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守祥：经典文化的失宠：从意识形态的等级到世俗消费的民主

摘 要：经典文化渗透着历代文化精英的思想精华，久而久之沉淀成某种意识形态并逐渐形成一统天下的局面，甚至发展到不允许不同的声音发言的程度；这种精英控制的等级阴谋不但损害了普通大众创造文化的积极性，更有可能扼杀人类精神生活的多样性。20世纪后期，随着文化范式的大幅调整，出现了现代人的媒体化生活和消费性艺术，它们对传统的文化等级秩序和深度追求构成巨大消解。全球化语境中的当代中国社会空前复杂地交织了多元文化因素，经典文化的失宠与对经典观念的颠覆和消解成为潮流；但是，肯定物质欲求的合理性与个体选择的多样性并不意味着放弃整个社会共同追求的理想，因此，树立以现代工业理性为基础、以科学民主为内涵的人文精神正是新世纪中国文化建设的首要课题。

关键词：经典文化；意识形态；等级；世俗消费；民主；人文精神。

毫无疑问，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经典，而作为集合概念的经典文化是由无数文化经典文本组成的。“经典”一词，《现代汉语词典》释为“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作品”，《辞海》释为“一定时代、一定的阶级认为最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著作”。就本文而言，“经典”一般涉及三方面的含义：一指在某种文化中具有根本性或权威性的著作(scripture)；二指文学艺术方面具有权威性的典范作品(classic)；三指上述两义中内含的确认经典的标准或原则(canon)[1]。由此可见，文化经典不仅仅是以文字或其他符号形式存在的文本，更重要的是这种文本还代表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文化价值规范，代表了模铸人的思想、制约人的行为的文化力量。因此，对于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和时代来说，经典文化永远都是其生命的依托、精神的支撑和创新的源泉，都是其得以存续和赓延的筋络与血脉。唐朝大诗人李白曾有诗曰：“干戈不动远人服，一纸贤于百万师”；经典文化的内蕴本质虽然是一种非物质化、非形态化的东西，但其巨大的作用和特殊的功能确实是无以伦比和无可旁贷的。

概而言之，传统的经典文化与其后代接受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一种类似于父与子的关系。一方面，传统经典作为前人（父辈）智慧的结晶，代表了父辈们迄今为止精神探索的最高成就，它为后人（子辈）的创造活动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而正是这种对于经典的继承保证了文化的延续性。T.S.艾略特曾说过：“我们称赞一个诗人的时候我们的倾向往往专注于他在作品中和别人最不相同的地方。我们自以为在他的作品中的这些部分或那些部分看出了什么是他个人的，什么是他的特质。我们很满意地谈论诗人和他的前辈的异点，我们竭力想挑出可以独立的地方来欣赏。实在呢，假如我们研究一个诗人，撇开了他的偏见，我们却常常会看出，他的作品中，不仅最好的部分，就是最个人的部分也是他前辈诗人最有力地表明他们的不朽的地方。”[2]由此可见，任何创造都不是凭空进行的，都必须在由父辈经典所组成的传统文化中进行。另一方面，先辈经典作为作为一种规范性的力量又必然制约着后人的创造，这种制约有时还相当强大以致引发后人影响的的焦虑和叛逆的冲动，并通过误读经典或否定经典的影响等途径寻求超越与突围。经典文化史上这种离经叛道的声音听起来相当迷人：“影响乃是不折不扣的个性转让，是抛弃自我之最珍贵物的一种形式。影响的作用会产生失落感，甚至导致事实上的失落。每一位门徒都会从大师身上拿走一些东西。”[3]“一部诗的历史就是诗人中的强者为了廓清自己的想象空间而相互误读对方的诗的历史。”[3]因此说，经典文化及其所代表的传统既是创新的资源又是创新的障碍，真正有创造力的一辈人应该既从经典中吸取资源又要突破经典的囿限。

一、经典文化的形成：意识形态的历史沉积与精英控制的等级阴谋

英国学者迈克•费瑟斯通认为:“文化这个词有两种含义：(人类学意义上的)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和作为艺术的文化，它是文化产品与体验的精神升华(高雅文化)。”[4]在传统语境中，这两种含义的文化通常是分离的，并为某种等级秩序划分所制度化；作为艺术的文化通常以其对意义的深度追求而成为文化等级秩序划分的一种尺度。可以说，文化等级秩序的制度化和艺术对意义的深度追求，构成传统语境中确认艺术经典的基本依据。而法兰克福学派学者马尔库塞则认为：任何社会都会逐渐形成一套观念，向社会成员解释社会，从整体上理解社会，并为多数人所接受，这就是意识形态；但是，意识形态与真实的社会生活之间往往存在误差。经典文化渗透着历代文化精英即文化大师的思想精华，久而久之沉淀成某种意识形态并逐渐形成一统天下的局面，甚至发展到不允许不同的声音发言更不允许这种异端思想的传播。这种精英控制的等级阴谋不但损害了普通大众创造文化的积极性，更有可能扼杀人类精神生活的多样性，使大众的文化滋养与生活方式趋于单一，阻碍了更多的想象、经验和感受进入文化的殿堂。

按照通常的美学观念，文学经典是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和典范性的文学艺术作品，它们是一个时代文学艺术成就的标志和审美趣味理想的尺度；文学艺术历史的沉积和构成通常除了文化事件外，其主要的支撑框架则是经典文本；文艺史上只有少数经典文本因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独特的艺术成就而具有超越时空的内在审美价值，具有长久的历史生命，它们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最纯粹、最高尚的审美经验，而绝大多数文艺作品往往因为迎合时尚和大众口味、缺乏内在的审美价值而在历史上稍纵即逝，很快被淘汰或遗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经典作品是精英文化在审美方面的代表；有的作品即使曾在一定时期属于大众或者通俗文化范围，但当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被奉为或转化为“经典”文本时，它一定已经被另一时代的文化精英所认同，给予精英化的评判、处理了[5]。而理查德•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则认为：在纯艺术品与通俗文化作品之间不存在任何本质和不可逾越的界线，历史清楚地表明，一种文化的通俗趣味（譬如古希腊甚至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戏剧）能够成为以后时代中的高尚经典；他觉得“纯艺术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贵族阶层为确保其继续拥有凌驾于日益强大的资产阶级之上的社会优越性的一种发明”[6]。由此可见，经典文化的形成中并没有以一贯之的客观标准，所谓的“最纯粹、最高尚”也是相对性的模糊概念；文学经典并不一定是普遍的艺术价值的体现，相反它不仅体现了特定阶段与时代的文学规范与审美理想，同时也凝聚着文化权力的斗争。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却被告知：灌注了意识形态或曰精英思想的经典文化是经过相当漫长的时间、通过历史的积淀与考验才形成的，它是自然选择与文明进化的结果，是文化传统中的精华与文明的象征。同时，任何主流文化都是经典的当然诠释者和捍卫者，经典通过图书馆、博物馆、出版、学校、传媒等文化机构（或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得以传播、保存、阐发，影响社会。当代英国文艺理论家伊格尔顿就明确指出：“所谓文学经典和不容置疑的民族文学的伟大传统，必须被看成是由某些人出于某种原因在某一时间所作出的一种建构。”[7]经典的确立、维护和发展自古有之，而在现代化时期又得到国家和社会的多方重视，起了确立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确立国家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重要作用；经典的作用在现代化时期并未削弱而是大大加强了。在现代化初期，曾经有过激烈的反传统、反经典的运动，在西方有启蒙运动，其标志就是对基督教神学经典进行理性的批判和反思（其实这种反神学经典运动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开始了）；在中国这样的现代化“后发”国家，也有五四反儒学经典的激烈反传统运动。但是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建立离不开经典，西方启蒙运动的始作俑者如法国的卢梭、伏尔泰，德国的康德、黑格尔、歌德，英美的亚当•斯密和杰佛逊等，各自为自己的民族国家确立了新的经典，在一方面包容希腊和犹太传统这一西方文明共同遗产的同时，另一方面强调的是各国的“民族性”的“时代精神”。没有什么文化遗产的美国也特别重视经典的作用，它强调的自然是西方文明的共同遗产和现代经典，包括自由主义理念、市场、科技、法治的经典。80年代美国知识界受到后现代主义激进思潮的影响，出现了反思和批判白人至上、男性至上、欧洲中心的西方经典的趋势。主流意识形态的维护者于是进行了反击，由保守派学者领头，媒体、政客纷纷呼吁重建美国文化的经典和“伟大传统”[8]。

现代经典的建立跟过去最大的区别就是略去了漫长岁月的洗礼，抛开了“自然选择”的面纱，大规模地、急功近利地重建、再造、修正经典，为民族国家的利益服务，为政治权力、为经济效益服务。人们在历史“祛魅”的现代，认识到经典的建立乃是一个充满权力政治争斗的过程，从古至今历来如此；只不过在现代，这个过程变得十分赤裸裸。当然，在经典确立之后，其诠释者们又无不强调经典的自然天成与天经地义。中国大陆五六十年代形成的、以乌托邦理想主义为最高价值取向的“红色经典”作为革命文化霸权或领导权的主要产品，其大规模的生产是为国家利益服务、为国家统治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服务；其目的是在全民形成新的价值体系和社会凝聚力，在一个强大的国家权威传统中寻找和建立社会与国家的新型关系。

红色经典的文化生产看上去跟法兰克福学派所描述的文化工业的确有许多结构上的相似，譬如都具有大众性、都是大规模批量生产、都是由上而下地生产出来的；而区别在于，一个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行为、以盈利为目的，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行为、以意识形态教育（或曰“洗脑”）为目的。当然，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里文化工业生产出的大众文化产品也是要达到洗脑的目的，并寄希望于经典和精英文化、希望从现代主义精英创作的经典中激发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抗；而中国的红色经典完全打碎了精英与大众的界限，在批判传统经典、建立新经典的同时，对民间和精英文化采纳了“古为今用”的实用主义策略。把红色经典与文化工业相提并论似乎有些牵强附会，但是红色经典在90年代中后期的“再造”确实是处于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制造的文化氛围中，我们对文化现象的分析解读绝不能离不开这种特殊语境――红色经典的这一次重现开始并不是国家机器的推动，而是民间自发和新兴的商业性大众文化产业的合作，发行量惊人的《红太阳》革命歌曲新唱和卡拉OK以及重新上演的革命电影和样板戏、再版的革命小说与革命故事等等给大众文化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商机；90年代末，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终于与商业性大众文化产业联手轰轰烈烈地推出了新的红色经典热，在全球化的时代再造革命经典。新红色经典的生产者一部分是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所雇用的专业人士，在国家媒体中享有新的物质资本和政治文化特权；另一部分是非国有文化产业的“影视人”、自由作家，他们基本不受国家指令而服从市场需求。红色经典的再造主要服从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指令和市场需求的双重制约，是在一个文化市场多元化的氛围内的一种生产趋势，它不过是中国文化多元多极状况中的一种不大不小的时尚而已。

20世纪后期中外学术界涌动着文学经典建构和重构的春潮，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欧美学术界甚至成为一种时髦话题，由此便牵扯出对以往文学经典作品的重新审视甚至质疑，因为在撰史的背后起到主宰作用的是一种强势话语的霸权和权力的运作机制。由于“欧洲中心主义”和其后的“西方中心主义”意识的作祟，通过特定的批评话语、权力机构及其他一些人为的因素，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东方文学的优秀作品长期以来被排斥在经典之外，因而从跨文化的视野对既定的经典进行质疑乃至重构、用一种既带有精英意识的审美功能同时又具有文化研究的批判精神和去经典化(decanonization)尝试的经典重构策略是完全可性的[9]。而美国耶鲁大学的哈罗德•布鲁姆在其鸿篇巨著《西方的经典：各个时代的书籍和流派》(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中，站在传统派的立场，表达了对当前颇为风行的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的反精英意识的极大不满，对经典的内涵及内容做了新的“修正式”调整，对其固有的美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做了辩护。他认为：“我们一旦把经典看作为单个读者和作者与所写下的作品中留存下来的那部分的关系，并忘记了它只是应该研究的一些书目，那么经典就会被看做与作为记忆的文学艺术相等同，而非与经典的宗教意义相等同”[10]。也就是说，文学经典是由历代作家写下的作品中的最优秀部分所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