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大众狂欢的网络与电视文化

文化研究有两个最主要的领域，一是电视文化研究，二是网络文化研究。就电视文化而言，因图像具有时效性，反映现实文化快捷的特点，就需要批评家对现实具有相当深入的批判的能力；而网络具有延续性和文字互动性的特点，则需批评家以清洁的网络语言来维护网络的健康发展。

网络和电视正在改写着当代文化批评的品格，同时也改写着批评主体的身份和地位。尼采杀死了“上帝”，德里达杀死了“人”，罗兰・巴特杀死了“作者”。这里的“人”并不是肉体意义上的人，而是指自文艺复兴以降高歌猛进的主体之人。主体意义上的人死了，人们成了无家可归的孤零零的个体，丧失了那种具有英雄气概、理想情结和抱持家园感并进行无穷探索的人，我们被自己流放在网络的不归路上。所谓“作者”死了，并不是写作的人死了，而是说作者在完成了其创作之后被他者阅读时，作者似乎再不存在。接受美学给我们的毋宁就是：读者大于作者，意义的可能性大于意义的原生性。这使我们的研究只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坚持读者和作者的主体间互动。网络作者具有弹性的暗示语言和话语扩张使读者可以任意阐释，当弹性变成了谐语双关，变成了模棱两可，成了后现代模糊思维时，文化误读就是不可避免的事了。

因此一方面是主体间互相误读，另一方面是电视和网络媒体的集体世俗化，使得当代传媒的文化症候不可小看。对此症候认真清理，是批评家的当务之急。在清理中恢复网络主体之间的对话，网络文学创作和批评将会变得健康和明朗得多。同样，有了电视文化批评的及时反馈，当代电视话语和电视文化的精神生态就会健康得多。

一 网络文化的普泛化及其现实问题

网络文化是全球化文化的基本走向，其中有着很深的国际文化资本的运作和国际文化话语权力的运作动机和目的。在这一平台上，当代中国网络文化存在值得重视的若干问题：

其一，在西方普适化的价值体系中，中国文化价值当怎样提出？现在北美以美国马首是瞻基本上达到了价值和文化的统一；而欧洲更是连货币都统一了，可以在政治和文化上同美国俯视性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伦理相抗衡。当今世界，最具活力和最不稳定的地方是亚洲。在亚洲几小龙崛起后，晚发的中国经济和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亚洲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形成“雁行经济”和“雁行文化”，日韩都想成为领头雁。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人民币坚挺，于是西方和日本发出了“中国威胁论”、“七国论”以及“制约中国”诸种声音。可以说，经济发展最终总是面对文化冲突――文化定输赢！文化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软性存在，在相当多的时候也是引起不同文化政体之间相互摩擦和争端的焦点。事实上，我们面临着双重问题：一是网络中汉语和英语的比例问题――正是因为网络文化，使得中文在网络国际话语体系中仅占百分之十。这实质上是西方文化资本和权力运作仍然占主导地位的问题。如何增加汉语在网络写作上的分量，是中国学者不可不考虑的。二是东亚问题。日本人提出日语是最优美的语言，西方人眼睛中的“东方”指的是出石油的“中东”，韩国人认为中国不是真正的儒家国家并废除了汉字，诸国间文化抗衡事件从来没有停止过。因此，在亚洲局部地区，今后文化的冲突和争端势不可免。在这种情况下，网络的世俗化、平民化就有了另一层含义，不能逃脱人文理性的审视。

其二，人文知识分子如何面对网络。知识分子也是普通人，都处于油盐酱醋茶的日常境遇之中。但是，人文知识分子这个称谓使得这些“分子”既处于大地之中，又立于云天之外。他们必须从似乎没有问题的地方看出问题，否则他们作为社会基本要素的价值功能就会大打折扣。在网络大众化时代，须关注学术精英的走向，关注学术精英的高层对话。通过网络文化的正面引导，对黑客攻击、恶意谩骂、相互造谣等行为的有效制止，学术精英将在网络上与大众文化形成良性互动。今天有太多的人陷于“现代性”之中而不能自拔。现代性是一种线性发展观，由前现代到现代再到后现代，越是往后就越是前沿，越是靠前就越落后。但是，“前现代”价值及其知识构架是否在线性的“现代性”中彻底失效了呢？中国的屈原、李白、曹雪芹是否就在今天的网络文学中失去了意义呢？并非如此。这里有另一个评判标准：在过去、现在、未来这一线性发展模式中，有一个纵轴――最底层是生存境界，人都要吃饭而解决温饱；中间层是艺术境界，要主动寻求人生的审美意义；最高层是天地境界，达到这个境界的人，无论基督教也好，儒道释也罢，对他而言，都不是认知对象，而是心灵的感召。真正高明的人，无论是用毛笔、钢笔还是用网络写作，最终都要通过写作达到一个重要的层次――对个体而言，是与他人与人类的沟通；对民族而言，则是要展示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优势。中国是欠发达国家，尽管曾经辉煌过，但是今天中国文化实际上已经边缘化，而且在网络时代正在加速边缘化。今天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应该有一份担当与责任。

其三，网络文化是大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非开创了什么“新纪元”，其意义不宜过分拔高。我们知道，现代西方文艺理论在面对现实诸多问题时，总是说开创了一个新纪元，或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如当新批评颠覆了社会理论阐释文学的时候，就一笔抹杀了过去的社会理论；当弗洛伊德们发现了无意识，不管是个体无意识还是其后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或是后来杰姆逊的政治无意识，他们发现了人原来有一半还是猴子，难道可以将这个“猴子”看成是一个新纪元？再往后出现了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研究，所有这些理论都对无意识理论加以扬弃而对对象做出另外的阐释。[①]但我认为，那些最初充满冲撞力可以称之为“黑马理论”的，其实仅仅解释了文学对象的一小部分。因而我们对当下的身体写作、日常生活审美、美学变革等怀有太多的期待和怂恿，其实那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理论小浪花而已，而且很多问题无新可言，本身就是老问题。

其四，网络的“看与被看”问题。“监视与被监视”或“看与被看”是后殖民主义研究的一对重要范畴。[②]东方在近代以来一直被西方所“看”。中国电影《火烧圆明园》，是以仰视镜头拍故宫的大门，表现出对皇宫的仰视。而西人执导的电影《末代皇帝》在拍摄故宫大门时则是采用的俯视的镜头，它从故宫的屋顶从琉璃瓦上慢慢拍下去，一直拍到嫔妃住所和甬道，这是西方的眼睛在俯视古代中国最高的权力机构。由此可见，东方看故宫和西方看故宫是完全不同的视角。东方看故宫是对过去辉煌的崇拜，而西方看故宫是对逝去文明的男权主义的女性式抚摸：张艺谋拍的《英雄》到西方后被禁演了两个月，考察其中的原委，原来美国人所理解的“中国形象”，就是《秋菊打官司》中的陕北黄土高原上奔波着说着宝鸡方言的农村妇女，就是《大红灯笼高高挂》所展示出来的妻妾成群、杜撰民情民风的形象，就是《红高粱》中的颠轿的野合中“我奶奶”“我爷爷”的形象。在东方画面的愉悦中，西方的眼光已经将中国形象女性化了，而中国很多的作家和导演也习惯于在西方男性眼光的抚摸下将自我女性化。张艺谋的《英雄》一反过去的自我女性化的色彩，秦国成了万箭齐发、军威震天，英雄气节冲云天的高大形象，西方的那只手再也不能抚摸了――这是东方站起来的“天行健”的男人形象。在这个意义上，监视与被监视、叙说与被叙说、控制与被控制就变得非常微妙。

其五，网络匿名互动的意义不能过分夸大，说到底，网络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网络的再现性互动与当下性的互动，即作者创作与读者的关系问题的确值得关注。萨特《词语》强调，在深夜写作时，他的身后站满了读者。托尔斯泰告诉我们，他每次蘸墨水的时候，笔上蘸满了自己的鲜血，蘸尽了周边无数怀着期待的读者的鲜血。过去的作家并不是没有互动，只不过那种互动是在其大脑中共时态完成的。否则我们就不可想象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时修改了七次开头，不可想象莎士比亚会无数次地修改主人公的命运。但对于今天的网络互动不能估计过高。设想倘若曹雪芹再世在网络上写作，他能互动出《红楼梦》来吗？当然不能。就是因为他在香山闭门书写而举家食粥才有可能写出煌煌大著。难道他心里那么多人物、情节、命运没有互动吗？肯定是有的，只是形态不一样。我们知道，写作的真义是超越身体的，是对思维极限的挑战。否则海明威就不可能说“写作比死亡更难”。而今天新旧王朔们在网上把写作说得比活着还轻松――身体不可承受之轻成了我们时代的症结。究竟是精神互动还是身体互动，形态不同使得作家的写作意图不可能完全按照一己之悲欢来写。就象萨特所说，作者背后的读者给作家的启示很大。不同的时代，屈原、苏轼也罢，萨特也罢，今天的网络写手也罢，所有的写作都会由历史来最终评判。互动与主体间性相关。胡塞尔提出“主体间性”理论已有一个世纪，而德里达发现达到“间性”是不可能的，其中的误读和消解不可避免，而哈贝马斯则提出只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共识。与此针锋相对，德里达则坚持追求“差异”。实质上，差异非绝对差异，共识也非完全共识。所以后来有人提出“客体间性”或“他者间性”。也就是说，任何的文化传播和文化对话都不是怀着善良愿望的，总有一部分“剩余意义”会溢出。作为第三世界的中国尤其要注意，第一和第三世界之间的对话当中始终包含话语权力争夺问题，不要怀着某种善意的愿望，亦即认为西方是为了支持社会主义事业才这样做的。我们要注重“间性”问题，“间性”取代了过去的二元对立，二元论变成了多元论。同样，前现代和后现代的整合在某种程度上并非是不可能的，甚至可以说，现代网络文学可以更多地挖掘我们传统中好的东西，最时髦最后现代的东西也并不能排斥我们过去所取得的成就。换言之，东方文化可以对西方的舶来品进行滋养、补充、互渗和文化过滤。

其六，网络传播中作者的中心地位已经让位于读者，图片的中心地位在不断地削弱文字的价值，因而应该注意网络文化意义阐释的边界问题和深度问题。在网络文化的“文图之争”中，不能诋毁文字，今天我们所思考的最深刻的东西就是文字。读文是灵魂，是对图背后的穿透。读图有一个界限，它作用于我们日常的感官和我们面对丰满世界的可能性，而读文是人之所以为人这个真正生存意义上的原点和向心力。理论家面对新事物起于青萍之末即刚出现时应予以支持，而当它成为滚滚大势时，我们应该有充分的冷静对它加以分析制约，甚至加以批判，对网络传媒中的图像中心主义当然也不能例外。

其七，关于网络价值多元化问题和“文化下移”问题。有人说这意味着精英文学正在让位于世俗文学，上半身写作让位于下半身写作。其实，中国的文学网远远多于国外的文学网，究其原因，大抵是中国人天生就具有一种叙述的话语结构，往往把真实的事情转化成叙事性的成分，使之成为一种实中有虚，虚中有实的“文学”。而西方人则历来有政治和神学的传统，他们更注重网络文化、网络学术、网络论坛与网络新闻。中国人比较沉醉于向内心深挖的程度，而西方人则更注重外在的当下时效性。中国历来是一个诗歌民族，一个注重文学的民族，因此今天盛行的网络文学也是一件对国民精神生活有意义的事情。同时需注意，历史的发展并不是按照过去、现在、未来的线性发展的，按照哲学家的说法，历史是前进、后退、再前进、再后退，经过无数次僵化的“拉锯战”的合力结果。这种“拉锯战”的结果形成了一个终极性的总体走向，就好比黄河有时也可能向西向南向北流，但最终是向东流。可以说，文化下移也会有反弹――世俗化甚嚣尘上时会有复古，文化激进推进时也有保守主义的吁求。当代文化总体趋势是下移，然而是不是下移到下半身写作就不再回归呢，对此我充满乐观！

其八，网络传播中的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问题。目前，在电视新闻批判方面，对西方的妖魔化东方的新闻现象有所警惕，但批判尚不够。对电视文化批判关注的流行文化、大众文化比较多，但对重大的国际上争端和反应很大的文化现象触及较少。如苏三写了两本书在网络上先行发表，在《三星堆大猜想》中说：她推崇这样一种观点：全球文明同源说，即人类文明都发源于一个中心区域，各个文明并非割裂生成。三星堆文明绝非内生，它属于外来文明，其来源是“西方”。三星堆文明的创造者主体为红海沿岸古闪族（Semite）人，三星堆古国是古代中东的闪米特人建立的政权，即古犹太人的一支，他们在历史上曾大规模地迁徙，后经过现在的伊朗、印度等国家及地区，于4000年前左右来到成都平原。因此中华文明起源于古代中东，犹太人是中国人的祖先之一。这里缺乏真正的科学精神和考古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