事件作为切入点，试图揭示整个中国传统政治系统的运作规律和模式[5]。这一研究把对清朝政治系统和官僚结构的考察与对人口、资源、巫术、谣言、社会氛围等社会文化心理因素的分析结合起来，生动的展现了一个高度紧张和缺乏安全感的社会环境和独裁政治在其中的运行模式，展现了深刻的社会政治内涵。

就史家的立场而言，社会史特别强调"眼光向下""自下而上"看历史。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年鉴学派都强调将视线从历史中的突出事件和杰出人物身上移开，关注"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认为在世世代代普通人的经济生产、社会生活和心态结构中蕴涵着历史运动沉默的潜流。而在中国，梁启超等人在民国初年所倡导的"新史学"从一开始就将其意义定位在对普通人民进行"国家意识"的启蒙与塑造上。与此相应，"新史学"要求考证中国疆域的沿革，民族的流变，阐明进化的道理，研究中国人整体的历史。因此，中国的社会史研究从一开始就要求史家"眼光向下"，投入民众、基层社会和百姓的日常生活，"从民众的角度和立场来重新审视国家与权力，审视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审视帝王将相，审视重大的历史事件与现象"[6]168。今天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全面继承了社会史"总体史"的视野、跨学科的方法和"眼光向下"的研究传统。

三

社会文化史是在传统的社会史中引入文化史视角和研究方法之后形成的一种新兴的研究方法。它继承与发展了传统社会史"总体史"的和"眼光向下"的视角，反对传统社会史过于强调客观结构的倾向，要求历史学家在承认"结构"的限制的同时，寻找人类的主体性，呼唤人性在历史中的回归，最大限度地追求人类的自由。它不仅带来了史学领域的拓展，而且也导致了史学方法论意义上的革新。首先，社会文化史利用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的理论和田野调查方法，倡导"发现生活"，将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形式和社会风尚的变迁作为人类文明发展过程和进步的表现之一加以研究。在年鉴学派的创始人那里，对于日常生活的研究只是探索经济和社会的一种途径，然而在当今的社会文化史家看来，生活方式的变迁本身就体现着社会意识和民族文化心理的发展历程。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娱乐休闲，无不体现着一个时代的特征和一种文化的风貌[7]。值得强调的是，关注生活，并不能仅仅停留在简单的提供一种关于过去的居住、服饰、饮食等现象的描述上，而是要以"生活形式"作为切入点，寻求"文化"与社会变迁和历史运动之间的联系。他们认为，"一个社会中争论的最少的态度行为，如对身体的照料、穿着方式，劳动的组织和日常活动的日程安排等，都反映着这个世界的表象系统，这一系统在深层上使上述这些态度行为与法律、宗教概念，哲学或科学思想等最精心构建的知识框架都相联结"[8]。正如社会文化史所相信并展示的，对"生活"的理解和说明，很有可能成为我们认识一个社会的变迁及其深层原因的突破点。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谢和耐在他的名著《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一书中，就以细致传神的笔触描述了南宋临安城的日常生活场景，展现了一幅从城市管理、百姓生活，到四时节令、天地万象的立体画卷，精妙地再现了中华文明鼎盛时期的灿烂文化。但是，本书并没有停留在对于单纯描述现象的层面上。我们从书名不难看出，作者的真正用心乃在于探询中国日常生活艺术背后的马背民族"黑云压境"的黯淡布景。作者从容地描绘着南宋那些花花公子们的精美生活，对秣马厉兵的蒙古人不置一词，但我们却时时刻刻感受着马背文明的压力，并会焦虑地追问，为什么一个社会共同体偏安在危急存亡之秋，却还有心思如此精心打造其艺术生活？谢和耐说"中国人很有一套处世哲学"，这套处世哲学的底蕴到底是什么？有什么样的理想？为什么它对如此严重的危机视而不见呢[9]？这部著作形象的告诉我们，社会文化史有其关注重大问题的独特而有效地方式，这是传统的政治史和"科学化"的社会史研究所不能具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