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岩：流动人口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和身份认同问题研究

摘要：本文通过对外来人口是否认同其属于本地居民身份，藉以研究外来人口在居住地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问题。对制度排斥、社会歧视、相对剥夺感和社区融合等因素对外来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提要：在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大量人口从农村涌向城市，从中西部地区流入东部发达地区。在这一过程中，外来人口通过与本地居民互动，形成对自己社会身份的认同，而这一认同又会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行为产生相应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外来人口是否认同其属于本地居民身份，藉以研究外来人口在居住地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问题。在建立多层次广义线性模型（GHLM ）基础上，本文对制度排斥、社会歧视、相对剥夺感和社区融合等因素对外来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社会融入；制度排斥；社会歧视；相对剥夺感；社区融合；多层次模型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李培林教授、李炜教授的指导；文章在数据上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1）课题组的大力支持；匿名评审专家提出了宝贵修改建议。笔者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一、研究背景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我国流动人口已达约2.6亿，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6.53%.流动人口不断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人口向城镇迁移成为我国城市化的主要驱动力（邹湘江，2011）。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人力资源支持，为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外来人口“本地化”，也就是外来人口是否能够在所居住地实现社会融入问题也引起了广泛关注（李培林，1996；谭深，2003；王春光，2006；李强，2011）。

社会融入在个体层面体现出个人的社会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在宏观层面体现出社会各个群体的融合程度。因此真正意义的社会融入必然是建立在外来人口对迁入地高度的心理认同之上的。如果仅仅在迁入地就业、生活，但是在心理上与当地居民有很大距离，对迁入地的非功利性价值，例如本地文化和价值观，缺乏认同，则不能说明外来人口实现了充分的社会融入，其在现居住地的社会活动也仅仅是对经济利益追求的表现。

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受多重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既有制度层面的，也有非制度层面的。同时，社会融入也是一个动态过程，外来人口通过与本地居民互动，形成对自己社会身份的认同，这一认同又会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行为产生相应影响。正如郭星华、姜华（2009）在研究中指出的，在城市化过程中，外来群体的社会认同产生分化，一部分人倾向于认同城市社会，而另一部分人进城务工只是为了生计。因此，外来人口，尤其是农民工群体，会采取自我隔离与积极融入两种截然不同的适应方式。然而，何种因素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过程产生影响，则需要进行深入分析和讨论。本文从外来人口是否认同本地居民身份这一角度，研究外来人口在所居住地社会心理层面的融入问题，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从制度性和非制度性因素等方面进行分析。

二、文献综述

（一）社会融入的界定

随着城市化进程和原有户籍制度的逐步改革，我国社会跨区域人口流动规模逐渐增大，流动人口数量逐渐增加。与此同时，旧有的“单位制”逐渐为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劳动力市场所取代，导致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长期居住并在当地工作和生活。因此，外来人口的“本地化”，也就是外来人口在所居住地区的社会融入问题，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外来人口的融入研究涉及到对多个层面问题的讨论。

首先，对社会融入这一概念，学界给出了不同定义。张广济（2010）提出，“社会融入是指特殊情境下的社会群体，融入主流社会关系网当中，能够获取正常的经济、政治、公共服务等资源的动态过程或状态。”任远、邬民乐（2006）提出，“社会融入是个体和个体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或不同文化之间互相配合、互相适应的过程，并以构筑和谐的社会为目标”。还有学者指出，社会融合和新市民化不仅是一个地域变迁和人口转移问题，更是一个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等维度以现代性为参照系、逐渐向城市范式变换的过程（江立华，2003；张文宏、雷开春，2008；毛丹，2009；黄晓燕，2010）。可见，社会融入这一概念的外延比较宽泛，涉及到不同维度。综合上述观点，本文提出，社会融入概念的核心是指社会中某一特定人群，融入社会主流群体，与社会主流群体同等地获取经济社会资源，并在社会认知上去差异化的动态过程。

就社会融入问题的研究对象，当前大多数学者着重研究的是进城农民工这一群体。例如，朱力（2002）从社会适应的角度对农民工的社会融入进行了讨论，他提出，在城市生活的农民工的适应状况有三个依次递进的层次，分别是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通过调查，他认为，当前农民工的适应状况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政策性与制度性因素阻碍了农民工适应的深入。王春光（2006）在对农民工群体半城市化问题的研究中指出，城市化应当是经济体系、社会体系、文化体系及制度体系的有机整合，而当前的流动人口，尤其是农民工群体，仅仅在经济体系上被接纳，在其他体系上却受到排斥，在心理认同上，也缺乏对城市社会的归属感。其他学者也分别从城市适应、社会交往、定居选择等角度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融合进行了实证研究（张继焦，2004；杨黎源，2007；王嘉顺，2010；李强，2011；刘建娥，2011）。与此同时，也有学者从制度排斥、社会排斥、社会差异、社会网络等理论视角对外来人口的本地融入问题进行了讨论分析（胡宏伟等，2011）。

（二）制度性排斥对社会融入的影响

有学者指出，外来人口，尤其是农民工群体，不能融入城市社会主要是由制度性因素导致的，而其中的核心原因是户籍制度障碍。基于户籍制度的差异性待遇，外来人口在子女教育、社会保险、公共医疗、住房保障等领域与本地居民有较大差异，从而导致外来人口社会融入困难（张展新，2007；李强，2011）。尽管部分外来人口有强烈的期望融入城市，然而户籍制度却成为不可逾越的鸿沟，使其无法真正取得与本地居民相同的权利。一些地方政府更对农民工的就业进行了排斥性限制，使得外来务工人员只能通过非正式就业在城市立足（李强，2000；柏骏，2003；胡宏伟等，2011）。与此同时，与户籍制度相关的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以及经济适用房等住房保障制度也将外来人口排斥在城市公共资源之外。

（三）社会歧视和社会排斥对社会融入的影响

除了制度性因素，有学者还提出，社会歧视和社会排斥的存在也影响着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在社会交往中，人们通常以相互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把交往对象区分为“我们”和“他们”，即“本群”和“他群”。对于他群，人们往往更关注的是其与本群之间的总体差异，而忽视了该群体中的异质性，从而产生强烈的差异感。正是在这一机制下，社会优势群体容易对地位相对较低的群体产生社会排斥。对社会排斥，学界给出了不同定义。李斌（2002）认为，社会排斥主要是指社会弱势群体在劳动力市场及社会保障体系中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挤，日益成为孤独无援的群体。孙炳耀（2001；转自周林刚，2004）把社会排斥定义为集团垄断所形成的后果之一，并认为社会排斥的表现是权力集团通过社会关闭来限制外来者的进入。周林刚（2004）认为，“……社会排斥既是一种既定的社会机制，又是一个排斥与被排斥的动态过程……在这种社会机制中，那些处于劣势的社会群体及个人是客体、是被排挤的对象，而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和政策则是社会排斥的主体、是排斥这一社会行为的支配者……社会排斥不单纯指物质层面，而且拓展到精神心理层面和符号层面。”郭星华、姜华（2009）指出，社会排斥这一概念将非经济因素纳入了对社会问题的分析框架之中，对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思路。

综上，我们认为，较之制度性排斥（例如户籍制度），狭义上的社会排斥更多指的是建立在社会主导群体达成的社会偏见和社会歧视之上的不平等的社会资源分配过程或状态。社会排斥往往最初以非制度性形态存在，例如社会主流群体对弱势群体的“污名化”描述和社会距离的产生。针对外来务工人员，尤其是农民工群体，本地居民往往抱有偏见和歧视，认为他们的出现影响了城市人文环境，导致各种社会问题，并认为外来人口在一定程度上与本地人在就业上构成了竞争。基于上述原因，本地居民在与外来人口的交往中往往抱有一定的不满心理。

因此，现有的二元体制逐渐从一种制度安排内化为人们的价值观念，并可能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覃国慈，2007；刘林平，2008）。并且，一旦社会排斥通过政策、法律形式转化为社会制度，就可以形成社会主导群体对社会资源的排他性占有。并且，这种在一个领域的排斥或资源垄断往往会在另一领域形成排斥或垄断，即社会排斥的“累积性”，从而阻碍外来人口的本地化过程（景晓芬，2004）。

（四）社会差异和相对剥夺感对社会融入的影响

胡宏伟等（2011）指出，社会差异是影响外来人口社会融入的另一重要因素。一方面，因地区发展不平衡和城乡差异，我国的人口迁入地与迁出地在经济社会发展上有较大距离，这一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另一方面，外来人口在现居住地，其社会参照群体变成了本地居民，在就业、生活上往往以本地居民的标准为参考。如果两者之间有较为显著的不同，外来人口就会感知到周围存在的社会差异，形成相对剥夺感，进而影响其在居住地的社会融入（许传新，2007）。

（五）社区融合和社会资本对社会融入的影响

刘建娥（2010）在社区实务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社区层面应当及时回应移民的普遍性需求，提供制度支持，改善政策环境，营造融入文化，从而促进外来人口的全面社会融入。覃国慈（2007）提出，居住地的边缘化对“本地人”、“外地人”这两个群体之间隔阂的产生有直接影响。

尽管与本地居民生活在同一空间，但是因为缺乏互动，从而形成“一座城市、两个生活圈子”的现象，进而导致心态上的边缘化与身份上的边缘化。李强（2011）提出，外来人口社会融入困难的一个突出表现是人际交往断裂和社会网络的“孤岛化”，也就是说，他们与周边的市民基本上是没有交集的。这一状态使得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求助的社会网络基本局限于原有的亲缘和地缘关系。郭星华、姜华（2009）

从社会资本角度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进行了理论归纳，并指出，社会资本理论为外来人口的城市融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解释框架。从这一角度出发，有学者指出，外来人口通常依赖以亲缘、地缘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网络来实现在城市的初步适应，而在其后的适应过程中，这种原始性社会资本依然建构着外来人口的主要社会关系，从而在城市中形成了“二元社区”（李培林，1996；周大鸣，2000；谭深，2003；张继焦，2004；吕青，2005；徐祖荣，2008）。

（六）问题的提出和本研究的意义

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以往研究大多集中在对外来人口经济、社会融入的讨论。然而，我们认为，社会融入的深化应当建立在外来人口对迁入地的心理认同上，因此，本文将重点放在对外来人口在社会心理层面融入问题的讨论上。只有实现了心理层面的社会认同，外来人口的“本地化”过程才能得以实现，从而使社会融合和社会参与成为可能。其次，如前所述，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大多数学者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外来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上。然而，外来人口这一概念包含多个群体，其中既有城镇户籍人口，也有农业户籍人口；既有已经取得本地户籍的人口，也有未取得本地户籍的人口。在讨论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时，现有研究大多限定在不具有本地户籍的农民工群体，而忽视了那些虽具有本地户籍，但其户口是因为学习、就业、婚姻等原因迁入本地的群体。以户籍为基准的划分方法忽视了对这一群体社会融入的讨论，没有充分考虑到非户籍因素对这一群体社会融入的影响。

换言之，即使户口已经迁入本地，在非户籍因素的影响下（例如社会歧视、文化排斥等），获得“制度平等”的外来人口仍有可能出现社会融入困难，并对本地身份缺乏认同。因此，本文在研究社会融入时，仅把是否具有本地户籍作为控制变量，而非样本选择标准。

基于上述考虑，本研究建立多层次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