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苦恋》风波始末

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发表在1979年9月出版的《十月》第3期上，据此摄制的电影改名为《太阳和人》，导演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彭宁，在1980年底完成。这是一部中国人耳熟能详却没有看过的电影，介绍这部片子，还得根据文学剧本《苦恋》。

剧本写了画家凌晨光一生的遭遇。在旧中国，少年凌晨光虽家境贫寒，但很有才华，得到不少人的器重。青年时，被国民党抓壮丁，被船家女绿娘搭救，彼此相爱。后来，凌晨光因反对国民党被特务追捕，逃到国外。在美洲的某个国家，他成为著名的画家，绿娘也来到美洲，有情人终成眷属。祖国解放后，凌晨光夫妇返回祖国。在轮船驶入祖国领海看到五星红旗之时，他们的女儿降生了，并取名为“星星”。回到祖国享受了短暂的快乐时光后，十年“文革”浩劫来临，凌晨光一家的命运堕入谷底：全家人被赶到没有窗户的昏暗斗室。在凌晨光生日那天，他被打得遍体鳞伤。女儿星星觉得在这个国家已经不能容身了，决定和男朋友到国外去。凌晨光表示反对，女儿反问父亲：“您爱这个国家，苦苦地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凌晨光无法回答。此后，凌晨光被迫逃亡，成为一个靠生鱼、老鼠粮生活的荒原野人。剧终时，雪停天晴，凌晨光的生命之火已经燃尽，他用最后一点力量，在雪地里爬出“一个硕大无比的问号”。

从剧本发表的1979年9月到1981年10月，围绕这部电影持续了两年的争论，并在文坛上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最初的争论

早在电影剧本发表后，就引起了文艺界的争论，也引起了中宣部的注意。时任中宣部部长的王任重听到这些争论后，要求文化部主管电影工作的王阑西和陈播关注这部影片的拍摄。现在保存下来的当年陈播的一封信（写于1980年4月24日），就是因王任重的询问，给时任中宣部文艺局局长的贺敬之和副局长李英敏的答复。信中写道：

我找了几个看过剧本的同志谈。认为：

一、这个剧本想写“四人帮”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剧中不仅写了对画家晨光一家的迫害，还有对诗人、教授的迫害，逼迫他们过原始人、野人的生活，只能长期隐藏湖荡吃生鱼、鸟蛋为生。写了画家一生，热爱祖国、忠贞不渝、坚强不屈的性格。从这点说来，有一定意义。

二、作者在探索“电影诗”，追求电影所表达的一种新的样式和风格，这种想法也是好的。

三、作者想通过艺术形象隐藏自己的倾向，而不是说出来的，这种艺术探索是可取的。

四、对于剧本有以下几点看法：

1.整个剧本的构思与艺术形象的表现，使人感到在影片拍成后是悲怆的情调，这个剧本没有反映出“四人帮”横行前，党对于知识分子总还是重视的，（虽然有“反右”扩大化的问题），归国华侨中有许多人、许多知识分子是受到重用，也发挥了他们的为祖国服务的才能。这个分镜头剧本在结尾，写了晨光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在雪地里爬行，寻找他的人们发现他时，他已经是在一个大问号的那一个点儿上冷却了身体，他用两手尽量向天空伸去，两眼睁着……这和文学剧本开头引了屈原的《天问》篇的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是相呼应的，这样表现是不好的，使人感到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晨光却死去了，是为什么？没有解答，令人难以理解。

2.这个剧本大写雁在天空写成人字，从开头贯穿到晨光的死去，最后结尾是“一枝芦苇在风中晃动着，坚强地挺立着……”这种寓意是很含蓄的，放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晨光死去了再现的，更加深了对死的渲染，这种手法也是值得深思和推敲的。

3.整个剧本所描写的，由于采用“电影诗”的手法，对于年代、时间，虽有所表现，但是，有许多使人看不明白，如晨光到天安门前贴一张屈原《天问》的画，背景是“白花山，白花海……”只能使人联想“四五”事件；粉碎“四人帮”前后也是分不清的，还有一些其他情节不一一说了。

4.据说长影对这个剧本，有不同意见，导演彭宁同志曾将拍过的两本样片，请夏衍同志看，夏衍同志因看其他影片，稍看了样片，夏衍同志说，我未看过剧本，不好发表意见。（看过样片的人认为，样片的调子低沉，主人公晨光是在雪中爬行，最后死掉，脚手朝天，有人打了火把来找他）。

4月28日，贺敬之将陈播信转给王任重：

任重同志：关于影片《苦恋》的情况，文化部电影局的陈播的同志写了这个情况和他们处理的意见。我建议你、周扬同志和我们一起调看一下这部影片的样片。可否？请批示。

当天，王任重批示说：

敬之转周扬同志，这部片子我看不要演，如看也可以看一下，请夏衍同志也看看。

5月17日，周扬让秘书露菲转告贺敬之的秘书张作光：调《苦恋》看一次，看时要把夏衍请上。

5月21日，王任重与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一起看了样片，“大家都反对拍这部电影”，但是，显然也有人提出了修改后拍摄的意见。所以，王任重告诉王阑西和陈播，“修改不好电影剧本，就不要拍”（注：1981年8月25日王任重致周巍峙的信，见下文。）。

根据这样的意见，文化部电影局便开始组织修改这部影片。但是，导演彭宁思想不通，只是将结尾凌晨光趴在大问号那一幕改掉了，其他基本没动。无奈，陈播只好报告中宣部。王任重很慎重，他提议，请中央党校和军队的人来看看，意思是让这两部分观众来说服白桦，对影片进行修改。

在此期间，白桦和彭宁又找到电影家协会，借了放映间放映该片，寻求支持；1981年1月召开的“电影创作和理论座谈会”上，又放映了该片，多数人对其持肯定或基本肯定的态度，有的给予很高赞扬，认为影片深刻地批判了现代个人迷信，并真实地概括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

面对着一方面是一片叫好声，另一方面是文化部要求继续修改的局面，白桦想到要让中央高层领导看看这部片子。1981年1月10日晚，他找到胡耀邦，“惟一的要求是请他看看片子”，但胡耀邦拒绝了他的请求（注：白桦：《我所见到的胡耀邦》，载《怀念胡耀邦》第3集，221页，香港亚太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1。）。

而在文艺界领导层之间，对这部片子的看法也有重大的分歧。

周扬、张光年、夏衍、陈荒煤等人，与王任重的意见一样，不枪毙影片，促使作者修改。林默涵和刘白羽虽同意这样的意见，但仍有自己的看法――张光年日记中有生动的记载：

（1981年）2月23日，上午到周扬家开碰头会，着重谈了白桦的电影《太阳和人》修改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但白羽、默涵咄咄逼人，碰得夏衍老头气恼不置。（注：张光年：《文坛回春实录》（上），224页，海天出版社，1998。）

从这则日记可看出，在当时，最起码是意识形态领导部门中的部分领导，对于处理“《苦恋》问题”是相当慎重的，而且，对于《苦恋》的“修改”（即“挽救”）已经基本“取得一致意见”，但是，从张光年笔下刘白羽、林默涵“咄咄逼人”的表现来看，刘、林是有自己的想法的，或者说不愿就此罢休。刘白羽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领导，这也是稍后的“《苦恋》风波”最先起于《解放军报》的重要原因。当然，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苦恋》的作者白桦是部队作家――武汉军区，这也使得《解放军报》对于他的批评“师出有名”。

在此前后，主持编辑《时代的报告》的黄钢等人首先发难，将《太阳和人》产生的过程写成报告，送给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要求中纪委介入。中纪委讨论后，对此事的处理也是很慎重的。中纪委打电话给中宣部，询问是否要中纪委出面来处理。王任重征求周扬的意见。周扬则召集一个小会讨论。会议认为，中纪委不应介入此事。随后，王任重根据周扬等人的意见回复中纪委：电影正在修改，还是由文艺工作的领导部门来处理，不然会使文艺界更紧张了。

3月27日，邓小平在与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人谈话时，讲到第八个问题时，谈到了《苦恋》：

对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要批判，这是有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当然，批判的时候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片面性。（注：邓小平：《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382页，人民出版社，1994。）

以此为契机，《解放军报》和主要由几个老军人主持的《时代的报告》，开始酝酿对《苦恋》的大张旗鼓的批判文章。

《解放军报》与《时代的报告》遥相呼应，《文艺报》和《新观察》发出不同声音

4月17日，《解放军报》在头版头条发表题为《坚持和维护四项基本原则》的“社论”，其中有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专门批评了文艺界的“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现象”和“资产阶级化自由化的倾向”。

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部队读者批评《苦恋》的三封“来信”。 三封“来信”的具体内容不管有何差异，其基本精神都是对前日“社论”的拥护，为其提供“公然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实例。其中来自白桦当时所在的“武汉部队”的信――《一部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作品》，不管从题目还是从内容来看，都较其他两封来信严厉。这封来信并提出了这样的吁请：既然《苦恋》“这个剧本和党中央一再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的精神背道而驰”，“希望报刊展开批评，使人们具体生动地看到：什么样叫违反四项基本原则，怎么样才能更好地坚持和维护四项基本原则”。

有了前日“社论”的“造势”，又有了今日“读者来信”的响应，发表一篇长文对《苦恋》进行批判也就顺理成章了。

4月20日，《解放军报》发表了署名为“本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指出《苦恋》“散布了一种背离社会主义祖国的情绪”，是“借批评党曾经犯过的错误以否定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这绝不是爱国主义，而是对爱国主义的污辱”，“它的锋芒是指向党，指向四项基本原则的”。

随后，《北京日报》、《时代的报告》、《文学报》、《红旗》、《长江日报》、《湖北日报》（后两份报纸均为白桦武汉军区所在地的党的机关报），也发表了对《苦恋》的批判文章。黄钢等人主持的《时代的报告》增刊，不但发表了黄钢以“电影文艺评论员”的身份写的《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诗”？》，而且还再次发表了《苦恋》的剧本，以供批判用。

《解放军报》和《时代的报告》等媒体的密切配合，确实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那时，“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刚刚过去，人们对“文革”的创痛仍记忆犹新。面对《解放军报》上纲上线的批判，人们不用太怎么打开记忆的闸门，江青借助于林彪这个“尊神”从军队获得支持的种种就会浮现在眼前，“文革”开始时该报的种种作为也会历历在目。所以，知识分子们在惶恐的同时，更多是压抑不住的反感甚至是愤怒，甚至感到“好像又回到了50年代或‘文化大革命’前夕”（注：贾植芳、任敏：《解冻时节》，350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

周扬等人不赞成对《苦恋》展开一场“批判运动”的粗暴做法。在《苦恋》风波开始的3月，周扬就对此提出过批评（注：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上），266页，海天出版社，1998。），此后，周扬也一直没有改变这样的态度。顾骧告诉我：

对于《苦恋》事件，周扬同志的意见为三条：一、白桦是一个有才华的作家，但作品《苦恋》有错误，可以批评；二、应该对作家采取帮助的态度，帮他把电影修改好，而不是对作品采取“枪毙”的办法；三、批评应该实事求是。周扬这三条意见在不同场合说过，也受到不少指责。他说了一句“白桦还是有才华的”像惹了祸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