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永飞：公众“老不信”的心态分析

是社会焦虑、不公平感，还是思维惯性、情绪发泄，抑或从众心理、逆反心理，老百姓不信任、不相信政府说明了什么，有何特点，怎样应对

应当说，“老不信”这个词，并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因为并非所有老百姓都不信任、不相信政府，也并非不信任、不相信政府的人每时每刻都不信任、不相信政府，也并非不信任、不相信政府的人在任何事情上、对所有官员都不信任、不相信。当然，以笔者的观察，不信任、不相信政府的人绝不在少数，而不被信任和相信的官员也不在少数。这一问题确实值得政府和社会各界高度重视，并且应努力解决，从而恢复和重建起政府和公众间的互信。只有让政府保持应有的公信力，社会才能和谐安宁，公众的幸福指数才能不断提高。

公众不信任、不相信政府的七种心态

第一种，社会焦虑。由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较高期望值无法实现带来的焦虑所引发的情绪性反应。在我们身边有许多这样的人，尽管他们每天都在辛勤工作，本以为生活会越来越好，找到好的工作、收入不断增加、住上满意的房子等等，但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期望中的生活目标总是不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许也会承认自己能力不强、工作不够努力等等，但更倾向于把责任归咎于政府。社会主义承诺过要共同富裕，政府也承诺要公平正义，事实上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确实取得了巨大成果，但毕竟与社会主义要求相适应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真正建成，相当数量的社会成员还没有从现行社会制度中分享到应享的利益，政府的许多承诺没有兑现，而人们所看到的、感受到的是不少腐败和不公正，所以，他们对政府的话不再轻易相信。

第二种，不公平感。由攀比心理带来的不公平感所引发的情绪性反应。正如一个流行的段子所说的那样：觉得不快乐，是因为我们追求的不是“幸福”，而是“比别人幸福”。人在社会中生活，攀比心理难免都会有一些，比如：张三水平不如我，机会却比我多；李四能力不如我，提拔却比我快；王五什么也不是，却赚大钱、住大房子；每天骑自行车上班的路上，总看到一些小屁孩开着豪华轿车从身边呼啸而过。比来比去，结论是政府不公平、社会不公平，而且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不公平不仅没有改变，反而是越来越不公平。所以，不公平的政府无法让我们相信。应当说，我们的社会中机会不均等的现象确实比比皆是，尽管攀比心理有问题，但许多人的不公平感确有现实依据。

第三种，思维惯性。由曾经受骗导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记忆带来的思维惯性。比如说乡政府前年号召农民种烟草，信誓旦旦地称政府会帮助销售，结果烟叶丰收了，乡政府却无法兑现承诺，农民听政府的话吃亏了；去年乡政府又派干部下乡动员农民种西瓜，结果农民又亏了。于是，当今年乡政府派人到村里，许多农民就说：政府叫我们种什么，就千万不能种什么。这种由“上当受骗”导致的惯性思维从逻辑上说是以偏概全，因为乡政府虽然错了两次，但并不等于它永远错误。但是，在这样的问题上，首先应当反思的是政府。

第四种，情感转移。由市场竞争带给人们的精神压力不断增强，造成的负面情绪不正常转移和投射。在市场经济制度下，竞争的压力总是使人们的精神状态处于紧绷的状态，加上人们在生活中难免会由各种各样的问题导致负面情绪滋生。而政府作为公共服务者，尤其是承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如果不能让人们感受到平等的公共服务，反而总是看到一些人由于“人脉”关系或权钱交易而暴富，就很容易让人们把自己遭遇困难问题归因于政府、怪罪于政府。一旦政府与公众之间发生矛盾，那些满腹负面情绪的人们就可能把“无名火”发到政府的头上。

第五种，情绪发泄。社会弱势者的一种情绪失控状态。一些公众自身处于弱势地位、许多意见诉求无处表达，情绪长期处于压抑状态，他们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一旦出现政府处理社会矛盾时偏袒了强势一方导致群体性事件，这些弱势者就会参与到事件中，借机发泄自己的情绪，表达对政府的不信任、不相信。学者于建嵘把近些年来一些地方发生的、无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的群体性事件称为“社会泄愤事件”。这种借机发泄行为往往具有复杂的原因，包含明显的合理性。

第六种，从众心理。缺乏独立判断能力的人的随大流心态。有观点认为，我国公众中之所以一些人轻易相信并传播谣言，是因为我国教育中缺乏对受教育者的说理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都采取灌输模式，不是鼓励受教育者独立思考，而是要求受教育者死记硬背知识点，因而许多人养成了盲目接受他人观点的思维习惯，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笔者对此颇为赞同。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人的一个突出心理特征就是从众心理。在现实生活中，各种社会矛盾频发，在各种矛盾发生的现场，都会出现一些不相信政府的群体，这样的群体对于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人都是一个“众”，往往不管是非曲直，先附和上再说。

第七种，逆反心理。对全能政府的一种抗拒心理。由于我们的政府是一种“全能政府”，管得多、管得宽，管了许多不该管的事情，所以许多人对政府有一种逆反心理：你说什么，我就不信什么。这种情况在网络上表现得更加明显，而网络上的所谓“网民”，主要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中有许多人还处于青春期，逆反心理正是他们正常的心理状态。他们在网络上表达对政府言论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是受他们身心成长状况的影响。

“老不信”的对策建议

“老不信”的七种心态，总起来看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公众中许多人不信任、不相信政府，相当程度上只是一种情绪性的反应。所谓情绪性反应，就是由外在刺激引发的非理性的反应。第二，这种情绪性反应具有很强的偶发性，且不是持续性的。第三，这种情绪性反应具有很强的破坏性，很容易形成难以预料的双向伤害。总体而言，这样的心态是负面的，应当通过政府、社会、公众等各方面的努力，来消解、理顺、转化这种负面情绪，努力帮助人们构建和谐身心，从而构建和谐社会。

首先，政府制定和实施政策一定要照顾社会各方面的利益诉求，照顾各方面社会成员的感受和心理需求。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公众的思想认识、情绪反应，虽然跟每个人自己的生活状况有关，但主要是由人们生存其中的社会制度决定的。人们的负面情绪增多，首先是社会制度、社会生活秩序发生病变的反映。如果社会制度能够让大多数人受益，如果政府弘扬公平正义有明显成效，就不可能出现较多公众不信任、不相信政府的情况。所以，一旦有公众表达了不信任、不相信政府的意见，政府就应该看作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自己的工作出问题了。就应当立刻深刻检讨自己，查找自己工作中的问题、承担自己的责任，并努力解决自己的问题。

第二，对公众的情绪性反应既要高度重视，也不能如临大敌、反应过度。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引用过列宁的一段话：列宁强调，在无产阶级“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中，“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指出，群众的情绪是一种要求改造社会的自发性，它蕴含着强大的创造力，但也往往具有盲目性和破坏性。善于引导这种自发性，使之转化为自觉性，它就可以成为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否则就有可能对社会发展进程带来破坏。邓小平说：“列宁所说的这个真理，现在仍然有效。”显然，邓小平的这一判断是富于远见卓识的。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能否把公众的情绪加以理顺，使之成为社会建设的正面力量，不仅是对执政者的考验，也关系到每个社会成员的利益。

在此过程中，人们不应当把公众的情绪性反应过度解读为“敌对势力”，也不应当把这些公众的态度一概斥之为“不明真相”。按照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一书的看法，人们的情绪、认识会随着各种现实的变化发生尖锐对立的改变，但人们不必对这种变化过度在意。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阶段，出现各种不同的思想认识是十分正常的，人们对此应当从容自信，宽待包容。

第三，努力建立一种引导人们释放和排解情绪的通道，给予处于心理困境中的人们更多人文关怀。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而只会让人释放和排解不良情绪，交流思想，明辨是非。对于生活中遇到各种各样困难的人们，政府除了要建立全社会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外，还应当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给予身心关怀和抚慰。政府应当鼓励公众通过各种社会组织去关心、关怀弱势群体和各种需要帮助的人，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帮助他们进行心理的自我调节，让“尊重和保护人权”的宪法原则体现和落实到社会制度的各个方面。如果政府能够带领公众建立和巩固一种“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社会制度，公众怎么会不信任、不相信政府呢？

作者为民革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来源: 人民论坛政论双周刊（总第36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