柚声：论中华文明的特异性

内容提要：世界上有六个原生古文明，即中国、两河流域、埃及、印度，以及中美的墨西哥与南美的秘鲁。古希腊与犹太是两个次生文明但后来成为西方文明的渊源。在这八个古文明中，中华文明显示了许多与其他古文明截然不同的特点，本文从八方面阐述了中华文明的特异性，以期说明中国古代形成类似今天联合国式的维持和平的超级大国并非偶然。

关键词：超级大国，文明特异性，原初社会，战争文明

任何一个文明都有不同于其他文明的地方，所以每一个文明都是独特的，唯一的。这不是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中华文明的特异性。中华文明的特异性在于中华文明走了一条其他文明没有走的路。相对于中华文明，其他文明更多的是雷同与相似。也正由于此，国学与中华文化的研究含有特殊意义，因为目前国际人类学与社会学大多基于西方社会，有欧洲中心论之嫌。所以对中华文明特异性的认识也有助我们摆脱强大的西方社会学派的影响，建立自己的社会学体系。

作者以前曾多次强调中华文明的唯一性，用以说明道家学说为什么仅仅出现在中国。[1] 作者曾指出，“将人类社会分成遗传编码的原初社会与人造的二级社会，古代中国得以长期维持在原初社会，而西方文明一开始就将原初社会打破，重组二级社会。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古代建立了类似当今联合国的超级大国，能保持相对和平与稳定的社会环境。纵观美洲、欧洲、亚洲、非洲诸多古文明，中国是仅有的一个。”[2] 此文是作者第一次专题论述中华文明的特异性，但也只能选择几个重要特点加以论述，无意概括中华文明的特异性这一题目的全部。

世界上一共有六个公认的独立发展的所谓原生文明，即两河流域、埃及、印度、中国、中美的墨西哥与南美的秘鲁地区。原生文明的周围邻居中没有更高的文明存在，而两河流域与埃及是唯一的例外。它们互为邻居，但二者虽然互相影响，却几乎同时发展成文明，不能把其中哪一个视为在另一个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次生文明。古希腊文明与犹太文明是次生文明，但它们成为西方文明的渊源，而西方文明主导近代世界文明的进程，本文论述基于前六个原生文明，间或引述希腊与犹太两个次生文明。

(一) 与海洋的远近

猿猴是人类唯一的远祖，已成人们的共识，但也有不符合处，如人类刚出生的婴儿能在水中游泳，而猿猴则不能，再加上人类生来裸体，所以有少数学者怀疑人类起源于海洋哺乳动物。即使这样，海洋与陆地是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

如果将所有人类社会分成遗传编码的原初社会与人造的二级社会，我们就会发现这二者的许多根本性不同，有如生物史上鱼类由海洋上陆而成为陆地动物。有关原初社会与二级社会的概念读者可以参见前文[13]

当我多年前初次想到遗传编码的原初社会与人造二级社会这一概念时，我首先想到原初社会的人类有如生活在陆地上，是着陆的；二级社会的人类好像生活在海洋上，没有着陆，需要一个外在于他们船只的参照点来确定他们的位置。如果他们要原地不动的话，就要抛锚到海底固定；如果他们是在行程中，就有一个目的地做参照。而这个目的地是所有人共同的，个人无从选择。曹操在《观沧海》中说“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当你望着无边无际、汹涌澎湃海洋时，你会感受到它那宏伟的力量与那海水遮蔽下的神秘莫测，而大地不会给人这种感觉。海洋似乎更能激发人类对二级社会的需要与向往。

史前的所谓巨石文化大多沿海岸线分布，在欧洲是这样，中国的巨石文化据说也同样分布在山东、浙江等沿海地带。值得一提的是，太平洋众多的海岛上，也以各种巨石文化著称。这似乎不是偶然现象。这些重达数吨乃至数十吨重的巨石拖来竖起，或者堆成一个纪念性建筑物，或者雕刻成石像，就是今天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这需要一个临时二级社会的建制来协调千百人作比较长期的努力。

根据哈维兰德编写的人类学教本，在他列出六个原生文明的地图中，有五个发生在滨海区域，其区域包括海岸线，中国的夏朝是唯一的例外。夏朝显然是个内陆国家。[3] 与商朝文化可能有关联的大汶口文化与红山文化均与滨海区域接壤，一般来说，他们的臣民是见过海洋的。但商朝系是中华文明的后来发展，我们不应该后来发展计算在内，所以中华文明是唯一的内陆文明的结论可以成立。

两河流域、埃及与印度文明的区域都很广阔，深入内地，只有中美墨西哥与南美秘鲁地区文明是沿海岸线的一个狭长地带。一个说法是，古人类由亚洲进入美洲后坐着简陋的船只沿海岸线向南迁移。如作为中美最早的文明发展的欧尔麦柯(Olmec)与玛雅都位于海边地区，而秘鲁地区的文明首先出现于海岸线上，他们收集海滩上的贝壳类动物为食物来源。我们可以说，海洋在美洲文明发展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或者正由于此，美洲文明以巨石文化著称：或为巨石雕刻的人头象，或为用石块建造成的金字塔类建筑。其实这类建筑是用石头建成或用泥土建成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建造了一个高大的物质偶像作为社会凝聚力的来源，使二级社会式的统一行动成为可能。

八十年代末，曾有人将中国文化称为黄土文化，封闭保守，而西方是蓝色的海洋文化，开放进取。话又说回来，脚踏在广阔无边的大地上，心地坦然，用不著去关心鬼神的事；在古代简陋的船只上，漂泊在无边无际的海洋上，狂风巨浪面前，人类的脆弱暴露无遗，鬼神的保护显得十分重要。所以西方在神的感召下苦干自律的思想源远流长，数千年下来，人们与神亲，与人远。这里值得指出的是海上生活的冒险性是陆地生活缺乏的。

两河流域、埃及、印度等三个古文明有频繁的海上商业来往相沟通，而两河流域、埃及以及后来的古希腊与犹太文明都是地中海文明的成员，地中海在这些文明发展中起到了重大的影响。根据生活在公元前第五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租塞狄第斯(Thucydides)，柯理特岛上出现米诺斯文明后，他们的国王在公元前1600年控制了地中海。在这以前的一千年左右的时间里，海盗与土匪为地中海地区的严重问题，他说：

“古代，当人们知道如何从海上到达彼此的驻地时，住在海岸上与海岛上的希腊人与野蛮人一样，经常依赖海盗行为为生…他们到没有城墙的乡镇以及村庄进行掠夺，他们靠这种掠夺维持生活…内陆一样到处是强盗，在希腊人部分居住区到现在还是这样…现在内陆生活在部落里的人们仍然携带武器，就是这种古老掠夺习惯的遗留。在古时候，所有希腊人都携带武器，因为他们的家没有足够的防御设施，人际交往是不安全带。”

人类最古老的诗歌集在中国是《诗经》，在印度是《梨俱吠陀》，在古希腊是荷马史诗。一般来说，这些作品反映了古代人民的思想与情感，用字频率的不同从侧面反映了这三个古代人民脑海中主要意象的不同，也反映他们社会环境的不同。作者统计了这三者的用字不同，为提高可比性考虑，作者以英文翻译为标准，《诗经》用了全文，《梨俱吠陀》与荷马史诗采取随机抽样。

海洋(sea/ocean)出现率以荷马史诗为最高, 0.14%(74/53258);《梨俱吠陀》居中，0.05%(15/28017); 《诗经》最低, 0.015% (9/60856)。这和三种文明与海洋的远近直接相关，古希腊位于半岛上，离海洋最近。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诗经》的英文翻译用了九个有关海洋的单词，而汉语《诗经》原文仅仅有七个海字，其中六处的海字含义为遥远的意思，如四海，海邦等。只有一处可能有海洋的意思，即《小雅：沔水》中“沔彼流水，朝宗归海”的句子。但诗经里把大的湖泊也称海，所以“朝宗归海”的海字说的也可能湖泊。结论是，《诗经》的作者们很可能没有见过海洋，并不了解海洋的真正含义。

三者神/女神(god/goddess)出现率却以《梨俱吠陀》为最高，0.87%(244/28017); 《诗经》为最低, 0.072%(44/60856)。似乎与上述海洋刺激二级社会的意念的说法不一致，但从其他字的频率可以看出，古希腊社会更具典型二级社会的性质。

战争(battle/war)出现率以荷马史诗为最高，0.13%(68/53258); 《梨俱吠陀》居中，0.096%(27/28017); 《诗经》最低, 0.028%(17/60856)。这和三者的古代历史所描述的战争频率相一致。与此相一致的是，愤怒(anger/angry)的频率以荷马史诗为最高，0.092%(49/53258); 而《梨俱吠陀》为最低，0.018%(5/28017); 《诗经》居中, 0.025(15/60856)。欢乐(joy/joyment/joyful)的频率以荷马史诗为最低，0.0094%(5/53258); 《梨俱吠陀》为最高，0.14%(38/28017); 《诗经》居中, 0.087%(53/60856)。就愤怒、欢乐的频率来看，古印度人民更具阳性情感，这可能与其强调宗教信仰而又相对和平有关。古希腊人民更具阴性情感，和上述海洋冒险生活直接相关。[4]

这里应当指出，《梨俱吠陀》是印度文明被雅利安人征服以后产生的，是颂扬神的诗篇，作者多为祭师。荷马史诗是赞扬英雄的诗篇，作者为古希腊行吟诗人。这样内容单一的长篇巨著与印度、古希腊二级社会的建立有关。相比之下，《诗经》作者有广泛的代表性，大多为普通人。

(二) 游牧民族的冲击：唯有中华文明幸免于难

赵林先生讲述游牧民族的对农耕文明的冲击时说，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第一次大入侵从公元前三千纪末年到公元前600年，前后历时1500多年。欧、亚、非三洲的古代文明均被这一游牧民族所侵占，包括印度文明以及各地中海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等。只有中华文明是例外，以匈奴为代表的北方游牧民族没有征服中国，但持续骚扰中国农耕文明。

根据狄米欧( DeMeo )研究，这一次游牧民族大入侵不光发生在欧、亚、非三洲，也发生在美洲，由同样的气候干燥与沙漠化过程所引起。狄米欧认为夏朝与神农一样，代表中国古代南方土著民族的文明，与后来的游牧民族文化相对立。如果狄米欧与赵林都是正确的话，中国是上述诸文明中唯一没有被游牧民族征服的文明。相对于农耕文化，游牧民族无疑代表更加暴力的文化。

(三) 唯有中华文明早期有一个更加肯定的母系社会阶段

很多学者相信，人类文明出现以前有一个比较轻松与和平的文化，狄米欧( DeMeo )认为是由于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之间，从北非、阿拉伯到中亚的广大地带因气候干旱而出现沙漠化的过程，使人类文化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型，由轻松和平的文化转变成严厉暴力的文化，狄米欧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分别称为 Matrism 与Patrism. 我这里暂且翻译成母性文化与父性文化。狄米欧认为美洲也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内发生了沙漠化与父性文化的出现。这里出现的父性文化征服原来的母性文化，成了世界上各重要古文明的统治阶级。[5]

在母性文化中，男女平等，是一个没有阶级分化的均平社会，所以很难说这是一个母权或父权社会。如果把子女从父姓称父系社会，把子女从母姓称做母系社会，人类学家调查研究结果是世界上父系社会居多，母系社会很少。我国古代文献明确记载有一个自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和平转变的过程，而父系社会一开始就有父权社会的特征，也就是二级社会。

王玉哲列举了七方面的详细证据说明，中华文明早期有一个比较确定的母性社会阶段。[6] 中国古代这一母性社会有特有的形态：两个氏族结成联姻关系，男人晚上到对方氏族女人家过夜，白天仍会自家氏族劳动，孩子由母亲与舅父抚养。

我们可以设想，村庄部落之间的来往才是男人的社会空间，他们打猎时经常见面建立了关系。由于上述走访婚的习俗，也是村落之间的交往成为男人社会空间的原因。这一村庄部落之间的社会活动空间据有二级社会的性质，在这新的活动空间的基础上建立男人的权力结构。这样就可能存在一个以女人为中心的原初社会与以男人为中心二级社会相并行的阶段。男人在二级社会层次上形成权力网以后再渗透到原初社会，受到女权社会的抵制。西方史前的情况可能与中国不同，西方男权社会用武力征服女权社会而将她们同化。老子既反对二级社会干涉原初社会，又有明显的赞扬女性品质的倾向，可能反应上述的社会变革的历史现实。[7]

上述女人的原初社会与男人的二级社会相并行而形成了中国独有的姓与氏的不同。中国古代一度女人称姓，男人称氏。《左传・隐公八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