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佶：文化和制度是中华民族兴衰的根据

一个国家的发达，取决于文化和制度的先进。中国从领先于世界的发达国家沦为落后国家，不仅受列强欺凌，连原来的属国也在列强的支使下向中国挑衅，原因就在文化和制度的保守和落后。曾经先进的官文化和集权官僚制，历经两千余年，已成为工业文明和公民社会发展的障碍。中国要摆脱落后，唯一的路经，就是变革文化和制度。确立以劳动者利益和意识为根据的劳动社会主义民主的权威，由民主的权威主导对官文化的批判与克服，这是中国文化变革的实质，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历史任务。与之同时，进行制度的变革，确立民主制和公有制统一的劳动社会主义制度，在文明发展中再度领先于世界。

几乎不受限制的“宽松”货币政策、不加分析的巨额财政投资、被迫的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加之“土地财政”和长期超低利息率，对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和对环境的肆意破坏，“农民工”和其他劳动者的低工资、严管束，不仅造成房价在七、八年时间五至十倍的增长，更导致连续的通货膨胀。如此种种，唯一的成就是国内生产总值（GDP）不断以百分之十左右的速度增长，2010年中国以美元计量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人口只是中国十分之一的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主义”者为之欢呼雀跃，庆贺他们以GDP为纲，依附国际资本财团路线的“伟大胜利”。有人甚至提出“中国模式”，不仅自我吹捧，甚至认为可以供西方和全世界效法。而某些人士则据此宣称中国已是“帝国主义国家”，与美国争霸并掠夺世界资源。

果真如此吗？

一个国家的实力，它的发达程度、发展的可能性和前途，只用GDP一个指标就可以衡量么？我在《中国政治经济学主体主义主题主张》一书序言中曾指出：

“GDP主义”的要旨就是将国内生产总值（GDP）视为经济的全部，将GDP增长等同于生产力发展，不顾其他指标，不惜任何代价增长GDP。压低工资、浪费资源、破坏环境，将教育、医疗等公共事业变成赚钱的“产业”，以高房价和各种“杠杆”把财富聚集到极少数人手里，并由他们掌控经济命脉。如果有一种医学理念将人的健康只定在体重一个指标，主张不择手段地增加体重，骨骼、肌肉、神经、生殖各器官和系统通通可以不顾。为了体重增加，还要注水、打激素。按这样医学理念生长的人只能是肥胖加水肿的畸形体。而GDP主义就是这样的经济学理念和主张，它虽然不是什么理论体系，但对中国经济变革和发展的祸害日益严重，直接阻抑着中华民族的振兴与现化代。[①]

一个人，首先要有健康和谐的心态，进而是正确的价值观，在适应环境中保持身体各系统的协调、有序生长，并能有效地应对各种外界变化。体重当然是人身体的一个指标，但体重必须与骨胳、肌肉、神经、生殖各器官和系统有机统一。对一个国家来说，GDP是衡量经济实力的重要指标，但以为只这一指标的增加就是增强国力，甚至就是在“发展生产力”，那就是片面的。一个国家的实力，根本在于民众，在于劳动者的素质技能，在于对劳动者素质技能的调动与发挥，而这又取决于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及相应的社会关系、结构和机制。劳动者的社会地位是社会制度的基本内容，只有提高劳动者社会地位的制度，才能形成促进劳动者素质技能提高和发挥的社会关系、结构和机制，才能促进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与发挥，由此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国力，国内生产总值也和分配、消费、流通、金融、财政、社会保障等协同增长，同时保护环境，有效利用和开发资源。而社会制度又是以文化为其导引的，先进的社会制度与先进的文化是统一的。只有以先进的文化为导引和支撑，才能建立先进的社会制度；只有先进的社会制度才能保证先进文化的实现与演进。

在先进文化和制度导引制约下的经济发展，是健康的，也是实在的，这时也会有GDP的增长，它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综合指标中的一种，与其他指标是有机统一的。否则，即使GDP总量很大，也不能证明生产力在发展、国力在增强。比较近的史实充分验证了这一点：1800年的中国制造业还占世界的三分之一（33.3%），远高过全部西方国家的23.3%，而当时日本只占世界总量的3.5%。直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前的1928年，中国（3.4%）还略高于日本（3.3%）。[②]但由于文化和制度的保守与落后，正是从1800年以后中国迅速地衰败，GDP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也一路下滑，到20世纪初几乎成了列强随意侵掠欺凌的对象，人祸频仍，中华民族陷于水深火热的苦难。全赖孙文首倡，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使中华民族得以振兴。革命的实质，就是文化与制度的更新。

人类历史的阶段性进步，都是以文化和制度的更新，也即革命为动力的社会运动所展开。西周对商的革命，变奴隶主文化和奴隶制为封建文化和封建领主制；春秋时期开始的儒、道、法诸家对封建文化的变革，及由其导引的社会变革，秦统一“天下”，变封建领主制为集权官僚制；欧洲的基督教文化对奴隶主文化的变革及由其导引的奴隶、平民的反抗，动摇了奴隶制度的根基，以日耳曼为首的部落联盟推翻罗马帝国，建立了封建领主制；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逐步突破基督教的封建文化，形成初级的以自然神论为哲学观念的集权文化，进而又被以唯物主义为哲学观念的资本主义文化所取代，伴随着文化的变革，欧洲社会制度也经历了从封建领主制到初级集权官僚制到资本雇佣劳动制的变革；马克思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形成与其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指导着一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并在俄国、中国等国建立了初级的社会主义制度，成为20世纪人类进步的标志。

然而，资本主义文化和制度必然对社会主义文化和制度予以对抗破坏，而初级社会主义社会不得不保留行政集权体制，因官文化和封建文化没有得到彻底批判克服，逐步滋生了新的官文化和官僚资本主义，形成了内在的反对社会主义的势力，这股势力与资本主义文化及其代表的势力相结合，严重威胁新生的初级的社会主义制度，从而导致苏联解体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

表面看来，以苏联解体为典型的剧变是资本主义文化和制度对社会主义文化和制度的胜利。资本主义思想家是这样看的。一些坚持“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也把资本主义文化和制度的破坏看成苏联解体和社会主义国家剧变的原因，他们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出了“叛徒”、“修正主义者”、“资本主义代理人”，是他们配合资本主义势力摧毁了社会主义制度。

对此，必须进行分析。资本主义思想家的看法，是他们为已经没落的资本主义文化和制度辩护的必然结论。他们不是对这个结果进行分析，只是从表面现象直接得出来的结论。社会主义是一个思想体系，是一种文化，也是一场社会运动，进而是一种社会制度。这都是从一般意义上讲的，其中，既有不同国家的特殊性，又有不同时期的阶段性。20世纪在苏联和中国及其他十几个国家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总体而言都是初级的，而且各个国家又都有特殊性，绝不能将之直接等同于一般性的社会主义文化和制度，它们的解体和剧变，也不等于社会主义文化和制度的失败，更不等于资本主义文化和制度比社会主义文化和制度先进。

资本主义思想家是以特殊等于一般的逻辑来否认社会主义文化和制度的先进性，而坚持“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则以一般等于特殊的罗辑来为“苏联模式”进行辩护。二者的结论不同，但方法却是一致的，即都没有看到一般与特殊的区别，更不明白其相互辩证关系。

苏联和中国等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和制度，是在20世纪各自特殊条件下形成的，从其一般性质上说，应当属于社会主义范畴，但由于实行行政集权体制，而且都未彻底批判和克服旧的统治文化。旧统治文化影响并制约行政集权体制中国家权力机构的负责人，就有可能引发以权谋私，进而聚合成反社会主义的势力。由于行政集权体制的局限和缺陷，它并不具备抑制这股内生的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机制，从而导致其迅速扩张，进而与资本主义势力相结合，改变了制度的性质。

在苏联及东欧各国，在建立初级社会主义制度之前，大体上都是刚刚从封建领主制转向集权官僚制，并开始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资本主义文化、官文化、封建文化和与之相应的制度并存，而以封建文化和封建领主的势力最为深厚，实行初级社会主义制度后，其社会主义文化并未系统和深入人心，而封建文化和初级的官文化、资本主义文化又都未得到批判克服，尤其是封建文化的存留相当严重，不仅是保留行政集权体制的重要因素，又影响着这个体制的构建，特权观念和长官意志并存，构成其体制的重要因素。而东正教教条主义又直接影响着该体制领导者和公职人员的思想方法，制约着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如此建立的特殊的初级社会主义制度，只是在开始时因革命精神和爱国主义观念，才有较强的生命力和显示一定的优势。随着革命精神的衰退和反社会主义势力的增强，行政集权体制的局限和缺陷日益突出，其先进性消失，势必不能抵御资本主义势力的冲击，当其内在的反社会主义势力与资本主义势力相勾结，剧变也就成为必然。

在中国，初级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前的统治文化是官文化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阶级是官僚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旧统治文化和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但没有彻底批判克服官文化和官僚资本主义，使之在保留的行政集权体制中得以潜伏。当革命精神的抑制作用逐步减弱，官僚主义作风和“官本位”、“官至尚”、“长官意志”滋生，进而演化出以权谋私、“官倒”、官商勾结、官僚资本，并据此形成以团伙、“圈子”为载体的势力。这股势力在得不到有效抑制的情况下，迅速膨胀，不仅积聚了巨额资财，[③]更以直接间接的方式操纵权力、干预政策和法律。初级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内部被削减，社会主义文化被官文化所歪曲，被官僚资本主义所对抗、抵制、干扰。资本主义文化和外国资本财团的攻击与内部所产生的反社会主义势力的内外夹击，严重摧残了初级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民主制。

本来是初级的社会主义文化和制度，在如此严重的内外夹击下，不仅其所有的并不充分的对资本主义文化和制度的优势很快被弱化，而且有被异化为官僚资本主义的危险。这种危险在苏联解体后已是现实，中国的社会主义势力虽然还在社会主要矛盾中占主要方面，但官僚资本主义势力作为主要矛盾的次要方面，其势力在迅速增长，如果不坚决抑制，它上升为主要矛盾方面的可能性就会转变为现实。果真如此，刚刚因革命和社会主义文化制度所摆脱被外国资本财团主宰、肢解的中华民族，又会再次跌入衰败的境地。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今世界第一大民族，并有深厚的文化和辉煌的历史，根本原因就在文化和制度的曾经先进。周对商的革命，变氏族和部落的奴隶制为部落联盟的封建领主制，并以封建领主文化取代了奴隶主文化。这是人类在阶级社会的第一次社会大变革，由此奠定了中华民族形成的基础。而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争霸兼并，诸子百家的学术争鸣，展开了对封建文化和封建领主制的变革，到秦统一天下，汉继续大一统，确立了以儒家道统为基本理论的官文化和集权官僚制。这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文化和制度，在官文化和集权官僚制的导引、聚合、管束下，形成了汉民族，并不断吸纳、融合周边氏族、部落，在两千余年的历史上，中国都是最为发达的国家，据一些学者的推算，不论人口、生产方式、科学、技术，还是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国都是绝对的世界第一。不知道GDP主义者在为“世界第二”而欢呼时，对此有何感想？

也正是曾经使中国领先于世界的官文化和集权官僚制，在其延续过程逐步趋于保守，进而成为阻抑文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在没有受到实行先进文化和制度的国家势力挑战的情况下，中国的发展虽然被阻滞，但依然能维持官文化和集权官僚制的统治，并能包容和吸纳实行封建文化和封建领主制的部落联盟，以及实行奴隶主文化和奴隶制的氏族、部落，即使某部落联盟以武力入主中原，也会部分或全面采用官文化和集权官僚制。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清朝中期，当满洲贵族因采用官文化和集权官僚制而巩固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