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炼红：中国经验与文化自觉：拓展“中国城市文化”的观念与格局

摘要：有效的政治实践有赖于文化理论的突破，城市文化的理论与实践也需在如此互动中有所推进。本文意在提示当前形势下中国城市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责任，认为不能再把“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作为比照性的文化形态进行画地为牢式的区分，而要将城市作为文化发展的公共平台，有意识地整合历史和现实社会实践中极具标志性的却也极易被忽略的经验、资源及其文化政治要素等等，借此突破狭义的“城市文化” 概念，重建以城市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由此拓展出一种不同于西方模式的“中国城市文化”的大观念、大格局。

关键词：中国经验；文化自觉；城市文化；中国文化；大众文艺

一

对于当下中国和中国人而言，历史性的迷茫期，往往也是生发更大历史转机的酝酿期。所谓“中国问题”、“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既是具体实践层面的，必然有其历史延续性；但也亟需在思想、观念和理论层面， 重新给予更确切、更能得其正色的判断和命名，阐释和提升，并能从中熔炼出更经得起考验的“中国之道”，无论在实践之道、理论之道、价值之道的不同意义层面上，体现出中国的历练与担当。

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文化政治而言， 其特质首先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彼此生成与创造过程， 或曰“理论的实践功能”与“实践的理论建构”之间的紧密关系问题，尤其是理论建构中最关键的核心价值取向，这是认同所系。正因此，客观维度的历史进程，主观维度的主体成熟，仍将在彼此激发推动中，互为历史前进的资源和动因。

有效的政治实践有赖于文化理论的突破， 两者之间需要更有力的互动。中国城市文化的理论与实践，也需在如此互动中有所推进，有所拓展。作为人文社科研究者， 长期以来笔者更关注的是中国问题中的文化问题，文化问题中的精神认同与价值重建问题。人们以往探讨城市文化问题，往往热衷于强调“城市文化”本身的特质和功能，而笔者更想指出的是，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文化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更确切地说，就是城市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责任。

在此意义上，笔者认为，不能再把“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作为比照性的文化形态进行画地为牢式的区分，而要将城市作为文化发展的公共平台，更有意识地整合历史和现实社会实践中极易被忽略的各种经验、资源及其文化要素，借此突破狭义的“城市文化”概念，重建以城市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由此拓展出一种不同于西方既有模式的“中国城市文化”的大观念和大格局，真正以无愧于中国气象、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的理论和实践，切实推进人类文化与文明发展史。

历史和现实表明，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经历史淘洗存留的文化实践样式，无论乡村文化、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等等，看似与所谓“城市文化”有各种分疏，但其生存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有赖于城市这个平台所具有的展示和遴选、提升和塑造等功能，特别是在新型多元文化样式的萌芽、生存与发展过程中，这些实践本身也在不断影响和建构着城市文化的整体特质、功能和格局。

因此，所谓“城市文化”，与其理解为静态的“城市的文化”，毋宁说是动态的“文化在城市”。城市的整体优势和强势地位， 也为其在中国崛起中承担更大的文化责任提供了全方位的有利条件。优势意味着先机，强势意味着责任。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因国家快速发展而亟需重建精神价值与文化认同的时代， 危机与契机共存，问题的复杂性与应对问题的可能性同在，这就提醒我们，天将降大任于“中国城市文化”。

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 倘能不把城市中国与乡村中国、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革命中国等等简单分列， 不把现代性、国家意识形态和民众生活世界等等看作截然分列并抗衡的力量形态，而更多注意其错综勾连、纠结共生之处， 或可放大我们重新考察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实践的视野、胸量与格局，从而有可能在全球一体化走向中，提供更多紧贴着本土实践的关于中国问题、中国经验与中国道路的思考。

与之相应，中国人文社科学者的研究视角，也正在向历史与现实的纵深处开放并下移。正如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实践论所倡导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p.899)换言之，即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至于说到可供重新整合的历史实践资源，就中国革命大众文艺研究领域来看，就有许多意义重大的历史经验，其利弊得失都值得我们重新发现、挖掘和阐释，从而尽可能激活其中的理论和实践能量。限于篇幅，这里仅从两个极富中国历史实践特质的问题说起：“人民性”和“地方性”。

二

“人民性”，这显然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而其间最重要的启示，就是中国人的历史记忆、社会实践和理论想象在特定政治语境中的互动建构关系。

如果说中国共产党与劳动人民的结合正是历史合力的选择， 对民众的地位标举也使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和叙事获得了强大的道义基础。下层民众，从来默默生死， 如草如芥，“劳苦大众” 作为一个弱势的社会实体， 充其量就是以被损害者和被拯救者的形象出现在“五四”以来的启蒙视野中，更落得蒙昧无助、孤苦无告。新中国创建的人民政权，其权力根基就在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关注民众社会，在实践上也就是关注中国历史与当下根本性的政治问题和文化问题。

而在中国共产党主导的革命大众文艺实践及其叙事中，为了重塑劳动人民的“主体性”，表现“人民当家作主”， 越是底层民众越是需要通过承担为革命牺牲、献身的义务而成长为革命群众， 革命也就从劳苦大众的甘愿舍生取义中获得了更为坚实的正当性和崇高性。牺牲、献身、舍生取义，当底层民众原本卑微的生死能与某个长远而崇高的理想目标相联系时， 其间激发的情感和道德能量往往能促使个体克服种种局限，走向自我的超越，力争在“革命”过程中成长为真正的“革命者”。中国革命的成功，就在于如何引领丧失一切的人们在利益抗争的过程中不断承担新的义务和使命， 并且构筑一条从利益抗争通向政治建设的道路。

“人民”既具体又抽象，一方面拥有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实体，另一方面也很容易成为意识形态符号。但在国家话语层面始终标举的民众主体， 作为实践中发挥作用的群众基础， 终究还是执政党的合法性与道义力量之所寄。这也是亲历了革命洗礼的政党领袖们的经验和共识，比如军民、官民、政党政府和民众之间同生共存的“鱼水情”，作为这种历史实践经验的意识形态化表述， 也可谓是中国革命尚未耗尽的历史遗产和政治资源。尽管底层民众在意识形态中被高调确立的政治地位，很快随着时代变迁分化而风雨飘摇，然而全民投入过的历史实践岂能轻易化为乌有？ 诸如“为人民服务”、“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等观念形态，早已在潜移默化中构成了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和普遍诉求，久而久之也汇成了历史的强大蓄势。

从叙事到蓄势，从理论到实践，历史的经验得失弥足珍贵。那么，时至今日，与“人民性”紧密相关的社会主义实践的那些具体内容和形式，诸如人民当家作主、群众路线、群众的政治参与、党员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知识分子要深入生活并接受群众监督与评议等等， 其间的经验教训还能否得到社会各个层面的重视和借鉴呢？

2007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2](p.15)2010年，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也在一次重要讲话中强调：“我们不能完全照搬革命战争和计划经济时期的群众工作方法，但‘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一切为了群众， 一切依靠群众’ 的群众观点的本质仍是我们须臾不能忘记的基本原则。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但发展不能以扩大社会矛盾为代价，不能以牺牲环境和浪费资源为代价， 必须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必须以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地区差别、贫富差别为目标，必须以提高人民群众的福祉和幸福感为目标，这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真髓， 是新时期群众观点在发展中的体现。”[3]“人民利益”、“群众观点”能在中国崛起与城市化进程中形成共识，深入民心，这无疑是令人欣慰的。

经过前后各30年看似断裂实则充满延续性的历史曲折和时代剧变， 无论国家或个人都不同程度地经历着从“政治人”到“经济人”乃至“以经济为政治”的角色定位与价值观的转型。然而，倘若仔细考察历史变化轨迹并观察当下现实，我们能否发现，究竟还有哪些“共和国” 的创生基因和要素仍在有形无形中保持着真实的生命力？ 譬如，延至今日的革命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中，如何体现这种政治、文化与精神传统的生命力？ “红色文化”经久不变的精神气质与价值内核是什么，如何才能有所创新、发扬光大？ 对此，有学者认为：“今天我们仍然要重提‘人民’，用这个概念来召唤人们的认同， 这自然不是要压抑个性， 而是要强调重建个人与一个更广大的人群之间的关联， 让每个人都感受到与他人之间的息息相关的联系，并领悟到这样一个真理：人不只是为自己活着，而是为更多的人活得好而活着，这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有尊严的。这些电视剧之所以为我们所喜爱，大概正是因为它们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教益， 让我们反省到自己生活中的缺憾， 并进而憬悟到什么才是一种理想的、健康的生命状态吧。”[4]

三

再谈“地方性”。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到新中国成立前后， 对作为政权合法性基础的民众主体和劳动人民地位的标举， 相应也使作为其社会载体的民众生活世界和“地方性”文化实践得到了空前的关注。譬如，从“延安新秧歌”到“文革样板戏”，中国革命大众文艺实践表现出鲜明的“本土”政治文化意味，同时也承受着“现代性”的深刻影响。在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新中国戏曲改革运动中，无论是剧目改编的政治意识形态化， 还是演出形制的现代化和“现代戏”的崛起，都关涉到如何重塑社会理想，如何变革政治文化形态，如何再造民众主体、社会生活及道德伦理秩序等问题。

其间，原本扎根于民众生活的人情伦理、风俗习惯等“地方性”文化特质，在自下而上的发掘提升过程中， 与中央集权的地方分权体系及其意识形态动员机制相结合， 由此获得了更多的现实性、可理解性和可操作性。而所谓“地方性”特质在不同关系结构中的彼此渗透与重组， 的确在具体历史实践中打开了基层和民众利益的表达空间和渠道， 进而也垫实了可供国家意识形态吸纳的民间资源、社会条件和现实基础。此中利弊交织，众说纷纭，但上述实践过程客观上增强了国家的治理能力，特别是社会的整体动员力和凝聚力。

回溯20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叙事、文化创造与主体建构过程，特别是反映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民众力量的基层组织和活动方式， 往往与其置身的乡土生活世界紧密结合，利用各种现有的条件，因地制宜， 而使斗争进程逐渐融入日常生活实践。“革命”由此深嵌到具体的社会脉络、生活环境和地方秩序，不仅从具体历史生活中汲取资源、能量而滋长生息，使得乡土生活世界有所新生，也因“革命”逐渐顺乎自然、有序而能彼此相安相持， 共度艰难岁月。此种令人喜闻乐见的“传奇性”、“地方性”和“革命性”的渗透交融，相激相生且相合，或许就是“人民革命”在其历史实践中含蓄生成的革命大众文化特质。在此共生结构中确立起来的地方性文化及其根植的日常生活世界， 作为民众生活意义的长久寄托之地， 作为人民革命的历史能动性的力量来源， 也就与革命大众文化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而遍布中国的革命大众文艺实践，尤其是深入民心的“地方戏”，恰恰因为扎根于民众日常生活而拥有极为丰富的方言俚语、民歌曲调、民间习俗等“地方性”生活与文化元素，如果充分运用且恰到好处，往往就能将这种革命文化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里就有着民众情感的延续性，生活伦理的延续性，乡土/ 地方秩序的延续性，革命历史叙事的延续性，以及相互间的默默关联和在关联中感应到的休戚与共的“共命感”。而具有历史正当性的“革命”，随之也就真正融入了顺应天道人心般的恒常感和秩序感， 更能为广大民众所认同。

正如新中国成立伊始， 梁漱溟先生的那份感慨： “高高在上的北京政府竟是在四远角落的农民身上牢牢建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