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隆基：忠实原著，超越原著

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是根据我国古典文学名著改编的。鄙意以为，把古典文学名著搬上屏幕，要想获得成功，都必须坚持两个基本的美学原则：一是忠实，一是超越。所谓忠实，是指忠实于原著；所谓超越，就是超越于原著。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是一部历史题材的小说。把《三国演义》改编成电视连续剧，一开始就受到双重的制约：既受到三国历史的制约，又受小说原著的制约。然而，从三国历史（公元184年到280年）到《三国演义》成书（元末明初，约1368年左右），其间经历了一千多年，从《三国演义》正式出版（初刻本在明嘉靖元年1522）到现在又过去了四百多年，将《三国演义》搬上影视屏幕，必须进行两个超越：从历史到现实的超越，从语言的想象艺术到视听综合艺术的超越。我认为，《三国演义》电视连续剧在实践忠实与超越这两个美学原则方面，都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它是一部有相当深度和力度的成功之作。但是，忠实与超越的丰富内涵远远超过于字面意义本身。究竟怎样是忠实？怎样是超越？忠实，要忠实到什么程度；超越，要超越到什么程度？忠实与超越如何把握其分寸？等等。这中间包含着很丰富的辩证内容。我认为，《三国演义》电视剧的成功表现在这两个方面，缺陷与失误也体现在这两个方面。真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下面，我就从这两方面谈点具体的意见。

关于忠实于原著

《三国演义》剧组一开始就把忠实于原著作为改编的指导思想，我以为是非常明智，非常正确的。据有关资料介绍，编剧们开始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一致，有点各行其是，各从所好。喜欢曹操的把刘备骂一顿，喜欢刘备的把曹操骂一顿，后来在剧组的干预和坚持下，才得到了统一，即统一于罗贯中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只能按照罗贯中的路子走。我认为这个指导思想非常重要，它为改编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要不要忠实于原著，不单纯是个做法的问题，而是一个理论问题。《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古典小说名著，四五百年来一直流传不衰，它影响着不同时代数以亿万计的读者，始终保持着不朽的艺术魅力，这是什么原因？在《三国演义》中，精彩的不是三国时代的历史。在中国数千年文明史中，春秋战国，楚汉相争，隋末起义，元末割据，精彩的段落有的是，何以只三国纷争引起人们如此大的兴趣？写历史的小说也多的是，《东周列国志》、《封神演义》、《西汉演义》、《东汉演义》、《东西晋演义》、《隋唐演义》、《说岳全传》……数不胜数，何以只《三国演义》具有永恒的艺术感染力？这是因为，在《三国演义》中凝结着、积淀着某种历史文化精神，这就是中华民族对历史的反思的思想和审美理想。三国时代的人物和事迹，在民间经过了上千年的流传，经过了无数民间艺人的讲说和传唱，逐渐凝固、定型，最后经过罗贯中的再创造，产生了《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文本，到了清初，又经过毛纶毛宗岗的修订，遂成为《三国演义》的定本。从这以后，说书也好，戏曲也好，一以《三国演义》为准的。因此，《三国演义》作为文学名著，是历史选择的结果。它是定型化了的历史文化遗产。现在把它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搬上屏幕，也就是对这一文化遗产进行传承和发扬的问题。既然如此，不忠实于原著，还能忠实于甚么呢？如果随心所欲，另搞一套，或许能称之为“新编三国演义”，却不能称为“据古典文学名著改编”。

电视剧以毛宗岗本《三国演义》作为改编的依据，我认为从总体上看，也是好的。因为嘉靖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虽更接近于罗贯中的原著，但本身确有许多缺陷，如诸葛亮曾打算在上方谷把魏延与司马懿一同烧死，使诸葛亮的形象分裂，不太统一，等等。毛本《三国演义》强化了原著中的正统观念，但也删除了原著中的奏议论赞等非文学因素，使原著中的形象更加统一，文辞更加精警，因而取代原著，成为近三百年来广泛流行的定本。京剧与各个地方剧种、民间说书都据此本改编，它已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因此，电视剧以毛本《三国演义》作为改编依据，编导们所谓忠实于原著实际忠实的是毛本《三国演义》，这点亦无可厚非，但如果把罗贯中原著（即嘉靖本）中许多生气勃勃的内容也加以遗弃，却是可以商议的。由上所说，所谓忠实于原著，最重要的是要忠实于原著中所蕴含的历史文化精神和审美理想，因为这是艺术感染力的精神源泉。在《三国演义》中，这种历史文化精神和审美理想即爱刘憎曹的思想倾向性。我们知道，历史讲求客观而公正，文学追求的却是主观和情感。陈寿在《三国志》中，虽以魏为正统，但对魏、蜀、吴三方的人物，却是尽量客观公正的进行描述，尽量不表露自己主观的爱憎感情。而在《三国演义》中，爱刘憎曹却成了小说的灵魂。爱刘憎曹不单纯是作家罗贯中的一种主观观念，而是三国故事在民间长期流传过程中凝聚起来，渗透在人物故事、情节各个方面的一种情感。它虽然以一定的思想观念为前提（比如刘备的仁民爱物，曹操的残暴、奸诈），但毕竟是情感化了的思想，它能够直接激发人们的爱憎情绪。爱刘憎曹体现了封建社会中中国民众对和平、统一的愿望，对仁政贤君的理想和对奸诈暴政的憎恨。而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曹操等不过都是这种审美理想的载体和符号表现。《三国演义》电视连续剧不仅继承了爱刘憎曹的思想倾向性和审美感情，同时还通过视觉形象将这种感情作了强化渲染，因此，《三国演义》电视剧给观众留下了很多的动人情景和感人场面，诸如“桃园结义”、“古城会”、“关羽之死”等等。象张飞失去徐州之后，在一个雨夜，只身来到刘备的帐篷，关羽连珠炮一般的责问他，张飞羞愧难当，拔剑要自杀，刘备打了他一耳光，夺下剑，然后兄弟抱头痛哭。这些场景处理，通过气氛、音乐的渲染，演员的出色表演，的确非常动人。又如关羽死后，张飞痛不欲生，满腔悲愤。导演设计了一个镜头，让张飞在薄暮时分，背对观众，跪在山沿，双手伸向苍天，面对群山幽谷呼号。此情此景，真是让人感到凄怆欲绝。可以说，电视剧在传达原著的历史精神和审美情感方面，不仅做到了忠实，而且实现了超越。

《三国演义》电视剧对原著的忠实，还体现在保持了原著的基本的情节结构，使人物性格鲜活地呈现在观众面前。作为文学名著，一个重要的标帜就是塑造出一批能永久活在读者心中的典型人物。《三国演义》小说之所以能持久地打动人心，就是因为它写活了一大批人物形象。现在把小说搬上屏幕，能否让人物活起来，就成为改编成功与否的关键。不要认为有了演员扮演人物，这个人物就一定活起来。他如果没有富有特征的语言和行动，没有精神，即使他有血肉躯壳，他也可能如平淡的文字符号一样没有生命力。我们说《三国演义》电视剧获得了成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曹操等主要人物不仅造型生动，符合人们的想象，而且性格丰满，鲜活传神，在观众面前站立起来。特别是曹操和诸葛亮，现在大体可以断定，是塑造得极为成功的艺术形象。

关于超越于原著

将古典文学名著搬上屏幕，光执行忠实的原则是不够的。如果机械呆板地照搬原著，使电视剧仅仅成为原著文字的图解，成为活动的连环画，这种改编当然意味着彻底的失败。因此，改编文学名著还必须自觉地执行超越的原则：一是要用时代精神对原著进行新的阐释，一是要突破原有艺术形式的约束，按新的艺术形式对原著内容进行改造。

历史具有继承性，但又日新月异，具有创造性。人们需要历史，是要以它作为今天的借鉴。因此人们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同时，总是要从今天的时代精神来理解它和对它重新进行阐释。《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历史题材的小说，其实作品中的历史事实，除了一些大节目如董卓之乱、官渡之战、赤壁之战、三足鼎立、三分归晋等与信史大体符合之外，其中大量的情节和细节都是作家虚构的。小说中人物和历史人物虽名性相同，然而性格却大相径庭，有的甚至面目全非。究其原因，小说不是信史，而是宋、元、明各个时代民众对三国历史所作的重新阐释。即从《三国演义》版本的演化来看，这种阐释也是不断进行的。在《三国志平话》中，开头有一个因果报应故事，说的是刘邦大杀功臣，韩信等在阴间上诉，于是玉皇断狱，令韩信转生为曹操，彭越为刘备，英布为孙权，刘邦则为献帝，三家瓜分了汉政权，报了含冤被杀之仇。《三国志平话》把三国鼎立解释成宿命因果关系，这是代表了宋元时期民众的一种历史观念。毛宗岗的《三国演义》删去了冤冤相报的宿命故事，却加了一段“话说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议论，这是毛宗岗对历史的一种循环论的阐释。比较起来，倒是接近于罗贯中原著的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既没有宿命因果故事，又没有历史循环论的观点，一开始便从宦官与外戚的争夺写起，是朝庭的昏昧酿成黄巾起义和董卓之乱，作者认为这才是导致群雄割据、三国鼎立的历史原因。显然，这种认识才更符合历史的唯物观点。我们今天来改编《三国演义》，当然要有更高更全面的认识。

《三国演义》电视剧在超越原著方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较为突出：

一、电视剧具有古朴、凝重的历史氛围。作为历史剧，理应给观众以历史真实感。这是感动观众的一个前提。《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古典小说，它本身已成了历史。因此人们读《三国演义》的时候，只注重于书中人物故事情节，而对于书中叙写的礼仪、服饰、风俗等都不予考究。实际《三国演义》中有关的礼仪、服饰、器仗等很多已悖离历史的真实，加进了宋元时代乃至明代的器物。再加上《三国演义》是语言艺术，人们凭借文字符号转化为各自心中的人物形象，正所谓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人哈姆雷特，而刘备、诸葛亮究竟是什么样子，却谁也说不清楚。至多也只能回忆起戏曲舞台上的虚幻的形象。现在经过《三国演义》电视剧组的辛勤的努力，我们得以从屏幕上直观地重睹汉官威仪。大至宫庭建筑，战场铺排，小至人物造型、服饰、礼仪，都力求复现汉代的原貌。因此看《三国演义》电视剧，观众可以感受到一种古朴、凝重的历史氛围。透过每一个画面，观众都可以看到一层深厚的文化意蕴。沉浸在这样的艺术境界里，观众也就不知不觉受到感染。这种艺术文化的感染力显然是作为语言艺术的小说远远不及的。比如歃血为盟，对历史文化缺乏了解读者在读到这一细节时，恐怕是无动于衷。但当他在屏幕上看到诸侯们伸出二个手指头蘸上鲜血，在脸上划出两道血印的场合，一种神圣、庄严、悲壮之感不能不油然而生。

电视剧是视听艺术。剧组在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再现历史文化背景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不是说非常完美，无懈可击。因为电视画面直观呈现在观众面前，因此每一个细节都难逃观众的眼睛。电视剧在这方面的漏洞和失误也是不少的。比如，有的观众已指出，刘备一顾茅庐时，隆中农夫耕田使用的是现在还在用的曲辕犁，而东汉时代，即使农业最先进的魏国，仍然是使用“双牛抬杠”的耕种方法。由此可见，作为视听艺术的电视剧在创造历史真实方面，任务是十分艰巨，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的。

二、电视剧贯串了悲壮、深沉的艺术主旋律。《三国演义》小说本身具有悲剧色彩，因为它描写了三国由兴至衰的历史，三国谁也没有能统一中国，最后是由篡夺了魏国的司马氏政权统一了中国，这不能不说是一幕民族的历史悲剧。司马氏靠欺诈、掠夺起家，政治极端腐败，晋王朝把中华民族推入更加深重的灾难的深渊。《三国演义》也刻划了关羽、刘备、诸葛亮等英雄人物悲剧的死亡，但是书中浓厚的正统观念、天命神化描写多少冲淡了这一段历史和人物的悲剧色彩，比如关羽死后成了神等等。

《三国演义》电视剧的编导利用现代的声光技巧，使整个剧笼罩在一种深沉、悲壮的艺术主旋律之中。比如说那豪放、雄壮、苍凉的片头歌，那嘹亮、深厚的男声，人们听了一遍又一遍而不感到厌倦。相反地你细细品味，倒颇有一点渗透历史哲理的味。片尾歌则是相反相成，以婉转、低沉、轻盈的女声，诉说出绵绵不尽的伤感和幽思，低沉而不消沉，悠长而又意味无穷。

电视剧的战争场面非常壮烈，增强了全剧的悲剧色彩。战争无比地残酷、血腥。然而，战争又是走向和平、统一的必然步骤，因此，这种战争不同于豪强互相争夺和掠夺的屠杀。蜀军为恢复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