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木生：《天注定》的反规训美学与自我颠覆的隐喻

一、规训―傻乐美学

巴克认为，“文化领域中的意义和真理是在权力模式中构成的”，文化表现的问题必然是“政治的”，“因为它们被内在地与权力问题联系在一起”。“权力作为社会规则是自我的生产，使某些知识和身份存在，而不是其他的。” 在中国，大众文化也是为各种权力所塑造，其中政治权力影响甚大。政治权力的存在主要分两方面：一是以主旋律引导大众文化的发展，然而并不强迫大众文化产品必须表现主旋律，更多的是资金、名望的诱惑，这部分工作主要由宣传部门做；二是禁止某些对党的合法性有所质疑的文化产品，禁止的手段也不是政治手段，主要通过禁止发行、上映有悖主旋律的文化产品。这两种手段也可以从2014年两会一些代表的发言中看出，冯小刚说，“不要把票房推到艺术创作的对立面、推到主流价值观的对立面，否则就等于把艺术创作推到了观众的对立面。”而政协委员李海滨认为：“《水浒》这样的电视剧应该禁播，战争题材的电视剧要有所控制，这些都和暴力相关。”正是这种萝卜加大棒的管控，加之消费文化、娱乐文化的崛起，使得中国的大众文化整体表现出一种规训―傻乐 美学的风格。

“规训”一词侧重美学风格的形成过程，“傻乐”一词则侧重大众文化的美学表现。规训―傻乐美学的总特点是去“政治-现实”化，在去“政治―现实”化的过程中，创造了一系列神话 。这些神话由以下几种类型构成：（1）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的盛世神话。且不说每年上映的主旋律电影，即使是《警察故事2013》这样的商业电影也在向主旋律靠拢。向主旋律靠近的核心自然是通过各种手段证明统治权力的合法性，其逻辑如下：有坏分子，但是领导是英明的；有腐败，总体上是好的；有问题，党府肯定能公正处理。（2）民粹倾向的老百姓神话。民粹倾向是大众文化的另一个表现，其主要标志是这么一句话：老百姓喜欢。赵本山自诩老百姓喜欢，冯小刚自诩老百姓喜欢，郭敬明自诩老百姓喜欢，他们可真是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审美口味！老百姓喜欢，就可以充满歧视，可以充满偏见，可以表达恶趣味。殊不知，老百姓的品味是培养出来的。（3）国民性批判与抽象人性论的普世神话。这是抽空历史、政治与现实最常用也最讨好的一种。前者如《私人订制》中的“群众也不是省油的灯”，拒绝追问制度问题，而是转化成国民性批判。后者如宁浩的《无人区》，基本无关社会、政治背景，只是诉诸探讨所谓的人性与兽性。抽空政治和现实背景，专注于讨论人的罪与罚，这是另类犬儒主义的表现。抽象人性论的另一个表现是强调普遍价值，制造无主体的文化产品。比如一部影片只强调爱情、友情或者亲情，把受众的注意力转移到纯洁的爱情、永恒的友情、血脉相连的亲情上；比如抹去社会背景，一味强调爱拼就会赢，只要勤奋、努力就一定会成功。上面几种方式总体构成了大众文化的规训―傻乐美学风格。

这种规训―傻乐美学方式，将罪责从中国的不平等的结构和体系特征中转移出来，引向底层的个人弱点和道德缺陷；将成功从体制漏洞和权力寻租转移出来，引向“成功”人士的个人奋斗和规则服从。于是，大众文化创造了一个想象空间，剔除了现实中的不平等和剥削，提供了一个深层的、横向的和谐关系。

规训―傻乐美学风格背后有着强烈的规训意识。大众文化变成了一颗包裹着意识形态的糖衣炮弹。意识形态有两个重要的特点：隐蔽性和真理性。正是意识形态的隐蔽性，使得它包含的“真理”以一种更加难以觉察的方式植入人们的无意识当中。以规训―傻乐美学为特点的大众文化具有意识形态性质，它一脸无辜地不断推销着浪漫主义神话，使人们忘记提供“伪经验” 的浪漫诺言背后的利益关系。一方面，傻乐美学将我们疲惫的肉体和精神从庸俗的丛林化社会中拯救出来；另外一方面，它却造成了一种无法弥补的关于自我和社会的认知裂变。

二、《天注定》中的反规训美学

文化不是完全被动的，某些文本“规避着社会规范，规避和抵制意识形态的控制和定位” 。内急的贾樟柯打着“天注定”的旗号，企图在主流意识形态规训的大众文化的泳池里撒一泡尿。这换来了自己一身腥，终于没能在大陆上映。电影《天注定》打破了规训―傻乐美学的窠臼。

（1）直接表现暴力，拒绝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

主流意识形态规训下，暴力必须要有结果，正义终要伸张，破坏或罪恶必须是个别的、局部的，大方向必须是好的，必须有体制内的正面人物，必须有英明的上级领导。用波德里亚的话说，“暴力通过顺势疗法被接种到日常生活” 。换言之，暴力或暴动必须是可控的，必须是以局部病变强调整体健康和领导的英明。即使是另人震撼的《光荣的愤怒》，也是以县公安局的果断收网为结局。《光荣的愤怒》告诉我们，暴力是可控制的，控制的主体是英明的党政领导。没有结果的暴力是不被容忍的，因为这种暴力“完全置身于法律之外而造成的对法律的威胁” ，并且无法加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但是《天注定》这部以暴力为主题的电影，所展现则是暴力的失控。四组故事中，大海连杀六人，三娃则是杀人惯犯，打杂妹小玉杀人逃逸，小辉跳楼自杀。不管暴力针对的是他人还是自我，影片最终并未提供主流意识形态所需要的解决方法。这个现实主义题材也不允许贾樟柯把暴力以“局部证明整体”的方式缝合到主流意识形态所塑造的盛世神话之内。这种盛世整体神话，强调大局势稳定的、大方向是好的、人民是幸福的，凡是有问题的、苦痛的、压迫的都是局部的、个别的、极端的，凡是经验到这些的人，都是少数的、偏狭的、被鼓动的。贾樟柯要展现暴力的现实背景，要给暴力的出现提供某种解释。

（2）强调压迫/剥削模式，破除大众文化营造的神话泡沫。

《天注定》中的暴力自然不是天注定，而是有其现实原因。贾樟柯令人敬佩之处也在这里。他没有将暴力缝合到一个更大的盛世神话中，也没有简单地将暴力归结于人性之恶，或者国民素质之低。他所展现的是活生生的现实，他所展现的是社会发展中的不公和压抑引燃了暴力之火。他拒绝大众文化提供的规训―傻乐的美学模式，更是明确的表现出暴力的产生根源于压迫和压抑。

四个故事分别表现的是：

【政治权利的垄断】在第一个故事中，大海一连串问题抛给刘会计：焦胜利为什么能包村子里的煤矿，那可是集体财产？焦胜利允诺的分红去哪儿了？焦胜利凭什么一铲子几十万，最后都弄了个飞机？这时候刘会计回答说，那是他（焦胜利）勤奋。这个无力的回答一句戳破了“勤劳致富”的神话。这个神话说：只要你努力奋斗，就你一定能实现梦想；你要是不幸沦为底层，一定是你不够努力不够勤奋。原来，勤劳致富指的是权资勾结！大众文化所营造的勤奋神话，在面临活生生的一铲子几十万的焦胜利时，是多么的可笑。

【发展权利的垄断】在第二个故事中，老三的暴力似乎是无节制的，无对象的。当老三大年初一回到老家后，面对已经被资本主义精神污染但没有享受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村庄，他表现得很淡定。儿子看着对面已经享受着社会利益蛋糕的高楼林立的地区放出的漂亮的烟火，满是憧憬和期待。老三摸了摸儿子的头说，等会儿给你放个炮。对面高楼林立，烟花正盛，这边冷清荒芜，颓废衰败。老三拿出手枪，放了一“炮”。这个有意思的画面是对老三无节制甚至是无目的的暴力的社会背景的隐喻。正是在这个画面中，出现了两个中国。一个是正在实现中国梦的，蒸蒸日上的，充满自信的中国；一个是荒凉的，被抛弃的，丧失了尊严的中国。它暗示着，老三的暴力不是天注定。城镇化化中出现的不公平，利益蛋糕分配的失衡，这些在弱势群体心理上造成的压抑，正是老三的暴力的社会根源。这里并没有提供所谓人性善恶的深刻命题。

【道义话语的垄断】第三个故事中，通过巧取豪夺挣钱的小土豪去按摩的时候遇到了小玉，非要小玉提供全套服务。小玉拒绝道：她只是前台。小土豪急眼了，拿出一把毛爷爷，使劲抽小玉，边抽边喊：老子有的是钱！小玉一开始义正言辞地回应：有钱有啥了不起！小土豪丝毫不理会小玉的话，接着用钞票抽小玉嘴巴，重复着“老子有的是钱”这句话，直到小玉说不出话。这个惊人的桥段同样在颠覆大众文化营造的神话：道义第一，钱不重要。在金钱的抽打下，小玉闭嘴了。这正说明在现实逻辑中，不管金钱的来源有多么肮脏、多么不道德，一旦进入市场，立刻变成万能之物；而道义话语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只能是《蜗居》中手握丰富的社会资源的宋思明才有资格说的话。

【性资源的垄断】第四个故事则是最让人压抑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现代体制的故事。小辉可以自由的选择工作，却没有任何权利决定如何工作。他是自由的，却被自由无情地抛弃。最后他遇到了喜欢的姑娘，不幸的是，这个姑娘在酒店做特殊服务。小辉被母亲催着挣钱，而那个姑娘玩着的IPAD是他们之间的物质区隔。小辉无法提供这些商品，小辉像一棵没有根的草，飘荡在城市中，看不到任何希望。最后一点感情的寄托，也只是供权贵挑选的物品。他最终以自杀的方式实现了对绝望的抵抗。关于爱情的神话，在资源分配失衡的背景下，脆弱得像个泡沫。

三、自我颠覆的隐喻

大陆正在经历一场规模巨大的转型，大体由过去的苏俄全能主义体制转型为现代民主体制。这场起于八十年代的转型，由经济改革入手，辅以政治改革，导致了三十多年来大陆的急剧变化。这场转型的最初名称叫做“改革开放”。许多学者曾对改革开放热情赞美，认为经济自由会带来中产阶级的壮大，中产阶级的壮大会倒逼政治改革。然而，事与愿违， 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和政治上的集权主义，导致了两个后果：（1）经济的自由加上政治上的特权，权力和资本捆绑在一起，形成的主体并不是中产阶级而是红色权贵阶级。（2）“文官领导的自由化会使缺乏民主转型的体制重新达到平衡，或通过技巧性的非民主途径赢得选举，因为他们有接近权力杠杆的特权。” 技术官僚使得现在的体制达到了一种平横，这种平衡是越来越合法化的剥削手段、越来越体制化的维稳手段和越来越精巧的意识心态统治术的结合。

总之，大陆出现一批红色权贵或者叫红色资产阶级，他们有一个抛不开的意识形态遗产，却在实际操作中强调绩效合法性 。他们披着红色意识形态的外衣，以权力为手段攫取利益，疯狂的瓜分社会资源，使得底层的生活越来越艰难。《天注定》却呈现了这一个自我颠覆的隐喻：披着红色意识形态的合法外衣的权贵恶政，终会尝到红色意识形态所鼓动的暴力的恶果。

影片开始不久，一个高大的毛泽东塑像出现在画面中；之后，画面中又一次出现高大的毛泽东像，塑像下边是拖着行李的民工。这正是党府红色意识形态的象征。悖论就在于，这红色意识形态本来是反压迫、反剥削的，在这里却成为压迫和剥削的合法性所在。

《天注定》前三个故事，主人公的暴力都是外向的。我们注意下三个主人公（大海、老三、小玉）的形象，会吃惊的发现，他们身上都有红色标志！大海穿着红色的毛衣，老三戴着红色的围脖，小玉穿着红色的裤子。在电影语言中，颜色都不是偶然出现的。红色是“人的血液的颜色，火焰的颜色” ，常出现在战争或革命中，甚至可以说是革命的象征。在电影中，革命意识形态以红色这种颜色象征符号出现，代表了被压迫者被剥削者的抵抗基础。

这里，贾樟柯提供了一个关于造反的预言：挂着羊头的红色权贵，最终会被他们赖以起家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朴素的反压迫的意识形态所激发的暴力所吞噬。

参考文献：

1. [英] 克里斯•巴克（Chris Barker著，孔敏译：《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2. 周志强：《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3. [美]约翰•菲斯克著，杨全强译：《解读大众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4. [法]波德里亚著，刘成富、全志钢译：《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版。

5. [德]本雅明著，陈永国、马海良编：《本雅明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6. [英]胡安•J•林茨、[美]阿尔弗莱德•斯泰潘著，孙龙译：《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