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时远：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

摘要:民族研究学界长期认为，中文“民族”一词不见于中国古代文献，是近代由日本创造并传入中国的外来词，这一通行多年且似乎已成定论的观点缺乏根据。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民族”作为名词形式应用于宗族之属和华夷之别的一些例证，证明了“民族”一词是古汉语固有的名词。在近代中文文献中，现代意义的 “民族”一词出现在19世纪30年代。日文中的“民族”一词见诸19世纪70年代翻译的西方著述之中，系受汉学影响的结果。但是，“民族”一词在日译西方著作中明确对应了volk、ethnos和nation等词语，这些著作对nation等词语的定义及其相关理论，对清末民初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潮产生了直接影响。“民族”一词不属于“现代汉语的中―日―欧外来词”。

关键词：“民族”/民族学/“民族”观

解读和定义“民族”一词是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长期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曾多次引起讨论。在这些研究和争鸣中，学界同仁曾试图对“民族”一词的古代汉语例证及其含义进行研究，以期探求“民族”一词的中文源流。然而，由于中国古代文献浩若烟海，搜检“民族”一词的名词形式犹如大海捞针，以致“民族”一词不见于中国史乘，出现于晚清且由日本传入之说成为学界的共识。近年来，随着有关民族―国家、民族主义的研究引起诸多学科的关注，加之“族群”(ethnic group)概念的流行及其取代“民族”一词的倾向，再次引起学人对这些词语追根溯源的兴趣，“民族”一词见诸中国史籍的例证也渐次显现，(注：参见茹莹：《汉语“民族”一词在我国的最早出现》，《世界民族》2001年第6期;邸永君：《“民族”一词见于〈南齐书〉》，《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 “民族”一词在中文近代文献中出现的例证也推溯到了1837年。(注：参见黄兴涛：《“民族”一词究竟何时在中文里出现》，《浙江学刊》2002年第1 期;方维规：《论近代思想史上的“民族”、“Nation”与中国》，香港《二十一世纪》2002年4月号。)因此，重新审视这一学界业已形成共识的观点有了更多的实证支持。

一、“民族”一词不见于古汉语，系日本传入说之形成

20世纪60年代，中国民族学界有人提出：“民族”作为一个名词是近代以后才出现的，其来源一说为日本人用汉字联成“民族”一词后传入中国。其后，从 80年代初开始，在中国古代文献、近代文献中搜检“民族”一词的努力一直在进行，先后出现了“民族”一词始见于1899、1883、1882年以前的论证，(注：如林耀华：《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译名的问题》，《历史研究》1963年第2期;金天明、王庆仁：《中国近代谁先用“民族”一词》，《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第2期;韩锦春、李毅夫：《汉文“民族”一词的出现及其初期使用情况》，《民族研究》1984年第2期;彭英明：《关于我国民族概念历史的初步考察――兼谈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辩证理解》，《民族研究》1985年第2期。)对此已有专文考究，(注：参见黄兴涛：《“民族”一词究竟何时在中文里出现》，《浙江学刊》2002年第1期。)无需赘言。

在此期间，韩锦春、李毅夫编写的《汉文“民族”一词考源资料》，梳理了古籍文献中与民族相关的词语，如“族”、“族类”、“族种”、“氏族”、“国族”、“邦族”、“宗族”、“部族”、“种族”等;列举了中国近代书刊文献使用“民族”一词的情况，提出“民族”一词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未曾出现，近代以前 “民”、“族”是分开使用的等判断。(注：参见韩锦春、李毅夫编：《汉文“民族”一词考源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理论研究室印，1985 年。)这份虽未公开出版但价值颇高且引用较广的资料，对中国民族学界形成上述共识，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此之后，中国民族学界几乎所有关涉民族定义的研究著述，在释读民族概念时大都会遵循上述观点。这一观点也被《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等权威辞书的“民族”条目所采用。

近年来，有关中国晚清到民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和现代民族(nation)建构的研究，成为学术界的“热点”之一，国外和中国海峡两岸的学者发表了一系列著述，(注：诸如[英]冯客著、杨立华译：《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日]松本真澄：《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1945年的“民族论”为中心》;倪伟：《“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陈永森：《告别臣民的尝试》;沈松侨：《振大汉之天声――民族英雄系谱与晚清的国族想象》、《我以我血荐轩辕――皇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国权与民权：晚清的“国民”论述(1895- 1991)》;王明珂：《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陈仪深：《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罗久蓉：《救亡阴影下的国家认同与种族认同――以晚清革命与立宪派论争为例》;李国祁：《满清的认同与否定――中国近代汉民族主义思想的演变》;复旦大学历史系与中外现代化研究中心编：《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等等。)其中也涉及到“民族”一词的传入和应用。如英人冯客认为：“作为民族的种族是作为宗族的种族的一种概念性延伸。民族结合了民的观念和族的虚构。维新派为了给国家寻找一个政治理论基础，在1903年首次使用了民族这个概念。”(注：指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使用了“民族”一词。[英]冯客著、杨立华译：《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0页。)台湾学者认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通过日人所铸，原即富含种族意味的汉字新词――‘民族’，广泛接受国族主义的洗礼”。(注：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皇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二十八期，1997年12月。)日本学者认为：“‘民族’这一专用名词据说是梁启超滞留日本期间，将日语的英语 nation译语‘民族’，1898年时输入于汉语中。”(注：[日]松本真澄著、鲁忠慧译：《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1945年的“民族论”为中心》，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48页。)这些说法都倾向于认为“民族”一词来源于日文。

包括语言学界跨语际实践的中文外来语研究，也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支持，将“民族”一词列入“现代汉语的中―日―欧外来词”分类范畴，即日语在翻译英文词语时使用汉字组成的词语加以表述，属于“来自现代日语的外来词”。(注：参见刘禾著、宋伟杰等译：《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71、388、395页。)总之，对“民族”一词从日本传入之说，是以古汉语中没有“民族”一词为前提，以其出现于19世纪末期或20世纪初年的中文文献为依据，做出的缺乏依据的判断或猜测。因此，“民族”一词是否有古汉语来源，成为审视上述观点的关键。

二、“民族”一词是中国古代文献固有的名词

正如笔者在《先秦文献中的“族”与“族类”观》一文中所述，中国古代“族”的概念及其“族类”观源远流长，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分类体系，即所谓“君子以类族辨物”，对自然万物加以“族类”区分。(注：参见郝时远：《先秦文献中的“族”与“族类”观》，《民族研究》2004年第2期。)在中国古代文献中，附之以“族”的词语，可谓名目繁多。仅《御定佩文韵府》所收录的“族类”词语就达160余个，如血缘亲属关系方面的“九族”、“宗族”、“家族”、“父族”、“母族”、“舅族”、“姻族”、“亲族”;区别社会地位的“皇族”、“帝族”、“王族”、“公族”、“贵族”、“豪族”、“强族”、“世族”、“国族”、“权族”、“望族”、“庶族”、“贱族”;区分华夷和姓氏的“氏族”、“部族”、“种族”、“异族”;归类动物的“水族”、“龙族”、 “毛族”、“鸡族”、“鳞族”、“虫鱼族”;还有“衣冠族”、“方雅族”、“轩冕族”、“高阳族”、“钟鼎族”，等等。(注：参见(清)张玉书、陈廷敬等撰：《御定佩文韵府》卷九十之五，《四库全书》本。)可谓不一而“族”。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族类”之词俯拾皆是，但“民族”一词的确少见，不过并非不见。根据笔者对“十三经”、“二十五史”、《四库全书》、《四部丛刊》等古代文献的搜检，在剔除一些语焉不详、尚需进一步考究的例证后，以下10个例证足以证明“民族”一词确属中国古代汉语的名词。兹列于下：

1.“今诸华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滥用夷礼，云于翦落之徒，全是胡人，国有旧风，法不可变。”(注：(梁)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 1972年版，第934页。)这段引文，出自南朝宋齐时期道士顾欢的《夷夏论》。此论系针对当时“佛道二家，立教既异，学者互相非毁”而作，引发了佛道之间空前激烈的大辩论。顾欢以华夷之别的观念解释佛道之异，认为道教为中华正教，佛教为西夷异法，前者劝善、后者破恶，是教化不同对象之术，(注：参见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2页。)故猛烈抨击南朝汉人改信佛教，“露首偏踞，滥用夷礼”的现象。“民族弗革”，系指国人的族属未变，而所谓族属即华、夷之分。顾欢卒于南朝齐永明年间(483-493)，“民族”一词出自这一时期或之前，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使用例证。

2.“夫心术者，尊三皇、成五帝;贤人得之，以伯四海、王九州;智人得之，以守封疆、挫敌;愚人得之，以倾宗社、灭民族。故君子得之固穷，小人得之倾命。是以，兵家之所秘而不可妄传，否则殃及九族。”(注：(唐)李荃：《太白阴经》序，清咸丰四年(1854)长恩书室丛书本。)此论出自唐代李荃所著兵书《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太白阴经》)，成书于唐乾元二年(759)。其中“倾宗社、灭民族”可以理解为国家、政权层面的亡国灭族，也包含了中国传统家族范畴的宗社、九族。

3.“上自太古，粤有民族。颛若混命，愚如视肉。”(注：(唐)皮日休：《皮子文薮》卷1《忧赋》，《四库全书》本。)这段引文出自晚唐诗人、思想家皮日休(约834-883)所撰的《忧赋》。皮氏曾入朝为官，后因参加黄巢起义故正史无传。《忧赋》是有感于“见南蛮不宾天下，征发民力将敝”而作。这里所说的“民族”系指南蛮之民，其族属意义显而易见。

4.“陛下曾念中原之民族、故国之宫闱乎?”(注：(南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227，《四库全书》本。)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和州进士何送英上书宋高宗，历陈“天下封疆为金人所攘者十分之九，而陛下所守者东南一隅耳”的形势，痛诉丧失京都洛邑乃失去“诸夏之根本”、“天地之中华” 的悲情。所谓“中原之民族”，系指陷于金朝统治下的汉族民众。

5.“金人既得楚州，始许治运河并闸水，悉以江浙掳掠舟船自洪泽口入淮至清河口。是时，国奉卿以楚州既陷，居于赵琼寨中与琼谋劫其舟船，乃以二百余人夜掩不备劫之，有被虏贵官二十余家，各称其民族。”(注：(南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44，《四库全书》本。)被劫舟船所载，系金人俘虏的宋朝官家人等。“各称其民族”指自报家门的姓氏、门第和身份，即宗族之属。

6.“历汉魏以后，虽间有重民族、争门户、立庙院、修宗会等事斑斑见于史册，而利欲重亲疏厚薄之等，有不得其本心者多矣。”(注：(宋)魏了翁：《鹤山集》卷62《跋卢氏正岁会拜录》，《四库全书》本。)中国古代宗族在宋代出现了分化、小型化的趋势，进而产生了一种以小宗世系为主体的模型。(注：参见钱杭：《血缘与地缘之间：中国历史上的联宗与联宗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