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占彪：九十年代以来传统文化热之考察

内容提要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传统文化的复兴几乎是与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是同步的，以此为开端，这种传统文化热徐徐升温，直至今日形成一种波澜壮阔之势。文章通过对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与传统文化热相关的若干文化事件的梳理和回顾，试图对这次传统文化热的进行特征考察和得失评价，可以看出其具有以下三个特征：一、基于填补精神空洞及化解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压力等共同原因，这次传统文化热是官方、学界和民间三方合力推动，但他们之间又存在着一定的磨擦，甚至冲突；二、在外理中西文化关系时，我们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一种我们常常批判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从而造成一种粗暴而简单的文化观；三、市场社会道德状况的恶化使得这次传统文化热具有强烈的道德化倾向，然而由于没有一个强大的超验文化传统的支持，其有效性也将大打折扣。

关键词 上世纪九十年代；传统文化热；三方合力推动；二元对立；道德化

与上世纪八十年代对传统文化的起初的反思心态和此后的悲怆色调相比，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传统文化热则显得轻快昂扬。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全球化分工和合作的步步深入，传统文化热继八十年代以后再次徐徐升温，不同于以往的是，这次传统文化的复兴中的态度几乎是以压倒性的肯定姿态，其目的是企图使各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中谋求一席之地。

文化事件扫描

代表着传统文化的复兴的具体的文化事件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从学术上看，三项与传统文化有关的出版工程的启动；从教育上看，三种与传统文化有关的学院的建立；从实践上看，三件与传统文化有关的活动的展开。

与传统文化有关的三项规模空前的文化出版工程相继启动。中国历史上首次系统全面地向世界推出外文版中国文化典籍的国家重大出版工程《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于1995年正式启动。《大中华文库》从我国先秦至近代文化、历史、哲学、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最具代表性的经典著作中选出100种。力图将东方文化全面系统地撰写成书传之于世的文化工程《东方文化集成》于1996年也正式启动。丛书分10编，共约500种。学术意义上前所未有的“《佛藏》工程”也于2003年得以启动。《儒藏》将包括收入近500部儒家典籍的《儒藏》精华编（约1.5亿字）和约5000余部儒家典籍的《儒藏》大全本（约10亿字）。

无论是学术整理角度上看，还是文化传播角度上看，这三项规模庞大的学术工程都将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流播奠定一个结实的基础。

传统文化之兴的第二个方面体现为一系列以研究和授受传统文化为主的三类学院的陆续成立。这分别体现在民间意义上书院的重振，高校里国学院的设立以及全球范围里孔子学院的开张。

现代教育体制高度发达到今天，书院又悄然兴起。九十年代末，深圳行政学院的退休教师蒋庆在贵阳龙场王阳明悟道修建“阳明精舍”。蒋庆的书院的建立，显示了民间讲学传统和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坚韧的草根性。与蒋庆在贵州山野和民间的气息不同的是，现代作家张炜主持的万松浦书院于2003年9月29日举行了开坛典礼。由于张炜的民间文化人和政府官员的双重身份，使得该书院既具备传统书院的基本元素和管理制度，又具有现代化的硬件设备和运营机构。以朱汉民为院长的现代岳麓书院在宋代曾为四大书院之首，有其丰厚的书院传统。“它结合了现代教育体制和历史传统。”1

如果说，从阳明精舍（纯民间性质）到万松浦书院（半民间半官方性质）再到岳麓书院（小半民间大半官方），书院从民间步步向官方靠近的话。那么，2005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宣布组建国学院则是官方向民间的主动靠近。人大兴办国学院一时成为舆论的焦点。紧随其后，复旦百年之际，2005年9月，复旦学院成立。新录取的3748名本科学生统一编入新成立的复旦学院的42个班级学习。

中国文化不光在国内呈现出勃兴之态势，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中国文化也受到国外的热捧，官方也不失时机，为这种国外中文热推波助澜，旨在推广汉语文化的教育和文化交流机构孔子学院应运而生。2004年11月21日，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汉城挂牌子。马里兰孔子学院、北欧斯德哥尔摩孔子学院、内罗毕孔子学院、塔什干孔子学院……全球范围里一百所这样的孔子学院将陆续建立。百所“孔子学院”的陆续建立，将是官方为全球范围里推广中国文化的重要举措。

三件与传统文化有关的活动的展开。一为发表宣言；一为读经祭孔；一为改革课程。

先看文化宣言。世纪之交可谓传统文化复兴的一个转折点。2001年10月，以张岱年、季羡林为首的七十六名文化界人士签署了《中华文化复兴宣言――为促进新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和平与发展而奋斗》。该宣言虽缺乏实质性的内容，但处处以主流的基调，口号式地向世界宣布了“二十一世纪是中华文化复兴的时代”这一自信的判断。2

三年后，由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主办，2004（甲申）年9月在北京举行“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五位发起人领衔、七十二名文化人士共同签署的《甲申文化宣言》于会后发布。该宣言强调全球化日益深化的情况下文化多样性共存的必要性以及文化交流的平等权利。

再看读经祭孔。2004年5月，常穿着中式对襟褂子的蒋庆编选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首发，该“诵本”萃取儒家经典，涉及经学、理学和心学约15万字，旨在通过非懂似懂的“小和尚念经”式的传统书塾教育形式挽救现实中的“礼崩乐坏”，“读经”可谓一石击起千层浪，一时议论纷起。

如果说“读经”行为尚属个人民间行为的话，那么官方加入崇儒的标志性事件是200４年的“祭孔”。200４年9月28日，是孔子诞辰2555年纪念日，曲阜市政府官员及海内外社会各界人士三千余人在孔庙举行祭祀大典，这是建国以来官方第一次公祭孔子，意义非同寻常。尽管“公祭”孔子招致了一些訾议，一年后，“2005全球联合祭孔”活动又在官方的支持下声势浩大地举行。

最后看课程改革。这从中文与英文及现代文与文言文的课程设置新变化中可以看出传统文化的进退。从中文与英文关系来看，中国文化的复兴体现在对英语的不再迷信，对英语敢说“不”上。自2007年始，全国四、六级英语考试不再接受非在校生报名，从2006年1月起，参加四、六级考试的考生将逐步限制在高等学校内部。与此同时，教育中的传统文化内容也在加重。新颁布的《上海市学生民族精神教育指导纲要》将清明、端午、中秋和重阳等传统节庆纳入中小学生必修项。

从现代文与文言文的关系来看。现在语文教材中的现代文与文言文比例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前语文教材古今外的内容比重大致是，文言文作品占20%，现当代作品占70%，外国作品占10%，2004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版语文教材中，其比例发生了变化：文言文作品占40%，现当代作品占40%，外国作品占20%。3传统文化的重兴明显地反映在英文退中文进，现代文退文言文退之中。

统观转型期传统文化的复兴，具有以下几点明显的特征：一是官方、学界和民间三方合力推动；二是在中西文化关系处理上不自觉地具有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简单化倾向；三是具有浓厚的道德化倾向。以下分述之：

官方、学界和民间：合力推动及磨擦

传统文化的复兴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官方支持、主导和参与下，与学界和民间三方力量合力推动的。无论是公祭孔子，还是教材改革，还是孔子学院的开设，都是官方力量直接参与主导的。几大重大出版工程，以及文化宣言，儒学的深入研究正是学者们所着力之处。读经运动，各地诵经班开设，阳明精舍的兴建则是一股民间文化力量，正是这三股力量推动了转型期的传统文化的复兴。

A填补精神空洞

什么原因使得这三方能在这一事件上达成如此一致的态度？其中有二：一曰多元化时代的精神空洞使得传统文化成为人们共同的精神替代；二曰化解面对日益深化的全球化下中国文化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九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是中国社会从单极社会到多元社会转变的一个显著标志。在此以前，无论是建国后，“文革”前这一“革命”话语统摄一切的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文革”后，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这一“经济”话语统摄一切的时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领域都是以此为中心紧密展开的，九二市场经济虽是“改革开放”的必然产物，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它同时又瓦解了它的约束力，从而促使了时代主题，尤其是思想上的无序化和多元化。

多元社会人们思想虽然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但是面对这遽然而来的自由，国人却一时不知所措，顿时形成了精神世界的大缺洞。可以说，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的同时也宣告了国人精神进入一种神情仓皇，六神无主的时代。

我们的转型时代又不同于此前社会。此前，我们虽大反特反传统文化，但我们的思想却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这一精神替代。“反封建的时代任务和现代社会形态的建立，取消了儒家文化的政治合法性，农村宗法社会和小农经济的解体，摧毁了儒家文化的生存土壤，市场经济大潮所带来的人的行为和思维方式、社会动力机制等方面的变化，则淹没了儒家文化的价值体系。”4建国后，尤其是“文革”中，虽然也“破四旧”，也“砸烂孔家店”，其“历史虚无主义”式的彻底和纯粹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可以与之比相匹比，这从今天孔庙的种种破坏遗痕中不难看出。但问题在于，在“大破”的同时也有“大立”，人们反传统并没有造成思想的无政府状态，人们的思想高度统一在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旗帜下。

钱穆看出了这其中的堂奥，他说，“我们再把最善意的看法来看中国共产党，可说他们已把马克思唯物史观与共产主义当作一种宗教信仰，由此激发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社会大群体之关切，由此得到隐藏在其内心深微处一种宗教要求之变相满足。”5

在转型期里，王纲解纽本是思想界百家争鸣的必要条件，但却由于物欲的强大诱惑和刺激消解了这一思想繁荣的机会，同时也消解了这个大一统的时代主题的可能，一切思想、道德和文化都遭到物质这把利刃的片解。国人思想陷入一种六神无主的时期。

我们的转型时代又不同于西方社会。西方世界市场经济同样高度发达，但其既有健全的法律和法治精神，更有着一种深厚的虔诚的形而上的宗教伦理作为精神依靠。上帝和神是世人道德世界无形的主宰和裁判，人始终在上帝和神面前保持着一种敬畏和谦卑。所以，西方社会虽然分工精细，但人们精神生活中却共享一个上帝。转型期中国的问题正是在打破“文革”中的“乌托邦”信仰后，却缺乏确立一个共同的精神追求。

“沿袭清代，菲薄宋儒，高呼打倒孔家店，摹效西方，提倡个人自由，却不肯诚心接受基督教。竭力想把中国变成一多角形尖锐放射的西方社会，却留下了一个大缺洞，没有照顾到社会下层之大整体。”6难怪乎有的经济学家呼吁建立一种市场社会中的宗教精神。如何弥补这种国人精神的“大缺洞”，传统文化的复兴正适其时。事实证明，儒家文化虽然开掘不出现代化因素，但它可以参与到现代化之中，为现代社会的心灵安顿和道德教化提供一个重要的精神资源。传统文化与人生彼此交融，形成中国特有的现世的文化人生，虽曰不可比拟于西方国家的宗教，但数千年来却主导着国人言行举止，发挥着国人精神上的宗教功能。

B全球化下文化压力

无独有偶，就在中国确立了市场经济制度的同时，1992年，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联合国日的致辞中宣布：“第一个真正全球性的时代已经到来了。”中国文化复兴的另一原因则是全球化过程的深化带给中国文化巨大的压力。这种后发国家在全球化中的文化压力体现在看似截然相反的两个方面，一是扩张，一是抗拒，然而，进攻是姿态实则是出乎于防守的心理。

转型期以来中国经济经过持续高速的增长使得国力大增，很大程度上说，国外的中国文化热其实是对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市场的看好，经济实力强大无形中形成一种文化的自信，“现在中国的经济实力已有所增加，中国西化的道路已走到尽头，中国人现在应该在文化上站起来了！”7“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文化‘走出去’比‘引进来’更加重要。美国等西方大国国际文化战略的核心内容是凭借其经济、科技的强势地位，推行文化霸权。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与世界文化进行平等的对话、交流，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8那么，从表面上看，经济的强势促成了中国文化在全球化中的自信和“他信”。

然而，这种表面上的自信掩盖了我们根子里对本土文化在全球化格局中所承受的前所未有的压力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