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英剑：带镣铐的文化帝国主义

摘要：“文化帝国主义”所涉及的问题是极其复杂的。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近百年来，对西方文化的“入侵”，我们的态度似乎除了全盘接受就只有完全拒斥。实际上，这是一种极为“不真实”的选择。这种“人格分裂”事实上导致了我们对西方的依赖，尤其在思想和认识方面。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文化帝国主义”，我们应该有全新的立场、全新的思维模式，既抵抗帝国主义或是西方的扩张，也反对极端的民族主义。

关键词：文化帝国主义；现代性；全球化；民族主义；赛义德；汤林森；

一

“文化帝国主义”所指涉的现象既广泛又复杂，所以人们对这个术语的界定一直是模糊不定的。从目前看，西方学术界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界定（按时间顺序）大致有这么一些较有影响的观点。首先，文化批评的倡导者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认为，文化的当代用法大致有三个：用以描述智识、精神与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用以指涉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团体或全体人类的特定生活方式；象征智识、艺术活动的实践及其成品。他对“帝国主义”的论述，则主要追溯了它的两种用法，一是指政治体系的现象，二是指涉经济体系的现象。1 其次，英国学者约翰・汤林森博士（John Tomlinson）接受了威廉斯上述有关“文化”与“帝国主义”的定义，因为他认为威廉斯的相关论述比较恰当地反映了文化帝国主义的内涵。但同时他认为，要对“文化帝国主义”这个概念下定义是困难的，必须经由其话语的分析，才能得出其梗概。为此，他将文化帝国主义分为4个层次（或是途径）来加以解剖和分析，即媒介帝国主义、民族国家的话语、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的话语以及对现代性的批判。由于媒介、民族国家、全球资本主义都是现代性运作的发展因素，所以汤林森把对其前三者的论述都整合在对现代性批判的架构之下。2 第三，美国著名批评家赛义德（Edward Said）认为，“文化是一个舞台，上面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势力彼此交锋。”3 他在所著的《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指出，“文化”具体指两种东西，一是指一切实践，诸如描绘、交流和再现等艺术，二是一个社会的知识和思想精华的储存库。4 而“帝国主义”指的是“一个统治着边远疆土的都市中心的实践、理论与态度，”而“殖民主义”则“总是帝国主义的后果，指的是边远疆土上拓居地的插入。”5 他认为，“帝国主义就是建立与维持一个帝国的过程或策略。在我们的时代，直接的殖民主义已在很大程度上完结，然而我们将看到，帝国主义仍以其在政治、思想、经济与社会实际中的特有形式，在普通文化领域中徘徊。”6

由此可见，所有形式的帝国主义都有着相应的文化制度，而这种文化制度不是被人称做是扩张主义经济制度取得胜利后的必然结果，就是被认为是扩张主义经济制度的先决条件之一。也就是说，帝国主义不仅仅是一整套经济、政治与军事殖民现象，它同样是一种思维习惯，是欧美发达世界中的一种主导观念，广泛表现在知识、文化与技术领域里。因此，“文化帝国主义”所涉及的话题不是单一的，而是极其错综复杂、纵横交错。它涉及到殖民与帝国的关系、现代性（与现代化）、民族主义以及全球化的问题。目前，互联网将整个世界变成了地球村，跨国资本主义正在推行全球经济一体化，人们不断地在谈论全球主义，也就是全球金融跨国资本主义的问题。全球化将许多问题简单化，也复杂化。应该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谈论“文化帝国主义”，有着更为深刻的现实意义。

我注意到，无论是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还是赛义德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1978）和《文化与帝国主义》，几乎都论及了世界上所有地域，但提到中国时却又同样地小心谨慎、一带而过。但我以为，文化帝国主义在中国所引起的话题更多，其启人深思的地方也更多。

因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有着一百多年的历史，所以在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当中，对“帝国主义”的一切形式有着本能的拒绝乃至深恶痛绝。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0年代末，我们中国人过去所接受的“帝国主义”的概念，主要依据的还是列宁对帝国主义的论述，指称帝国主义是垄断的、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其基本特征是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形成了金融寡头的统治；对内残酷压榨劳动人民，对外推行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政策。而且，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正由于此，在大多数中国人的脑海里，“文化帝国主义”所引起的联想，或者说我们通常理解的“文化帝国主义，”注重的是“帝国主义”的内涵在“文化”领域内的表现，比如对西方国家解放前在我国兴办教育、设立学校、派遣传教士等，我们通常就斥之为是“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就此而言，我们对帝国主义与文化帝国主义的认识，更多的是取自政治、经济、军事的层面，也就是说，注重的是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侵略、掠夺、压榨和霸权。然而，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既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设备，同时也引进了大批的文化产品。以可口可乐、麦当劳、好莱坞电影、迪斯尼、多媒体等具有象征意义的美国文化，一方面极大地冲击着我国的文化工业，而另一方面，它们更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的生活观念。

面对着这样的文化冲击，我们中国学者对这些现象之中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及其特征应该作出富于理性的研究，也应该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强劲的文化冲击波，进行认真地观察和研究。

二

综观历史，凡是面对强劲的“西风”之机，就是我们在“全盘接受与完全拒斥”两极之间徘徊之时。对这“两极”所产生的历史渊源，我想就没有再费笔墨的必要。但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这两种对待西方（乃至外来）文化的态度或是倾向及其所引发的后果，是应当保持警醒的。

所谓全盘接受，在过去是打着现代化与现代性的旗号，现在则是因为全球化的缘故。目前，国际金融、跨国公司对中国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似乎无可逃脱。对第三世界的国家来说，实现经济的现代化是国家富强的唯一出路。但在文化领域，如何保持自我――使自己的文化不要迷失甚至淹没在西方文化汹涌的波涛之中――成了摆在面前的突出问题。我以为，面对现代性、全球化中的西方文化的冲击，第三世界国家的知识分子，应该保持警醒的头脑。这其中，至少有两个问题值得深思。首先，全球化下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并非如汤林森所说是中性地、平等地扩散，而第一世界并没有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与第三世界国家。7 就以国际互联网为例，它呈现在你面前的虚拟的世界完全不同与你身后的真实的现实世界。就个人的体验而言，一个人坐在电脑面前，只要上了因特网，就常常会迷失在眼花缭乱的世界之中。在众多的选择中，在一个个五彩缤纷、动感的图画的引诱下，你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按动鼠标，跟随你头脑中一次又一次突然产生的、引发你兴趣的感觉走，结果，令人欣喜不已的是：你会从中找到你多年来想要而未得的数据、信息、图表，然而，更加令人沮丧的是：你忘记了你最初想要寻求的是什么！说一个人在电脑面前常常心猿意马、意乱情迷，是毫不夸张的。这种电子时代带给人的视觉的冲击力与思想的冲击波，决不同于印刷时代书本所带给人的感觉。但不能忘记的是，这个虚拟的世界，更多的是来自西方！这其中的主导文化与话语霸权的严肃，是不能忽视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对近年来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对第三世界来说，现代化方兴未艾，而目前学术界所谈的“现代的终结”的后现代性的话语，仍属于美国与西欧才有的体验――持怀疑态度。如果我们承认，全球化就是西方现代性的扩大、全球化产生了后现代主义，那么，我们就很难否认在中国这样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全球化对她产生的巨大影响。就物质层面而言，国际互联网、卫星电视等都可以带给第三世界国家的人与发达国家的人同样的体验：就精神层面而言，一种先验或是超验的体察，尤其在哲学、社会科学与文学艺术方面，通常是无需等待某种时代的来临的。

其次，文化帝国主义能否为全球化所替代，是大可怀疑的。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全球化是指全球范围内不同社会、文化、机构及个人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迅速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引起时间与空间的压缩，从而使世界似乎变小，并且从某种意义上使人们相互靠得更“紧”。然而这一过程却又使社会关系得以延伸――它将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关系从地域情景移入到了全球情景之中。然而，不管怎样描述，全球化仍是一个难以把握的过程，无论从理论还是从经验来讲都是如此。现在人们都承认，全球化已经成为文化、政治以及经济生活中许多领域里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它已经开始并正在改变着我们日常生活的机制。但是，全球化的重要性不仅在于经济力量，更在于我们的文化经验，也就是我们理解日常生活的方式。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所有文化都不可阻挡的被纳入了一个单一的“西方文化”的影响范围之内。表现有目共睹：无处不在的西方文化产品充斥于世界，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目前，西方文化品位和西方文化习俗正在日趋全球化。无论是在服装、食品、电影、电视，还是在建筑设计方面，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人居住在地方都有大量西方的文化产品、西方的文化习俗和西方的文化样式的存在。如果说得更具体一些，全球大众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就是美国文化。这种几乎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纯粹物质的美国文化产品，在世界范围内将文化全球化，在某种意义上至少是美国文化帝国的一种延伸。对此，无论从文化传统上、还是从民族性上讲，人们都不可能无动于衷。

对西方文化的拒斥，往往是打着民族的旗号。无论是文化帝国主义还是全球化，都涉及到民族性、民族文化与民族主义的问题。

赛义德在书中提出了“对位解读”方法，即对帝国主义的解读，要从“哪里有统治，哪里就有反抗的表现”的角度去解读。我认为，对中国问题的解读，应将“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对照起来读。由于我国百余年的半封建、半殖民的经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许多行动都是对西方的回应。在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上，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大教训，就是对西方文化的全面排斥，以及过于自我封闭。

就其现代意义而言，民族主义无疑是站在帝国主义的对立面，它经常被人们当作是反对文化帝国主义的一面旗帜。“民族”是一个密封的、排外的容器，这个容器里盛着用以维系人心的力量。但同时必须指出的是，民族主义本身也是一个问题。事实上，所有的对抗性政治都带有一种讽喻，即它是依附在其敌对者身上的。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即是如此。就民族问题而言，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性格，我们过去是注重我们相对单纯的清一色的同一性的。如果仔细观察，一切原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泰戈尔、杜波依斯都告诫我们，不要全盘地、不分青红皂白地攻击白人或西方文化。8 赛义德说，“我们继承的仍然是这样一种做法，那就是按民族来定义个人，这种做法的权威性来自所谓一脉相承的传统・・・・・・把这本书或那本书看成‘我们’文化的一部分非常有害。这种做法往往言过其实，缺乏历史的准确性。我不能忍受的是那种个人只扫门前雪的立场，正如我反对阿拉伯人只读阿拉伯人的书，阿拉伯只使用阿拉伯方法这种立场一样。”9 我的态度是，我们应当注意防止和批判狭隘的民族主义，应该同极端的民族主义分道扬镳，从而致力于形成一种更有同一精神的人类社会观和人类解放观。

面对西方文化，“全盘接受或是完全拒斥”这样的选择是极为不真实的，它似乎意味着：除了故步自封，就是选择知识。这种人格分裂，导致非西方对西方的依赖，尤其在思想和认识方面。我们应该对此进行重新观察、重新思考。

赛义德从弗郎茨・法农（Frantz Fanon）的思想里发现了一种新的人文主义――从束缚人的、最终与解放无关的民族主义到“理论性的解放领域”的“巨大的文化转折”。10 赛义德认为这种转折是关键的一步，后殖民主义解放的真正可能，乃是全人类从帝国主义思想或行为里解放出来，并以非帝国主义的方式重新思考人类及我们自身的经验。赛义德从法农发展而来的思想值得我们深思。我们正处在一种巨大的变化之中。这个变化应该确立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思想伦理标准。

目前，全球化带给人类文明的巨大变化之一，是各民族国家的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其交流的方式多种多样，交流的内容更是千差万别。在我看来，人们应该更加关注的是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冲突、兼容、共处等问题。面对全球化，第三世界的批评家对自身的文化处境产生了深刻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