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竞新：高铁之争背后的香港本土价值

被香港特区政府定性为“与内地经济全面接轨”的广深港高铁香港段拨款案，经过了香港各股势力的激烈拉锯，1月16日傍晚终于获得立法会财务委员会通过。

然而当立法会大楼内正准备投票之际，大楼外包括绝食120小时的千名抗议群众已开始蠕动，示威中心稍作讨论即以微博和口耳相传的方式，传出决策，10分钟后，近百名年轻抗议者列队以苦行方式，游行围绕立法会大楼，表达不满态度，途中遭到警方封路并被隔开两截，最终出现了示威者与警员隔着铁马推撞、警员以胡椒喷雾予以阻止的激烈冲突镜头，而有关官员和支持高铁拨款方案的所谓“建制派”议员，也要在警员团团保护下，才敢离开立法会大楼。

尽管特区政府在事件中完全占据了社会话语权，且“打通香港与内地经济命脉”，也完全符合金融海啸后香港主流社会的逻辑，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一事件最终演变成了一个动员“80后”年轻人上街、凝聚各界反政府力量的社会运动。

过去一段时间，在立法会财务委员会三次讨论有关拨款案时，大门外爱丁堡广场上，都热闹地举办着嘉年华会式的抗议活动，参与的除了示威的“80后”主体，还有更多知识界、大学和中学生、网上媒体成员、工会、环保、妇女组织，农村有机合作社等团体成员，甚至包括那些在附近兰桂坊玩乐后路过加入、西装笔挺的专业人士，还有媒体从业员、摄影爱好者、小区组织像“西贡之友”成员、专业社工等，显示出个中的多元组合。

事实上，这波所谓“反高铁”社会运动的核心，根本不在于反不反高铁，重点也不在于经济发展的方向，而是争取城市规划过程中公民参与和表达的权利，并要求在讨论过程中，融入更具多元性的香港本土价值。“反高铁停拨款大联盟”发言人、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司徒薇在立法会通过拨款案当天的发言就很有代表性：“我们不是反对兴建高铁，但我们热爱香港，我们希望市民有参与讨论使用土地的权利!”

“与内地经济接轨”的急迫

此次引发争议的香港高铁的全称是“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广深港高铁全长约140公里，广州总站位于石壁，途经福田、龙华和虎门，最后经香港段到达香港总站西九龙。广深港高铁内地段早已在2005年底动工，计划2010年落成，香港段的建设却一直行动缓慢。2009年2月，香港特区政府才与铁道部签署备忘录，承诺香港段争取在2009年底前动工，并于2015年投入使用。

签约之后，港府便沿用殖民时期的做法，按程序进行社会咨询，所谓咨询，都只是将文件公开放在一些政府机构及政府网页里，被动式让社会取阅，当时媒体并没有大幅报道，只有一个由泛民主派成员为首的工程界人士所组织的“公共专业联盟”，质疑港府的计划只以融入“珠三角一小时经济圈”为目的，而非让高铁融入整个大陆，乃提出另类的路线及终站建议，并作出预算，将造价由接近700亿港元，降低到300亿左右。

这种专业的论证，引起知识界的关注，但并未成为全港性的话题，及至元朗有数百户的菜园村因为高铁的建设遭到征地、引起激烈反抗，此事的影响才不断扩大。网络媒体随即加入成为平台，开始凝聚以“本土行动”成员、社工组织和学界人士的关注，向媒体发声;由于事件涉及故事性、冲突性、人本性，主流新闻媒体加大报道。尽管在媒体版面和画面上，仍然充斥着港府“喂哺”的数据，包括高铁必须快建、对香港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能创造多少职位、什么时候完工、48分钟到广州、10小时到北京等内容，小小菜园村还是成了香港高铁的“钉子户”。

无奈之下，为了保证高铁工期，政府只得推出高达8600万元的“天价”赔偿终极方案，合格住户都可获60万港元的特惠津贴，较原先的13万元高了近4倍。此次香港高铁之所以造价昂贵，与全程隧道不无关系;而这也是特区政府的无奈之举，因为不采用隧道形式，将要面临更多的征地拆迁问题，代价可能更高昂，很可能延误工期。

港府对于“与内地经济接轨”，的确是心急如焚。为了应付世界金融海啸对香港经济的冲击，加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来势汹汹，港府和商界都有“被边缘化”的忧虑，去年初乃急速成立经济机遇委员会，由特首曾荫权亲任主席，并具体提出发展六项优势产业，然后又积极与广东省方面签订十多项经济合作协议，到上月特首向北京述职时，并提出参与并配合北京正在厘定的“十二五规划”，期望能获得北京更大的支持。

香港舆论对于港府主动参与北京的“十二五规划”，除了少数报章去年曾全面表达支持立场外，也只有寥寥学者公开表达意见，且重点是要求港府加强规划能力，可见香港主流民意根本是支持特区政府带领香港融入内地经济的，至于高铁方案，被舆为特首“御用智囊”的智经研究中心委托岭南大学进行的民意调查指出，近七成18岁以上香港市民支持兴建高铁，2/3赞成立法会尽快完成审议高铁拨款，过半数受访者认为，若不尽快与建高铁，会阻碍香港与内地经济及社会融合，影响香港长远竞争力。

2009年香港最大的黑色幽默

非常吊诡的是，当特区政府视“发展经济为硬道理”，“急速与内地接轨”时，却与香港越趋本土和多元的价值，擦出了冲突的火花。

香港从2006年开始，保卫喜帖街、天星码头、皇后码头、凤园等社会运动此起彼落，大部分媒体都形容这是保育运动，又或指这些都只是一种集体回忆的情绪性行动。然而从深层意义剖析，那是一种维护香港特色，捍卫香港价值的反省。就像法国社会学家Henri Lefebvre论说，是对城市行使权利的运动;当这种运动面对着港府以霸王硬上弓手段，不问过程，只求融入内地经济的高铁拨款案，自然引起强烈反弹。

在是次社运中扮演积极角色的岭南大学文化系讲师叶荫聪便说，我们曾几何时，不是强调香港要“面向国际”的吗?怎么现在都朗朗上口，只知道“背靠祖国”?司徒薇说得更直白：“这是一个很多想死很少想象的城市，在知识只被理解成经济，创意只被理解成工业的香港，智慧与创意都难逃变成资料与指针的厄运。”

香港社会从殖民时代起，已成为数据化、只知技术的城市，文化界在这次运动中也提出反思，批评特区政府延续了殖民政府的“地产主义”，大陆资金涌至，成为香港楼价去年急速飙升甚至淹至新界中产屋苑的情况，引起社会极大民怨，有参与包围立法会的曹姓中学生便说：“我们并不是反对经济发展，而是反对不公义的经济发展。”当社会一直窃笑所谓的“中环价值”，其实就是中环的“圈地运动”时，有声音质疑特区政府如今是否炮制另一个“西九圈地运动”? 特首曾荫权去年10月发表施政报告后接听民众电话时，有投诉说：“我是医生，我男朋友是律师，但都买不起楼。”曾荫权面对这类疑问时的回答是：“那你们怎么不搬远一点了?”变成了2009年香港最大的黑色幽默。

根据示威现场各类团体散发的单张，以及连日的各种公开言论，可以这样总结这股来自民间的声音：香港面对发展瓶颈了，但经济发展是不是唯一的硬道理?就算经济发展是必须的，融入内地、与内地经济全面接轨，是不是必须如此急速?就算真的需要这么急速，港府的表现是否需要如此霸道：黑箱作业、隐瞒数据、扭曲真相、破坏纯朴的家园……

进一步有人追问，为什么港府提出的方案，所需费用如此之巨?连香港媒体也会提到，相对台湾达300多公里长的高铁，仅需斥资1000多亿港元，其中却已爆出多少贪污成分?如果像港府所说，是因为建材物价近年飙升，则像某些工程界人士提出，为什么政府的方案中，终站一定要选在地产商已紧盯着要“圈地”的西九龙区?在这区兴建终站，就必定牵涉大量迁拆民用旧房，以及非常巨大的工程费用;为什么政府提出方案时，一直隐瞒，要到那些反高铁拨款人士调查，并透露给报章爆料，政府才愿意坦承?

港府的颟顸

广深港高铁早在2000年特区政府第二次铁路发展研究报告已提出，名为“区域快线”，估计造价为171亿元，至两年后，特区政府也自中央获得北京至广州高铁规划及兴建时间表，规划中的区域快线直达广州;时光荏苒，长达2000余公里的北京到广州段高铁会在2012年竣工，其中武汉至广州段已在去年底启动，然而只长26公里的香港段，为何要蹉跎10年，迟迟才拍板提交文件，申请拨款?

香港因为内地快速发展由初期回避至如今的急速转变，却因为公众咨询与参与等前期准备功夫不足，且咨询过程只懂得按原来殖民地的方式，对于议题的争议性、社会急速的转变毫无敏感度，造成内部分歧，难以达成社会共识，拖慢了兴建的时间表，提高了兴建的造价，到底责任是社会上的抗议行动，还是特区政府的颟顸?

网络上自去年就广泛流传一份研究文件，批评政府方案的路线途经新界元朗一带，会严重破坏当地的生态和地下水，违反现行多项保育法例。政府委托顾问公司进行的“环境影响评估”，只是一份“在商言商，调节论证，满足客户需要”的研究报告，引起社会不少沉默的质疑，但港府为什么从来不予正视?

据香港媒体引述，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去年底接见赴京述职的曾荫权时说过大致这样的话，香港昔日作为殖民地，是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但现在港人当家作主了，可多作中长期规划，包括经济多元化……

但港府何时才能做到中长期规划?即使之前提出的所谓六大重点产业，迄今除了纸上谈兵，还做了什么?港府的“殖民地个性”，何时才能真正脱胎重整，不论在策划或是在邀请民众参与上，都表现得更积极?

新社运

4年来香港社会走过的社会运动，到反高铁拨款的事件，已将参与城市权利的理念进一步注入香港社会;这种参与城市权利的理念，植根于爱香港，但却是开放性的、包容性的、强调沟通的，正如这波社运与以往香港社运最大的不同，就是彼此横向沟通，没有形式上的召集人或干事，至于与官方、警方、甚至是立法会议员，也是主动寻求沟通。

司徒薇便批评特区政府只懂沿用殖民地的吸纳式精英政治，予以收编，将这些社会不满声浪纳入体制内的咨询委员会，但结果，却只是橡皮图章。她以韩国现任总统李明博的做法为例，指他领导的政府在3年之内便做了700多次民众会议，由民间规划师跟群众磋谈，了解民众希望城市的发展面，其中李明博自己就参与了300多次。她说：“这样的认真对话，大家不论同不同意，都会服气的，所以21世纪的城市规划发展，官员必须好好掌握自己的态度。”

这种争取城市参与权利的运动，肯定将持续;总理温家宝在曾荫权2005年底首次访京述职时，已提出“香港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并要求特区政府发展经济之余，也要重视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和谐。然而只懂抱持精英心态的特区政府官员，是否能真切领悟?

如今高铁拨款案虽然通过，香港维护本土价值的社运之火，却已更迅速燃烧，加上这群以年轻世代为主干的体制外社运健将，这次成功巧妙地与体制内的泛民“五区总辞”和政制改革呼声相结合。显然，在港府积极推动“与内地全面接轨”、“避免被边缘化”等宏大口号的背后，将面对更严重的社会深层次矛盾与民主改革力量结合的隐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