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新年：在亚洲的天空下思想

一

十九世纪西方的殖民不仅成为东方“现代”的开始，而且给东方带来了“历史”，它使“静止”和“停滞”的东方进入了“现代”的“变革”之中。我们经常把“东亚”当作一个自明的概念来使用，然而，实际上这个与日本帝国主义“大东亚共荣圈”有着某种关联的概念，并不能够像“欧洲共同体”那样的概念一样不加任何批判地来使用。“脱亚入欧”，成为了亚洲唯一的资本主义列强的日本，它对于亚洲的奴役直观地说明了资本主义殖民侵掠的性质，它与从总体上来说是被资本主义殖民、侵掠、压迫和剥削的亚洲不仅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命运，而且有着完全不同的语言和思维逻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结合到西欧资本主义七国之中的日本并不是一个“亚洲国家”。同时，由于这样一种思想地位上的根本区别，日本的思想也并不是“亚洲思想”。这种区别，在《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中可以说是一目了然的。这一本反思历史的书却根本没有任何反思的意义，恰恰相反，它复制和表达了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侵略的强盗逻辑。它把对于亚洲的奴役说成是“解放”和“文明”。另一方面，在东亚，韩国和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过程中承担了相同的悲剧历史，体验了共同的抵抗思想。尤其是韩国在二十世纪以来被现代世界体系所强加的殖民和分裂体验使他们比中国更加明显、直接和强烈地体验到现代世界体系的压抑与矛盾。韩国的知识分子比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现代世界体系有着更直接的体验和更深刻的认识。同时，由于韩国没有经历过中国式的现代革命（幸抑或不幸？），他们那种被现代世界体系所扭曲的痛苦，也是解放后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所无法体会的。这也因此要求韩国的知识分子比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上作出更多的牺牲，在思想上作出更多的贡献。因此，在我看来，在二十世纪的下半叶，恰恰是他们继承了本来应当是属于中国知识分子的鲁迅遗产。

九十年代，当中国知识分子好像每人都意外地捡到了股份一样兴高采烈和简单化地谈论“全球化”的时候，韩国学者白乐晴先生的汉译评论选集《全球时代的文学与人》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宽广的批判性的视野。他的思想和思想立场是要令已经从思想上被阉割掉了的我们九十年代的中国知识界感到羞愧的。也许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作为英美文学专家的白乐晴先生，为什么自由主义没有成为他的中心思想？而是相反，他的文学思考是由“民族文学”和“现实主义”这样看来毫不摩登的概念所构成和展开的？在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有过被殖民经验的国家，自由主义思想很容易隐含某种买办性质。这种买办性在胡适的身上充分地体现了出来，他在与中共论战的《国际的中国》一文中有意或者无意地抹杀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压迫与侵掠。白先生对于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则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敏锐地指出了作为第三世界的韩国的“全国土的郊区化”的现象。“郊区化”已经成为了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个普遍的现象。今天正在发生的第三世界的工业化应该置于现代世界体系中来加以思考和检讨，我们并不是要反对第三世界的“发展”、“工业化”和“现代化”，而只是要指出，今天第三世界的发展在现代的世界格局中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它构成了第一世界发展的重要的一环，并且是作为第一世界的附庸而“发展”，从而成为第一世界的工业区和垃圾场。九十年代，美国的垃圾倾泄到了中国的首都北京，这一事件既具有象征的意义，同时它又对“发展”作出很具体的诠释。

白先生还指出，在第三世界沦为第一世界的“郊区”的同时，伴随着国际分工和资本主义现代合理化而来的“专业性”一词也在很大程度上会被“买办性”所涵盖，他甚至将“知识的买办化”作为一个现代主题提出。“知识的买办化”是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不平等结构和格局之中一个自然的现象。第一世界资本主义从第三世界攫取的超额利润使得他们能够用来收买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当然，这在被收买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也是没有意识到和缺乏自觉的）。这在九十年代的中国是显而易见的。在九十年代，我们常常用“白领化”来描述中国知识分子的蜕变过程。其实，我们与其说知识分子的白领化，还不如说知识分子的买办化才是对于九十年代知识分子性质的更为准确的一个描述。中国的所谓“白领阶层”，或者说中产阶级－－这是很多人在呵护和期待的未来历史的主人，说得明确一点具体一点，实际上，就是相当一部分“外企”雇员，在中国，正是他们接受过最好的教育－－高等教育。他们通过分润第一世界从第三世界获得的超额利润，从而使自己从普通的中国大众中分离出来，成为“高等华人”。他们中的很多人根本不可能明白他们之所以处于这样一种特殊地位的原因及其意义。资本主义无处不在复制这种不平等的结构与关系。中国的“中产阶级”仅仅是跨国资本的附庸，他们不仅为西方资本服务，而且也崇拜西方文化。在某种意义上，今天美国比中国自己更了解中国，因为今天中国很多的知识分子都在为美国的资本和机构服务。美国优势的资本力量支配着中国的知识，收购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使之为美国的资本和意识形态服务。我认为，目前中国的各种所谓“民间基金”值得询问和研究，它们的资金来源是在哪里？它们为谁提供服务？它们所研究的是一些什么样的课题？他们为什么研究这些课题？

二

从对于第三世界文学的思考出发，白先生以“民族文学”作为一个整理韩国现代文学史的基本概念。也许会导致中国读者不幸误解的是，作为一种中国当前文学批评的表述，“第三世界文学”恰恰是一个堕落和虚伪的，以及反民主的意识形态概念。因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的“第三世界文学”论并没有具体揭示第一世界／第三世界这种不平等的矛盾关系在第三世界内部不断复制的现实；而是相反，它通过对于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对立的抽象化，从而把第三世界内部的矛盾取消了。这是需要在此作出解释和辨析的。然而，白先生的第三世界文学和民族文学并不是与第一世界抽象地对立的。白先生指出：“这种意义上可以诊断，我们的现代文学是在意识到外来势力的侵入并不是给部分地区或部分阶层，而是给全体民族带来侵略威胁的时候萌生起来的。同时还把在这种侵略面前显得无能为力，甚至竟然采取迎合态度的国内封建势力视为民族危机之一环的意识，当然也是那种现代意识的一部分。”“真正的我们时代的文学，真正生活在今天的文学，在这个意义上，韩国‘现代文学’就应该是民族文学”。这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概念有着相同的意义。

在今天，我们需要批判把现代文学简单地视为“现代化的文学”的非历史的抽象。胡适、周作人就是在现代化的名义下，拒绝对于帝国主义的抵抗与批判，并且将资本主义的殖民统治合理化。同时更重要的是，它忽视与掩盖了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现代文学之间的深刻区别。也就是说，中国现代文学，以及第三世界现代文学较之西方现代文学对于现代性强烈的批判色彩，这种批判本身已经极大地丰富了现代性的内容。不必否认，这种批判现代性的思想属于西方现代性思想的异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这种批判现代性的思想又可能在相对不发达的东方得到发展？这是因为东方最深刻地体验到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与后果，深刻地感受到这一话语的压迫。即使是像三十年代上海的资产阶级性的新感觉派文学对于资本主义的解读也同样具有一种非自然主义的寓言意义。在已经自然化的现代社会，寓言代表了一种思想的欲望与力量。比如，后来沦为国民党图书杂志检查官和日本汉奸的穆时英，他在《上海的狐步舞》中对于资本主义的描述就具有寓言的性质：“上海，造在地狱上的天堂。”“林肯路。（在这儿，道德给践在脚下，罪恶给高高地捧在脑袋上面）”西方先进资本主义文明的意义在这种修辞里已经变得暧昧含混了。

对于第三世界来说，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已经充分暴露了，因此，第三世界的现代文学决不同于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的现代文学。它不仅是反封建主义的，同时它也具有反资本主义的性质，因此，较之西方现代文学，第三世界的现代文学具有鲜明的民主主义性质，并且天然地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也就是说，它具有更广泛的人民性。因为第三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决不能同于第一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发展受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历史压抑，它不是像西欧那样简单地发展资本主义，而是要在反抗外国资本的条件下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其实即使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也是完全不同的，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法国大革命彻底消灭了封建贵族，比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更具有人民性；在欧洲，正是更后起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它首先建立了劳工的福利保障制度。

我曾经在《批评空间的开创》的书评中，批评李欧梵和王晓明先生在“世界文学”的概念中对于鲁迅的过于贬低的评价及其理解力丧失的现象。王晓明先生认为：“在中国的现代作家中，鲁迅无疑是最出色的一个，但以世界文学的标准衡量，他却还不是伟大的作家，尽管他本来有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见《批评空间的开创・序》）很明显，在王晓明先生看来，是鲁迅所处的特殊的地位决定了他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世界的”作家。我并不是批评王晓明先生个人，因为问题要严重得多，而且恰恰相反，我能够深切地体会到“世界文学”话语的制约与压抑之下王晓明先生的痛苦。作为一个热爱鲁迅的鲁迅研究专家，他却不得不对鲁迅作出很低的评价，不得不将鲁迅排除于“世界文学”之外。“世界文学”以及“世界”这个概念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实际上，“世界”并不是一个空洞的抽象的概念，相反总是具体的。在莱布尼兹和伏尔泰看来，中国可能意味着“世界”；在十九世纪，“日不落帝国”英国无疑就意味着整个世界；而在二十世纪，我们所谓“世界”，其实就是美国。在八十年代，我们有一个口号叫作“走向世界文学”，这个虚构的概念，这种“世界文学”的想象，在当时，连提出它的人也不甚了然；然而，站在今天的高度，它所要表达的究竟是什么意识形态已经洞若观火。而且更重要的是，当中国现代文学被排斥于“世界文学”之外之后，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和价值本身也就成为了一个疑问：“我们都是大学教师，几乎每周都要在课堂上讲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倘若不仅是出于谋生的需要，我们为什么有兴趣讲这门课？又为什么每日孜孜、费心劳神去做这方面研究？对今天的社会来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到底有什么意义？”因此，这直接关涉到如何看待和评价中国的现代文学以及中国的现代的问题，同时也关涉到第三世界的现代文学以及现代的评价的问题。

三

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革命与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第三世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既是一个克服封建主义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克服帝国主义的过程，并且它的目的已经不能是一个简单的实现资本主义的问题。正因为这样，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比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所不具有的历史进步性质。它包含了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本身局限性进行克服的可能性。也因此，第三世界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一般地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与此同时，中国的现代文学也不同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欧洲的资产阶级现代文学。在中国，小部分资产阶级很容易具有明显的买办色彩，这充分反映在茅盾三十年代反映中国社会的总体性思考的长篇小说《子夜》中。与此同时，胡适所代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右翼－－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常常具有浓厚的封建买办色彩，对外屈从于英美或者日本帝国主义，对内与封建官僚相结合，因此很快就从新文化阵营中分裂出去了。正像三十年代鲁迅在《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中所说的那样：“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唯一的文艺运动。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国已经毫无其他文艺。属于统治阶级的所谓‘文艺家’，早已腐烂到连所谓‘为艺术的艺术’以至‘颓废’的作品也不能生产，现在来抵制左翼文艺的，只有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来和左翼作家对立的，也只有流氓，侦探，走狗，刽子手了。”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没有历史意识因而过于轻率地宣言“告别革命”，他们对于中国现代革命持一种极端无知的否定态度。当我们肯定邓小平时代的时候，我们却不知道，没有毛泽东时代，也就不可能产生邓小平时代。中国正是通过毛泽东思想，也就是说通过革命，获得了民族独立和个人解放，这是中国人自1840年以来梦寐以求的目标。毛泽东是在西方帝国主义的长期封锁和包围之中发展民族工业和独立自主地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这是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现代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