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涛：后英雄时代“小人物”的英雄叙事

从处女作《黑炮事件》开始，黄建新导演的“成人寓言”尽管不断变换着各异的探索主题，但“城市电影、黑色幽默、小人物、荒诞叙事”的元素一如既往地出现在其每一部电影之中，“他一直在黑色幽默的风格里特立独行，象征化的叙事情节背后总是意识形态的蒙昧和人生命运的荒诞，在尖锐反映某些现实矛盾的同时又保持着冷静温和的立场。”这次他的新作《求求你，表扬我》（以下简称“《求》片”）仍然延续着他一贯的理念与风格，并且尝试在后英雄时代讲述一个“小人物”的英雄故事。

一、后英雄时代的英雄想象

英雄，是电影一向不可或缺的主角，大量的英雄叙事制造了各种有关英雄的崇拜。中国上个世纪的“文革”时期，“英雄”崇拜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英雄形象清一色的“高、大、全”，其叙事更多服从于政治的需要，成为意识形态的附庸。新时期以来，文学艺术包括电影中的英雄“走下神坛，来到人间”，对于“英雄”的塑造开始进入“后英雄时代”，尤其在近年来颇受读者和观众欢迎的新现实主义创作中，“英雄”与“人间烟火”的距离越来越近，真正脱胎换骨为“平民英雄”。

黄建新导演镜头中，“小人物”占据着银幕的中心，这种小人物离“英雄”尚有很大的距离，更与“英雄叙事”毫不相关。但在《求》片中，黄建新试图将“小人物”涂抹上“英雄”的颜色。杨红旗，一个值夜班的农民工，雨夜里挺身而出，“吓跑”了企图实施强奸的歹徒，保住了女大学生欧阳花的清白，在行动上完成了从一个小人物到英雄的转变。然而，杨红旗“做好事要受到表扬”的个人理想在转变为社会正义的过程中却是充满了曲折与冷遇，使得这个小人物的“英雄梦”蒙上了不少的悲剧色彩。

在电影中，导演在“小人物”杨红旗的“英雄”之路设置了以下障碍：1.杨红旗的农民工身份、2.杨红旗偏执木讷的性格、3.欧阳花违心的矢口否认、4.报社的麻木与见怪不怪。农民工作为近十几年才涌现出来的一个新阶层，一直是与穷苦、落后、愚昧、偷盗、捡垃圾等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身份的社会地位让任何人都难以相信杨红旗所提供事实的真实性；性格偏执木讷、不善言辞表达，更导致报社领导、记者对其的不信任。饰演杨红旗的范伟一直以来是以“药匣子”（《刘老根》）、“范德彪”（《马大帅》）、“大头厨师”（小品《卖拐》、《卖车》）等“上下不靠谱，左右不着调”的农民/农民工这样的喜剧形象示人，这种喜剧性期待从根本上削弱了杨红旗其人其事的可信性。

出于维护自己的清白，面对记者古国歌时，欧阳花面不改色地撒了谎，使得古国歌先入为主的判断得到证实，导致调查一事只能搁浅。虽经杨红旗的一再追问，古国歌曾试图揭秘真相，然而电影因此却转向了一个俗套的“三角恋爱”故事，反使古国歌陷入爱情困境。甚至，欧阳花纠集女伴一路狂追杨红旗，上演了一出“胡同追逐”的好戏。固然从维护自己隐私出发，欧阳花的所作所为应在情理之中，然而此举无疑成为了杨红旗从“小人物”到“英雄”转变过程中的最大障碍。

报社的无动于衷也源于对杨红旗的不信任。一般情况下，当前报纸对于女大学生遭强奸这类的社会新闻绝不放过，然而报社出于对杨红旗的不信任一次次错过了着手调查的机会，直至报社领导出面干预，从这一点来讲，记者古国歌缺乏职业的敏感，应该不是一个尽职尽责的记者。然而，当他按照一名记者的应尽的职责去完成这个调查时，发现他要为这种“尽职尽责”付出代价。当杨红旗见义勇为的事迹在主编的干预下上报时，记者古国歌面对维护女大学生声誉与实现老劳模夙愿的“两难抉择”，他的良心与职责产生了强烈的碰撞，最终导致他选择了辞职。

可见，在《求》片中，农民工杨红旗这个“小人物”仅仅是为了得到一次表扬，因为身份的卑微，“英雄”就成为了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梦想”。也正是杨红旗的身份与地位，“英雄梦”的实现过程经历了诸多的艰难与曲折，而他本人、欧阳花、古国歌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本人谎称父亲去世，最后背井离乡；欧阳花个人遭遇被公开，精神压力过大差点跳城墙自杀；古国歌辞去了工作，丢了女朋友，最后不得不远走他乡。由此我们不仅要问，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而获得这微不足道的“表扬”还有什么意义呢？杨红旗似乎是这起事件的赢家，但他的背井离乡又说明了什么？一次没有获益者的表扬，一次代价沉重的报道，这部电影所带来的思考正基于此。

二、超现实主义的道德审视

黄建新导演的“小人物”系列电影一直致力于当今状态下人们所面对的现实处境的揭示，以及对处在这种处境中的人的欲望和劣根性的批判。在杨红旗这一个新的“小人物”身上，黄建新无疑也寄寓了新的内涵与思考，对杨红旗这一“小人物”的命运的偶然性和结局的荒诞性的描写，更是体现了黄建新导演这种后现代黑色幽默的睿智与深刻。然而，除了杨红旗之外，被赋予此种意义的还有一个人――杨红旗的父亲杨胜利――影片的第四主角。

推动杨红旗锲而不舍地要求得到表扬的动力，正是来自他身边的“英雄”――父亲杨胜利。杨胜利，一个一生写满“荣誉”二字的退伍军人，精神上的纯粹让他对物质一无所求，以至于临死前自己未竟的夙愿竟是“让儿子也得到一次的表扬”。杨胜利精神世界的纯粹足以让任何一个人震撼，家徒四壁，经济拮据，生活来源靠儿子在外工地打工，补贴补助全部捐出，但是贴满墙壁的奖状、成箱成捆的证书，足可以证明这个即将退场的英雄的厚度与重量，这同时也是推动记者古国歌之所以继续展开调查的原因。

然而，好像导演并不愿意把故事讲述成一个完全真实的、对社会现实具有批判指向的故事，也不愿意把杨胜利塑造成一个“高、大、全”的传统英雄形象。导演在一方面让观众感觉到“英雄”的存在与纯粹，另一方面还暗地里埋伏了不少的细节，来瓦解这种高不可攀的“精神”的崇高。灵堂前，村长的一丝微笑、崭新的奖状、粗大的红烛等，都预示着杨胜利之死是一个虚假的设置。这种细节设置具有先天的后现代解构与黑色幽默的味道。对于这些一闪而过的细节，观众所表示的不理解也不足为怪，毕竟细节需要细心才能发现。

在影片中，杨胜利精神的“崇高”与“纯粹”，与他物质生活的“崇低”与“功利”形成鲜明对比。所谓“崇低”，是指其极低的物质生活水平，所谓“功利”，是指他对儿子的“功利性”要求以及实现这个要求的“功利性”手段。这种鲜明对比不但在表面上，而且在内在里也是完全对立的，导演用99％的影像语言所讲述的一个“崇高”与“纯粹”的老战士，突然滑落为一个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庸人”，而且完成这个滑落只占用了1％的篇幅。对于这种对比和落差，不但一般观众难以接受，即使专业人士也难以苟同。这也是首映后不少观众表示没有看懂的原因之一。

在影片中还有一个对比需要提及，那就是杨胜利与杨红旗父子。尽管两人生活在同一境遇之中，但两者在现实与精神层面绝对不处于同一个世界。虽然影片没有刻意描写这一体现着时代更替的父子代际之间的反差，但其中暗含的意义无疑是丰富的。这种意义在于影片对现实社会的一种批判：伴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中每一人的生活也越来越被物质所充斥，即使是人的精神生活越发体现出物质性的欲求，而纯粹的精神绝对是无立足之地的。

继而，还有一个疑问，精神如此纯粹的父亲杨胜利何以与儿子杨红旗达成了“以死求荣”的妥协？因为两者之间在现实与精神层面的巨大反差预示着要弥合他们之间的鸿沟简直是不可能的。但是影片却轻描淡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对巨大反差所带来的叙事障碍却视而不见。不能不说，在这里导演的意图是含糊不清的。

至此，我们只能把黄建新导演这种“独具”的匠心，理解成为表达“沉重情感与道义选择”而不得已选择了“席勒式”的叙事诗，并不惜牺牲影像语言的流畅性与情节的连续性，从而制造了一种超现实主义的故事情境。所以影片在总体上所要表达的就是一种“超现实主义情境中的道德审视”。

三、双重叙事结构的多义性与模糊指向

无论观众感受如何，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求》片在黄建新导演电影系列中仍具有一定的探索意义。

首先，《求》片把《谁说我不在乎》中“牛刀小试”而颇受关注的双重叙事结构延续了下来。古国歌作为故事内在的讲述者，承担了重要的推进情节的叙事功能，以他的视野为中心，以他的足迹为线索，欧阳花、杨红旗、杨胜利的故事全打上了他的主观色彩，因此影片所表达的生活真实只是古国歌视野中的主观真实，而不是客观世界的真实；但在古国歌之外，导演又以第三人称讲述者告诉观众古国歌自己所经历的故事，这就形成了《求》片的双重叙事结构。

《求》片的双重叙事结构决定了影片的重心不可能放在杨红旗一步步从小人物走向被表扬的“英雄”的过程上，而是将古国歌眼中的杨红旗、欧阳花的命运以及古国歌自己的命运成为影片叙事的重心。

在影片中，这种双重叙事结构所带来的问题，不仅是之于观众的接受障碍，更严重的是这种双重视角之下所构建的两种叙事之间脆弱的互释关系，难以使影片产生有说服力的真实效果。因为这种两种叙事尽管彼此支撑，互相阐释，但也彼此颠覆，互相解构。在古国歌眼中，杨红旗木讷古怪、忠厚老实，欧阳花貌美纯洁、纤弱柔情，杨胜利崇高纯粹、高不可攀，但导演却告诉他了这些人的另一面：杨红旗的忠厚中有狡黠，欧阳花的纤弱中有坚韧，杨胜利的纯粹中有功利。因此，与其说古国歌的辞职是因为坚守新闻记者的职责而难以忍受良心的谴责，不如说是他所经历的人和事使他感到绝望并开始怀疑人生。

其次，在这种双重叙事结构中，黄建新导演还试图超越出他本人所说的“沉重情感与道义选择”，使故事与人物承载太多的意义，故而“多义性”成为影片的一大特征。与《谁说我不在乎》相比，《求》片的突破就在于对“多义性”故事的构建。

梳理《求》片的潜层意义表达，可以观照黄建新在构建“多义性”故事方面的“良苦用心”：

1.记者身份的滑落。作为一位报社记者，古国歌在影片中经历了从施动者到受动者的转变。记者，在公众领域是一种权威的象征，掌握着判断是非、引导舆论的话语权，所以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国家行为规范的“阐释者”，同时还是社会规范、社会行为的“确认者”。杨红旗一而再、再而三地找到报社，正是出于这种社会认识。然而，作为“阐释者”与“确认者”的古国歌却从一个话语的施动者滑落到受动者，良知萌动、自我谴责的痛苦却被一场“小人物”编织的“伎俩”所洗涮，黑色幽默的观感由此而生。从权威的“阐释者”到被奚落的受动者，记者身份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质疑与焦虑，而这正是社会现实问题在影片中的反映。

2.农民工身份的焦虑。正如前文所言，农民工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现实生活与影视传播中农民工总是一个被歧视的对象，也是逐步被城市所改造的对象。《求》片的杨红旗也是以这样的形象示人的。但有所不同的是，杨红旗的改造之路是主动的，首先是希望通过报社的表扬进入公众视野，从而改变自己被歧视、被支配的地位，其次当这个希望即将破灭的时候，父子联手制造出“未死先亡”的骗局，才博得了报社主编与记者的同情，最终杨红旗雨夜救人的事迹才得以见报。在歧视与冷遇中，杨红旗父子利用自己的忠厚与狡黠，才得到了“迟到”的表扬。尽管“胜之不武”，但除此之外，他们似乎别无他途。杨红旗的命运是一个阶层命运的缩影，只有农民工平等地享受“国民待遇”的时候，这种身份的焦虑才将不存。

3.当代大学生的诚信危机。欧阳花理直气壮的“矢口否认”背后所掩藏的是当代大学生的诚信危机问题。当社会遭遇诚信危机的时候，作为社会未来主体的大学生却被寄寓了过高的期许。作为一个例证，欧阳花的诚信危机尽管更多体现着一己之私的色彩，并不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但是也足以管窥当代大学生诚信危机的严重性。另一方面，欧阳花所表现出的现代女性贞操观是否显得落伍，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4.革命英雄主义的现代幻灭。如果说影片主人公都代表着社会问题的一个方面的话，作为第四主人公的杨红旗之父杨胜利更多体现着“革命英雄主义的现代幻灭”。这在前文也有很多分析，在此不再重复。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求》片仍然延续着黄建新导演“社会问题剧”的叙事路线。只不过由于这次影片承载了太多的社会问题，太多的社会问题又产生了不同的意义指向，意义指向的多维又导致主导意义指向不突出、不明确，最终使导演的主导意图指向模糊，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观众对影片意义的接受。

《求》片作为黄建新导演的一部新作，固然有新的突破，然而突破之后的新面孔却被意义指向的模糊性搅得面目不清，以至于首映后媒体与观众的反映有点不知所从。让观众看懂是让观众喜欢的前提，毕竟电影是拍给观众看的，而观众永远是电影的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