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歌：横向思考的东亚图景

【内容提要】本文借助于白乐晴与白永瑞有关韩国思想状况和东亚视角的讨论，尝试推进如下理论课题：东亚作为一个地理概念，涵盖了具体的地域，作为一个认识论概念，却涵盖了某些新的视角。历史地考察去中心化的东亚想像的可能性，可以与作为认识论的第三世界理念结合起来认识；分断体制是世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一个基本的中介模式。分断体制的形成和不断再生产，是保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得以有效运作的必要环节；突破分断体制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民众和解运动的内涵，它与去中心化的认识论相结合才有可能开辟新的思考维度；社会人文学作为一种统合碎片化知识、建立人的尊严的学术设想，提供了反思学术原点的媒介。

【关键词】东亚第三世界分断体制双重周边视角社会人文学

白乐晴的《分断体制・民族文学》{1}（以下简称《分》）与白永瑞的《思想东亚：韩半岛视角的历史与实践》{2}（以下简称《思》），是两本应该合起来阅读的著作。作为在韩国当代社会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创作与批评”团队的两代人，也作为韩国的代表性知识分子，这两部著作为我们提供了理解韩国思想状况的有效线索，并且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理论命题。

在我接触到的有限的韩国知识分子中，我观察到一种共通的素质，这就是对于现实的迅速变化具有高度敏感，并保持着基于这种敏感的危机意识。白乐晴与白永瑞是给我这种印象最为强烈的人。在这两部著作中，他们也集中地表现了这一特点。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可以说，阅读韩国知识分子著述的最有效途径，应该把他们的这种危机意识作为入口，并在这种危机意识的延展方向中追寻他们的思考轨迹。

一、地理想像力的射程

白永瑞在《思》中提出了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所谓地域，不仅仅是已经固定的地理实体，更是人际活动所创造的结果。由于创造地域概念的主体多种多样，要想建立共同的地域意识，就必须确立足以吸引同一地域的人产生共感的认同性。”{3}

作为在韩国最早提出并且不断推进东亚论述的知识分子，白永瑞一直致力于这样的“人际活动”。他不但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推动和参与东北亚地区的知识分子互动，而且摸索着推进在缺少共识的东北亚地区如何建立基本共识这一困难的思想课题。

就东北亚而言，建立这样一种基于“共感”的认同确实还面临着艰巨的困难。我曾经在一篇论文中分析过这个困境的历史理由。{4}由于历史的原因，特别是冷战的持续性后果，在东北亚部分社会{5}之间，至今也仍然缺少把东亚作为一个地域加以整合性认知的基础。这一点，即使从中国、韩国和日本各自与东盟的一些国家签定地区自由贸易协定，却迟迟无法在三者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这个基本状况来看，也是可以窥见一斑的，更何况在今天的东北亚地区，为社会直接间接地提供思想论述的知识分子，也不同程度地缺少推进这种共识的欲望。或许现在还不到逼问东北亚是否可以通过人际互动创造出一个可以吸引人产生共感的认同性的时候，而是首先需要正视目前的思想格局：有关东北亚地域认同的想像力，它在不同区域内部的射程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历史内涵？

白永瑞在书中提供了一个饶有兴味的视角。他认为，东亚国际关系的内在秩序，在历史上是被三个帝国――中华帝国、日本帝国、美帝国――先后主导的。当然，他并没有把这三个“帝国”等量齐观，甚至于尝试把日本定义为“准帝国”；但是却对于帝国的概念给予了一个相当宽泛的规定：“帝国在本国和周边国家――在东亚则先后有朝贡国、殖民地、卫星国的性质变化――之间的关系上设定一定的位阶秩序，享有规定帝国势力圈之内各国对内对外政策的权力。从这种意义来看，完全可以用帝国的视角来比较近代以前和以后的东亚秩序的运作方式。如此不仅可以更有效地分析各秩序的调整，而且能够更好地理解各秩序之间的连续性。”{6}

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白永瑞是否把中华帝国的朝贡体系与日本和美国的帝国霸权并列起来，或者他如何处理中华帝国的几千年文明史与后两个“帝国”之间的巨大落差；而在于，当他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对于这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帝国形态进行分析而非价值判断的时候，他真正的意图却是把问题引向“东亚共同体”的区域想像。这个想像的基点并非文明论，更多的是一种国际秩序论述。在这种国际政治的视野里，他关注这三个“帝国”在同一范围内所营造的秩序之间是否具有某种连续性，以及这种连续性与当下课题之间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他把美国看作东亚国际秩序的主导力量之一，它是内在于东亚而不是外在于它的。这个明显脱离了地理概念的视野，充分体现了白永瑞东亚论述的复杂性格，正是在这个视野里，他提出了一个易于被我们大陆中国人所忽略的问题：我们一直生活在曾经的中华帝国的传统里。这就是说，对我们而言那些顺理成章的问题，对处于这个传统周边位置的韩国社会而言却未必如此。

对于朝贡体系以及华夷秩序观特别是“王道”理念在东亚的历史作用，中国人很少能够接受把它视为一种霸权的看法。白永瑞也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承认：“中华帝国秩序，往往并不是由中国单方面强迫建立支配从属的位阶关系，与近代世界出现的帝国主义的支配关系相比，能够建立范围更广大、更加多元、宽容的秩序。从今天的立场看来，这也许可以成为我们探索帝国秩序的替代方案的一种思想资源。”{7}不过，他立刻提醒说，仍然要注意中华帝国的“帝国性”，因为追求帝国的倾向使得历代中国王朝都试图实现天下一统，这种统治理念会烙印在中国人的集体记忆里。他还进一步指出，不仅是中国的传统王朝，它周边的国家也共享了这个帝国理念，建立了若干小规模的朝贡体制，于是形成了“中华思想共用圈”。{8}

按照白永瑞的思路，这个中华思想共用圈在它的周边地带不仅产生了对于中心的离心力，而且产生了下一个不成功的帝国――日本帝国主义。或许正是在这个思路里，中日社会之间的种种紧张关系获得了某种与韩日关系不同的解释――这是两个历史纠葛极为扭曲的社会之间难以拆解的对抗关系。

在2010年钓鱼岛事件发生之后，中国大陆社会与日本社会内部，开始在市民生活层面出现了相互对立的气氛。当一个社会在氛围上出现了某种好感或者恶感的时候，对于它的消除或者引导都无法仅仅依靠理性的分析。或者我们必须追问，为什么同样激烈地反日的韩国社会，并没有简单地把东亚认同等同于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而中国社会为什么难以形成韩国社会那样的“东亚诉求”？

白永瑞在谈到韩国人“东洋观”的形成史时，抓住了一个重要的现象，即“文化的感情主义”。他是在对应于英语的“sentimentalism”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显然作者或者译者是在试图扩展这个词汇的社会历史含量。文化的感情主义，作为社会主体政治潜能的非理性呈现方式，是任何一个政权都不会忽视的部分；但是，也由于它的非理性特质，它的内涵缺少可测性和方向感，从而很难把握它往往出现的突然性逆转，或者间接引发的破坏性后果。

在东亚诉求的问题上，东亚地区的状况是相当不一致的。这种不一致集中体现在“文化的感情主义”的表现形态上。当大陆中国人在钓鱼岛事件发生后持续性反日之际，同样与日本在钓鱼岛附近发生了冲突的台湾社会却基本上没有发生类似的状况。相反，钓鱼岛主权问题被岛内的政治势力转化为蓝绿阵营对垒的媒介，“反日”没有成为主导性的社会氛围。但是如果不把目光局限于“哈日”还是“反日”的问题上，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历史的理由并不相同，台海两岸“文化的感情主义”在缺少东亚诉求这一点上，倒是相当一致的。

有些显而易见的历史成因似乎可以解释这种状况，它们分别是大陆的中日战争记忆和毛泽东时代的第三世界理念；台湾的日本殖民统治和国民党政权解严之前的高压统治之间的力学关系。由于在特定历史阶段形成的这种深刻的对立，使得把东亚视为一个整体的需求很难产生。但是，或许还有一些更为隐秘的结构关系在起作用，例如，在东亚是否能够形成共同体的问题上，大陆中国人的主流想像是中国是否能够再度成为中心；而台湾知识界回避这个问题，恐怕有一个潜在的因素是台湾在东亚的定位――因为他们也需要寻找一个“中心”，但是却很难自认为台湾会成为中心，同时也难以认同中国大陆成为中心。

白永瑞正是在这个环节暗示了一种观察视角的存在：“帝国”以自我为中心的地理空间想像，使得中国和日本无论如何都难以跨越对于对方的恶感，尽管在日本朝野已经出现过关于以中日为中心的建议，但是，这似乎并不能有效解决帝国遗留的潜意识问题。正是这种潜意识，塑造着文化感情主义的走向。

白永瑞试图对这个问题进行挑战。在他的论述中省察了自己的思想历程――从一个局限在“分断的半国视角”的学人成长为获得了“东亚视角”的知识分子――他提供的正是一个处于东亚冷战中心的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特定体验。在我们的知识感觉中，朝鲜半岛的缺席实在是太久了，而由于这种缺席，建构东亚论述的必要性也被搁置甚至被否定了。在东亚论述层面，无论是大陆的社会主义论述还是台湾的统独之争，无论是大陆逐渐兴起的和平崛起想像还是台湾逐渐曲折化的认同危机，都无法取代来自朝鲜半岛的独特经验。尽管今天我们还不能直接获得来自北朝鲜的论述，但是韩国知识分子提供的地理想像力，却给我们揭示了一个重要的认识论维度，这就是去中心化的东亚想像的可能性。

白永瑞的叙述表达了一个深刻的两难境地：作为一个有着高度民族自尊的社会，韩国民众无法接受在东亚被视为从属性国家的对待，因此，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所表述的“王道”，是历史上和现实中的韩国人所无法接受的；但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地理空间有限的小国，尤其是分断之后更处于弱势，韩国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下的现实中都必须明智地选择与某个国家或者某些国家结盟，这也使得它不太具有自我中心的想像基础（尽管在朝鲜历史上也一度存在着华夷观念和小规模的朝贡模式）。如何为了现实的政治目标而在国际关系中保持高度的弹性态度，同时又不因此而丧失思想立场的一贯性，这正是白永瑞追问的思想课题，也是韩国社会的历史命运。

白永瑞呈现了韩国社会正在日益增强的一种政治取向，这就是为了抵抗已经内在于东亚的美国强权，而选择建立与其相对的东亚认同。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中国对西方或者中国对美国的二元想像不同，由于自身的历史处境，韩国知识分子更清醒地意识到了东亚的横向联合对抗西方霸权的有效性和迫切性。尽管白永瑞也同样承认东亚内部存在着深刻的对立和分歧，但是他并不因此放弃建立东亚想像的努力，相反，他试图在种种对立中寻找横向思考的可能性，从其中切实地建立可以产生人际互动的契机。

在白永瑞的东亚横向思考中，最基本的着眼点是民间范围的地区联合。他在回顾民国时期国民党上层的东亚观如何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变为汪精卫的亲日合作时指出：“国民党人士对亚洲的认识与实践证明了一个事实：从官方立场上进行的亚洲地区联合，在现实政治当中容易被已有的国家体系（尤其是其衍生物――帝国主义）利用，从而失去地域联合的可能性。”{9}显然，他希望指出的是，只要以国民国家为单位来设想地域共同体，就不免产生“以谁为中心”的预设，这正是帝国主义的逻辑。即使在他对孙中山大亚洲主义好意的解读中（白永瑞指出了孙中山在日本提出中日两国共同领导亚洲的设想是出于策略性考虑），他也仍然没有放弃这个底线。去中心化的东亚横向联合，这是一个只有在民间层面才有可能设计的模式。因为只有在这个层面，大国小国的差异才会成为文化的差异，而不再意味着权力的分配。

在白永瑞的东亚论述命题背后，有着白乐晴的“第三世界”视角。这是一个很值得推进的理论视野，因为白乐晴希望强调的并不是一个地域性的实体概念，而是一个机能性的分析视野。与中国在毛泽东时代一直强调的具有地域对应性的实体性“第三世界”论述不同，白乐晴的“第三世界论述”是基本不对应具体地域的。换言之，他并不试图把世界以国家为单位分为“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而是在全球范围内区分“第一世界视角”和“第三世界视角”。即他的标准并不是地理的空间区划，而是在资本全球化过程中所处的社会位置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价值判断，因此，白乐晴认为第三世界涵盖的是一个单一的世界，而不是世界一分为三之后其中的一个部分：“我所定义的第三世界观点，也就是不将世界分成三份，而是从普通民众而非强势者的观点出发，将世界视为一个单一整体。”{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