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炜：文明的性格

一 文明产生和发展的地缘－自然条件

一个文明有种种已知的表现----历史的和现时表现。除此之外，一个文明还有种种尚待开掘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蕴藏在该文明所固有的品质或性格之中。那么一个文明的性格由何而来？文明的性格不可能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着地缘－自然条件方面的深刻原因，或者说，在极大程度上是为地缘－自然环境所决定的。源于地缘－自然环境的文明品质不仅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个文明已有的表现，也将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该文明在未来的表现。这里的问题是：何以如此？从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看，没有适宜的地理－自然条件，文明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为什么自文明萌生至18世纪，世界人口的70%集中在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和欧洲这一总面积仅1100万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带？这显然因为这一地带先天地享有充足而均匀的降水、适宜的气候和适合农耕的土地。人类文明未能诞生在冰天雪地的北极和南极地区，甚至未能产生在邻近北极和南极的寒带地区，其原因很简单：这些地方太冷，不存在文明萌生的先决条件----能够带来剩余产品的农业（菲利普・巴格比的文明诞生的标准是城市的出现，而城市出现的标准又是，大量居民不直接从事食物的生产[1]；从直接从事食物生产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其意义是重大的，因为这将使人们的劳动专业化，获得更大的生产力及超出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剩余产品，从而使其获得比先前大得多的自由；新获得的自由使人们得以外出旅行、进行商业贸易、从事军事活动，这样他们就能将自己的文明或文化扩展到更大的区域；文字虽然也可能在城市以外的地方产生，却一定是由城市中的专家加以发展和完善的，因为他们用不着将自己的精力花在最基本的生存斗争上；甚至系统的理性思维也只能在城市中产生，因为这需要这么一种条件，即从事这种思维的人不再受喜怒无常的大自然的直接摆布[2]）。

这里不妨以爱斯基摩人为例。为了生存，北极圈内的爱斯基摩人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同严寒作斗争上。他们不得不在凛冽的寒风中用沉重的冰块修建居所，不得不从厚厚的冰层下捕捞鱼虾为食，尽管偶尔也能捕获到少许海洋哺乳动物作为补充。这样的自然条件显然过于严酷了，这种环境中的“经济”是纯粹的生存经济，或者说，爱斯基摩人能够生存下来，已属万幸。他们根本不可能获得足够的剩余产品来形成城市，实现社会分化，或产生一个专业化的手工业者和商人阶层，更谈不上供养一个闲暇阶层以专门从事精神性的创造，也就是说，他们不可能创造一个北极文明。事实上，直至近现代，爱斯基摩人的生产力水平仍然极低。这并不能证明他们天生智力低下。如果他们的祖先恰恰生活在温带，则他们就不是爱斯基摩人了，他们的表现也应当与温带地区其他创造了真正文明的人类没什么区别。

假如把目光从地球极地移向赤道，我们不难发现最早的人类文明也未能产生在南北回归线之间的广大区域，或者是低于北纬或南纬23度的热带。因为文明萌生的必要条件是农业，准确地说是能提供足够剩余农牧产品的农业。然而，热带人类从事农业，面临着太多问题：“水资源难以调控，在雨季旱季交替的情况下存在旱灾的风险；农业和畜牧业病虫害发生率高；食品易腐烂、难贮存；在夜间气温高的地方纯光合作用效率降低。”[3]更严重的问题，还是炎热所导致的农牧业生产率低下：“炎热可以加快细菌分解腐烂植物和腐殖质的活动，当气温达到摄氏20度以上时，细菌活动速度便高于腐烂植物的提供速度。”[4]这意味着，热带地区的土地普遍贫瘠，土壤有机质含量低，肥力和水分不易保持，农牧业生产率长期处于十分低下的水平。在撒哈以南的非洲，“萃萃蝇的存在使大牲畜（马、牛等）根本无法引进到定居的农业村社地区，从而严重阻碍了黑非洲对役畜的使用，如犁耕、驮运、拉车等。”[5]这对于提高农牧业生产率也十分不利。这些因素都大大限制了热带地区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再加上炎热气候条件下剩余农牧产品难以保存，热带地区很难积累起足够的剩余农牧产品或足够多的财富以实现最起码的社会分化，或者说很难产生一个专业化的手工业者、商人、武士和祭司阶层。没有这些从农牧生产中解脱出来的专业人员，便不谈不上城市的产生和发展。离开了城市，离开了不直接从事农牧生产的专业人员，便谈不上文化的创造；文明的萌生即使不是不可能，也十分困难。

除了生产率低下的问题以外，热带地区还有温带基本上没有或不严重的传染性疾病，如疟疾、黄热病、血吸虫病、锥虫病、丝虫病等。这是因为害虫类、细菌和病毒在热带地区比在温带地区活跃得多。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来看，“蚊子、萃萃蝇、黑蝇（蚋）、蝗虫、白蚁等繁殖迅速，给动植物和人类带来很有危害；疟疾、热带病等病菌和成千上万的各种寄生虫广泛传播，直接威胁人的生存。”[6]传染病高发病率所带来的问题，是人的预期寿命低于其他区域，人力资本增益率也低于其他区域。传染病不仅使人口大量死亡，或丧失基本生产和生活能力，也使本来就很少的剩余农牧产品被吞噬掉，或被用于人口的简单生产或替换，也就是说，以高出生率来补偿高死亡率，而不是把剩余农牧产品用于人力资本的增长和人口素质的提高，以进一步发展农牧业生产，或提高生产率，产生较大规模的城市和一个专业化人员阶层。因而直至现代，热带务农人口仍大大高于温带，城市化水平也大大低于温带，而且“大量人口集中在偏僻高原地区（如安第斯高原和东非大湖区），为的是尽量躲避更热的平原地区的种种问题。”[7]

恶劣的气候条件固然不利于文明的萌生和成长，偏僻的地理位置同样如此。非洲的社会发展程度水平之所以明显低于世界其他地区，撒哈拉大沙漠显然负有很大的责任。在历史上大部分时期，撒哈拉大沙漠严重阻碍了黑非洲与亚欧大陆的物质和人员交往（无庸置疑，欧亚大陆的文明演进或社会发展水平一直高于黑非洲）。不仅如此，撒哈拉沙漠还把非洲本身也分割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两个区域。总的说来，在远离海岸和通航河道之地，在崇山峻岭地区，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比交通条件好的地区要困难得多。因为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不仅需要能够生产出足够剩余农牧产品的适宜的气候和土壤条件，还需要有不同地区的物质交流、有不同地区个人和群体之间的信息交流。不同地区间的交往不仅是信息沟通和互通有无，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不同人类基因的合和交融。而在偏远地区，交通、通讯所需时间太多或所需成本太高，使这种至关重要的交往要么根本不可能，要么代价太大，以至于对文明的萌生和成长完全失去了意义。此外，地形地貌也会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再以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为例：“由于其内部地表的强烈起伏，造成内陆河流的大部分河道不宜航行，水流落差很大，给内陆各地原始居民之间的交往带来了不便，没有产生世界其他地区那样对文明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除了缺乏适宜的通航河道以外，热带雨林地区的原始森林也阻碍了交通，加剧了黑非洲内陆地区的封闭性，而这种封闭性正是黑非洲“在争取某种进步方面速度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8]

决非偶然的是，文明史上的原生型文明或“第一期”文明如埃及、苏美尔、中国、印度不仅都诞生在北纬23度以北适合农耕的温带或亚热带地区，而且都诞生于水道密布、交通方便的大河流域。对于在第一期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第二期文明如希腊、叙利亚文明，以及在第二期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第三期文明如西方、东正教、伊斯兰文明来说，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就更加突显了。这些文明所由产生的地方要么是贫瘠、干旱的沙漠、半沙漠地区如古代叙利亚和阿拉伯半岛，要么是不适合大规模农业活动的干旱山地，例如希腊半岛、爱琴海岛屿和小亚细亚西部，要么是不使用金属工具便根本无法清除的原始森林，例如西方文明的成长地西欧和中欧、东正教文明的成长地东南欧和东欧。但这些第三期文明的地理位置都十分优越。它们不仅位于环地中海和黑海地区，或自古以来便交通发达的西亚，而且更重要的是，都幸运地毗邻更为先进的第一期和第二期文明。利用已有文明的物质积累和精神成果，自然条件并非优越的地区的人类能够做到原始条件下根本做不到的事。这种情形也不妨这么表述，由于先前的文明已然造就了较高的生产力水平，在此基础上开出的文明一开始便处在更高的起点上。

二 文明性格的地缘－自然背景

如果说，地缘－自然环境是文明能否诞生的根本条件，那么同样的，特定的文明性格也应当是由特定的地缘－自然条件所根本决定的。从总体上看，为什么西方文明表现出那种远离中道、非是即非的品质，那种不宽容、排他的秉性，那种极富攻击性和侵略性（或如梁启超所说的那样，“以动力横决天下”）的品格？为什么西方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残酷的宗教战争、杀戮和迫害？为什么西方人在其全球扩张中表现得那么无赖、无耻，那么强横、凶残？另一方面，为什么中国文明具有那种合而非分裂、中道而非极端、宽容而非褊狭、温厚而非暴烈的精神品格？从根本上讲，不同的文明性格都是不同的的地缘－自然环境的产物。

在人类文明史上，西亚地中海地区无疑开化得最早。如果说华夏世界的文明肇始于公元前16世纪的夏，而南亚世界的文明肇始于约同一时期雅利安人进入南亚次大陆，则西亚地中海世界发达程度相当的文明早在约十五个世纪以前便出现在了。这一地区不仅文明萌生得最早，而且文明的消涨也最剧烈、文明的更迭也最迅速、最频繁，或者说，文明的生长与消亡最富戏剧性。埃及、苏美尔、巴比仑、克里特、迈锡尼、赫梯等著名的第一期文明均诞生和消亡在这里。西亚地中海地区也是两个伟大的第二期文明----希腊－罗马文明和叙利亚文明----的摇篮。目前仍然活跃在世界舞台上的西方、东正教和伊斯兰等第三期文明同样发祥在这里。

正是由于西亚地中海地区是多个文明的辐凑之地，文明的演进、深化和精致化所需要的文化养料异常丰富，因而无论在生命形态（或认识论）的意义上还是在历史文化共同体的意义上，这个地区的文明均表现得非常优秀。产生在这里的欧几里德几何学目前仍然是全世界教科书的基本内容。亚里士多德生物分类的基本理念直至目前也仍然很大程度地为全世界所采用（尽管按现代标准也含有一些不合理、不准确甚至荒谬之处）。诞生于多种文化交融所产生的肥沃基质上的希腊神话、诗歌、戏剧、建筑和雕塑（希腊文明的这些成就无疑是在继承第一期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取得的）直至目前，也仍然在使全世界的文学、艺术和建筑受益，更不用说对人类文明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叙利亚型态宗教和希腊形态的理性思维即希腊哲学了。

为什么西亚地中海世界的文明能够有如此表现？首先，这一地区拥有两个“大河流域”，即尼罗河流域和两河流域。虽然同东方的黄河、长江以及印度河、恒河相比，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大河”根本算不上大，但这一地区却存在着使多个原生性文明或第一期文明得以诞生的优良的地理和自然条件。相比之下，华夏区域和南亚次大陆各只诞生过一个原生性或第一期文明。另一方面，西亚地中海世界各主要地区虽然在地理上处于散裂状态，但是由于古代航海技术的发展，它们之间仍能进行相当频繁的联系和交往，因而各古代文明能够相对不受干扰地独立发展，能够在较长的时间内保持其本原性的文明品质和文化主体性，并能在此基础上汲取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进一步成长发展。对于文明间互动以产生新的可能性，或者说对于文明素质的更新和新文化要素的形成，西亚地中海的地缘格局显然是极为有利的。

然而赋予西亚地中海地区以优势的地理条件也意味着一种劣势。埃及和苏美尔文明虽然都诞生在“大河流域”，可是与华夏世界的黄河、长江流域相比，与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河和恒河流域相比，北非和西亚的两个大河流域虽然特别容易被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开发，却缺乏文明进一步生长所需要的广阔空间。此外，尼罗河流域与两河流域大体上还被涛涛大洋所阻隔，将二者连接起来的，仅仅是一个狭长的陆上通道，而相比之下，黄河－长江流域和印度河－恒河流域却均为天然地连为一体的巨大陆地板，或者说都是天然的地缘整体。那么西亚和地中海这样的地缘环境意味着什么样的后果？意味着：这两个地区很难形成一个持久、统一的经济政治共同体，而缺乏这样一个共同体，文明规模很难形成，文明本身也很难持久。

在希腊罗马文明所由产生的地中海东部地区，情况更糟糕。希腊半岛及周边岛屿、小亚沿岸、意大利半岛、西西里岛之间为大海所隔断。在这种分散的地理条件下，即使希腊人拥有对古代来人说相对先进的航海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