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松：闻一多经典化过程的思想反思

前言

学术研究的目的首先在于回复历史场景，感同身受地理解研究对象。但是这种理解不应该是遵循教条注经式的阐释；也不应该把闻一多思想遗产当作是博物馆的展品，只是局限于时间上的历史层面进行静止的观照。一旦作为研究者面对闻一多，就形成了一个生者与逝者对话的互动空间，逝者要告诉我们的是他殉难民主所追求的要义何在。无疑，闻一多无法预想未来他如何被评价，因而，作为生者我们要告诉闻一多的是，他的思想在殉难之后、建国之后经历了怎样的被阐释的经典化过程[1]，以及政治与学术的阐释在多大程度上如其所是、是其所是。如果闻一多还活着，他会冷静地反思，他是如何“被经典化”的。可是，斯人已逝，留下的是思想遗产本身。因此，对闻一多思想遗产进行理性反思的责任就落在今天的纪念者肩上。从闻一多倒下的那一刻开始，闻一多为中国共产党主流意识形态提供了政论的绝好材料，为民主教化提供了崇高的道德榜样，闻一多甚至已经通过量身打造凝固成为一个民主英雄的符号、一个被不断本质化的人格神。也许任何一份有价值、有意义的思想遗产都无法逃脱“被经典化”的命运，这也是他思想延传的方式之一。

我想提出的问题是，闻一多不仅仅属于过去，尤其是不仅仅属于为政治正义殉难的惊天动地那一刻。无疑，闻一多的思想属于今天，至少他为多少学者提供了诸如职称、项目之类的生存机会；如果他的意义不仅仅是体制的需要，而且还将走向未来的话，那么，我们有必要对闻一多进行思想史角度的反思。首先,闻一多经典化的历史语境是什么。其次，闻一多在何种意义上崇尚民主。最后，如果闻一多还活着，结果如何？我想追问的是，将闻一多经典化的思路何在。

一、从国共政治博弈的视角重思：闻一多的民主斗士形象

在闻一多的众多面相中，最经典的形象定位是作为怒发冲冠的民主斗士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的统治。我想，有必要反问一句，在什么样的历史情境之下，闻一多与中国共产党达成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契合呢？

首先，二者都有反对专制独裁、反对内战的民主诉求。20世纪四十年代的毛泽东，作为偏处一隅、并与国民党鼎足而立的党派领袖之一，他代表党派利益向执政党国民党政府要求给予政治、经济、军事等等民主权利。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时，对于抗日时局发表感言，其发言重点表达了民主诉求。“中国是有缺点的，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中国缺乏民主，是在座诸位所深知的。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有变化的。”也就是说民主是争取抗战胜利、建设良治国家的基础。“为了打倒共同敌人以及为了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和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际关系，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全世界都在抗战中，欧洲已进入决战阶段，远东决战亦快要到来了，但是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需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有力量，这是苏联、美国、英国的经验都证明了的，中国几十年以来以及抗战七年以来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毫无疑问，无论什么都需要统一，都必须统一。但是，这个统一，应该建筑在民主基础上。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2]他结合国内外历史经验试图证明一点，民主是历史的选择，是发展的必然走向，其实质就是争取政权的各方面利益从而壮大自身，同时他也提出了最基本的民主权利范围。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九周年大会演说中提出，要实现孙中山的遗嘱“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则应该实现民主。“这个道理，现在全国人民都了解，所以各地人民的宪政运动，都一致嚷出：要实施宪政，就要先给人民以民主自由；有了民主自由，抗战的力量就会源源不绝的从人民中间涌现出来，那反攻的准备，才能真正进行。他认为，实行宪政“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3]并且认为实行宪政有助于取得抗战胜利，只有实现民主才能找到彻底解决国共关系的途径。1941―1946年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发表了大量中国共产党领袖、左翼知识分子吁求民主自由的大量文章。[4]兹不一一赘述。

其次，中国共产党出于政治利益考虑需要争取民主党派等中间人士的支持，扩大民主统一战线。国统区昆明的民主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政治运动的有机组成。闻一多的殉难是中国共产党民主阵营的一大损失，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又客观上帮助中国共产党扩大了民主统一战线，为提高党在全国民主人士、青年学生、国际社会中的声誉起到了良好的宣传作用[5]，为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民主政治的要求增加了砝码。[6]相反，国民党政府向青年学生、向民主人士开枪的野蛮行径也大大损害了当局的形象，并且最终失去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民主人士的支持。中国共产党对闻一多殉难作出了相当及时、有力反应，声援民主人士为正义不幸罹难。新华社延安1946年17日电报道了闻一多殉难的消息，并且披露蒋介石特务机关拟定了一个广泛黑名单。[7]毛泽东、朱德17日电唁闻一多家属，哀悼“先生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敬可佩，今遭奸人毒手，全国志士必将继先生遗志，再接再厉，务使民主事业克底于成”。[8]延安各界万余人举行大会反对内战反对特务，追悼李公朴、闻一多、李兆麟、于树中等烈士。朱德总司令号召国人清洗法西斯好战分子。[9]边区各界人士为闻一多惨遭毒手，群情愤极，纷纷致电闻氏家属及闻立和先生，表示最大唁慰之忱。[10]与之相关的众多声援与纪念活动既是对闻一多的悼念，也是中国共产党民主意愿的广泛宣传。

二、从闻一多研究的政治实用主义省思：把闻一多还给闻一多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持续不断地将闻一多形象塑造为民主斗士。1949年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为闻一多先生死难三周年致哀。[11]中国民主同盟总部于民盟殉难烈士纪念日在北京举行该盟殉难烈士纪念会和祭灵仪式。会后，由闻一多烈士安葬委员会为闻一多烈士举殡，并在北京革命烈士公墓举行安葬仪式。[12]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举行民盟先烈李公朴、闻一多殉难十周年纪念会。[13]中国民主同盟举行集会纪念李公朴、闻一多等烈士牺牲十五周年。[14]民盟云南省委举行纪念会纪念李公朴、闻一多殉难三十五周年。[15]闻一多、李公朴和“一二・一”烈士陵园修复如初。[16]纪念闻一多的图片展览在湖北浠水县展出。[17]莫斯科集会纪念闻一多诞辰八十五周年。[18]北大清华纪念闻一多逝世四十周年。[19]纪念民盟成立四十五周年暨李公朴闻一多烈士殉难四十周年。[20]闻一多基金会在武汉正式成立。[21]闻一多纪念馆开馆暨铜像揭幕仪式在他的故乡湖北省浠水县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为闻一多纪念馆题写馆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费孝通为纪念馆题词。[22]各界人士及有关专家学者250人举行闻一多先生诞辰95周年纪念大会暨’94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会。[23]这还只是限于《人民日报》上面刊载的闻一多纪念活动的要闻，至于地方性的纪念活动以及学术界的研讨会名目众多，从未间断。

六十多年来的闻一多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文学创作、学术研究和民主思想。综合三者，学界通常认为可以用爱国主义来概括，这也就是臧克家所说的闻一多精神。他说，“闻一多精神，包括几个大的方面，首先是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一多先生作为中国的一个优秀的知识分子，最突出、最感人、最足以表现他的伟大品格终于以身殉之的，就是这种精神”。[24]北京纪念闻一多殉难50周年时也称之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25]民盟中央、中共中央统战部、教育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举行纪念闻一多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时，首先称呼闻一多是“中国现代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其次的称呼依次是：“杰出的现代诗人、学者，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之。”[26]的确，我们可以找到太多的例证说明闻一多的爱国热情，不需笔者过多列举。

我想追问的是：闻一多的爱国主义是什么？爱国主义具体表现在哪里呢？按照英语的说法，国家主要有三个含义：country指的是政治上独立的国土；nation指生存于大的共同体之内，隶属于同一个政府，拥有共同的历史与语言等方面内容的国民。state指有政府有组织控制的政治共同体或领土，也指政府。那么，闻一多具体热爱的是什么呢？是包括领土、文化、历史等在内的广义的country？是指民族意义上的民族？还是指具体的某一当权的政府呢？就早期闻一多所写的爱国诗歌来看，正如朱自清对闻一多的评论所说，闻一多“爱的是一个理想的完整的中国，也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中国。这个国家意念是抽象的，作者将它形象化了”。[27]就闻一多作为自由学者所理解的中国来看，主要是文化、思想、历史、语言、美学意义上的中国。那么，闻一多作为民主斗士，他所爱之国意味着什么呢？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在民主运动风起云涌的四十年代，闻一多所爱的并非专制独裁的国民党政府。也正是在这一共识上，闻一多爱国的意义往往被强调在他面对国民党的手枪拍案而起的爱国义愤这一方面。这是否就是闻一多爱国主义精神，或者民主思想的全部呢？如果仅仅是这一点的话，那么闻一多的形象是要大打折扣的。因为照此逻辑，任何一个与国民党殊死搏斗的人都可以说是爱国的，何况多少志士仁人前赴后继，不惜以身捐国。如果仅仅停留在闻一多不畏强暴、疾恶如仇、大义就义的献身精神的话，闻一多与多少倒在国民党枪炮血泊之中的共产党员并无二样。如果上述诘问成立的话，那么今天郑重纪念闻一多的民主精神就显得一般化了。烈士的事迹固然需要时时重温，但是，对烈士遗志最好的继承应该是完整、全面地理解遗志本身的含义。谢泳说得好，“闻一多对于民主运动的理解，和我们后来评价他时所强调的那些东西并不完全一致，许多同时代在政治上认可闻一多的人所写的回忆录，对于闻一多的评价也是不完整的，他们的那些评价，现在看来并没有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闻一多，在他们笔下，我们只看见了一个政治性的闻一多，而没有看见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闻一多。因为有一句‘我们要写朱自清、闻一多颂’的话，在对闻一多的理解上，我们就只强调他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一面。其实闻一多是反对一切专制的，不是只反这个专制，而不反那个专制，只要是对民主和自由有利的东西，闻一多从来都是认同的，而一切不民主不自由的东西，在闻一多看来才是不能接受的。闻一多不是某一党派某一团体的闻一多，闻一多是知识分子的闻一多”。[28]可见，在闻一多被经典化的过程中，作为知识分子的闻一多被遮蔽了，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闻一多凸显了，而反对一切专制统治的闻一多模糊了。从个性心理分析的话，我认为闻一多的民主义愤和他的个性有很大关系。他在本质上是个浪漫主义诗人，他是非分明，有叛逆性格，授课精彩，善作鼓动演说，很受学生拥戴。然而这种个性也容易偏激，轻信，不顾场合逞一时之快意。他对蒋管区的不满开头是由于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并在课堂上有所流露。这时一些进步学生便有意靠拢他，给他送一些进步书刊，聘请他为联大新诗社导师，请他参加各种座谈会，等等。他的发言演讲，激情于多分析，说明他对“新哲学”的学习还在起步阶段。但他的才能、威信特别是闻一多式的煽情演说，使他一下子处于突出地位，起到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至于他后来的被经典化，恐怕是他没有想到的，也是他不愿意的，因为他最终目的还是要做一个诗人和学者。

闻一多的政治主张往往立足于当下现实的急迫需要，早年的国家主义信仰与晚年的“人民至上”思想无不如此。他具有充沛、狂热的政治热情以及敢作敢为的担当精神，但是，显然闻一多并不像张奚若、钱端升、罗隆基、费孝通、潘光旦、潘大逵等教授熟谙政治理论，更不可能洞彻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著作背后的要旨所在：国共之间的民主斗争只是一种手段，而最终目的是通过革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