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雷：人类学的“小学之思”兼论对“文科”的启示

(周雷：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2015年6月，笔者参加北京大学(纪念费孝通)论坛，主题是世界社会与文明展望，具体来说讨论是“汉语人类学”的未来期许，来自北京、云南、上海、广州、浙江的几个人类学学科发展的中心都派了一些代表来参加，从学术角度来看，这是人类学界自我检验走出去的学术成果。

讲坛之后，与会的教师和学科带头人进行了一次人类学迫切问题之审视的讨论，虽然是轮流发言的形式，但是却别有一番意味，在我这个虽然人类学方向博士毕业6年的“小学生”看来，这些讨论虽然有腹诽和彼此争议，但是却具有某种象征性，不仅关乎人类学自身的学科反思，其论题和论理也和其他文科面临情状相同。

讨论集中于几组议题：人类学的学科地位，人才教育培养情况，教学研究情况，人类学的公众传播和公共形象，学科自身的共同体建设，学科的核心议题和方向是什么等等。

众位老师和学科带头人虽然对人类学的学科未来和定位有颇多异见，但是也有学多共同承认的事实，中国的人类学在政治话语系统当中，存在日益边缘化的倾向，由于学科地位从属，造成学科培养、公众传播、知识运用、大众承认等方面出现问题;另一方面，人类学自我定位为一个自我反思性强、强调独立，同时具有相当包容性、建设性、融合性的学科，只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它的社会贡献尚未充分扩大，也因此缺乏资源支持，有些陷入负面循环。

由于笔者是从新闻记者转行进入人类学领域，同时毕业后进入咨询、社会企业、广义媒体的工作经验，我觉得可以从一个外圈的角度看待人类学同侪的问题意识和身份焦虑，也有如下几种看法。

首先，人类学的学科发展有文科的通病，就是缺乏核心和竞争性技术，我把人类学学者应该熟悉的技艺划分为三类：一个是民艺，也就是人类学田野调查所经常接触的那些民间知识精英以及普通个体的专门型知识和日常智慧(方言、土语甚至黑话都是一种民艺)，这个可以是如何养猪、挖虫草，也可以是算命堪舆的学问;第二是技艺，也就是兼具实用性和审美性的技术，例如编织、剪纸、木工、园艺、花艺、造纸、音乐、舞蹈等民间技艺;第三是科艺，也就是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出现的社会泛科技知识，它可以是帮助村民建网站、电子商务、跨文化传播、数据库搭建、艺术设计、工业建模、商业方案可视化设计等等。

作出这种划分并不是学习的南辕北辙，而是具有重要学科发展意义的必然选择，我们不能把图书馆数据查阅、写作、访谈、参与观察、跨学科思考、思维习惯当作一个学科的核心技术。

因为某种程度上，思维、想像力和写作能力――这三个人文学科常挂在口头上的关键词都是不可教授和不可学习的。

人类学和其他文科一样，应该强化自己“跨文献”的能力，也就是具备原创文献生成、观念和思维方式生成、想像力生成的能力，这里的文献不仅指的是书本和电子文献，而是任何通过日常用品、日常记忆、常识、共识等形式存在的“泛文献”，不仅是看的文献，也有听觉的、感知性的文献。

具体到一个人类学经典的村落和都市社会问题调查，人类学家经常会被问，为什么来我们这个小地方或小单位来调查，你调查的东西有普遍意义吗。之所以这么问，这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人类学家没有认识到其实每个人都是人类学家;第二，社会上的百姓甚至是其他学科的学者，没有意识到，人类学家其实是在村落、小单位里做研究，而是做村落和小单位的研究，每个田野调查对象都是一个微型、中型、大型的人类学学科实验室。

那么，为什么说人类学家没有意识到其实每个人都是“人类学家”呢?以没有经过任何教育和培训的人的日常说话习惯为例。普通人常说“我觉得”、“上回听谁讲”、“有一次”、“如果按照你说的话”、“有什么用”、“我仔细想了下”、“我(又通过回忆自己的经历)想了想”、“你想想看”等。

这些思维技术和语言技术用人类学术语来说，就是主体沉浸式写作(author satuated)，主体驱逐式客体写作(author evacuated)，他者意识(others)，田野叙述(ethnographic narrative)，第三种关系人引述(cross-referencing and third person narrative)，场景式写作(scenario constructed writing)，意义和作用的阐释学(hermeneutics of uses, aims and tools)，反思民族志(selfanalytical auto-ethnography)，他者型劝服(put someone in your shoes)等。

而且，当把人类社会的各种主体放在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异文化环境、他者环境当中，这些普通人比人类学家更早、更有效率、更实际、更透彻地思考了许多人类学问题。

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学学科的意义是针对由每个普通人构成的人类学家团体和个体进行非人类学(un-anthropologize)，去人类学化(de-anthropologize)和超越人类学化(trans-anthropologize)的回馈、对话和反应。

作为一种学科和知识体系的人类学，它的意义不仅是和其他学科一样生产被主流和系统承认的知识，它应该利用自己“跨学科”最彻底的特征，成为一种中介性知识和协商式知识，不是去寻求经济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主流型学科的话语生产和知识贡献模式。

而是应该进行一种自组织式，水平化的知识生产和智识促进，现有的格局之下，我以一个兼具人类学、咨询、媒体、学术的知识中介人身份来看，智识的社会贡献和实现方式可以分为上智(针对决策层、权力层)，中智(针对社会中间层、主流知识圈、次权力组织)下智(针对资源缺乏、身份焦虑、社会杠杆有限的下层人群和组织)。

按照这种划分，我的判断是上智过剩――全民做战略，大家写内参，全体向上反映，家家想批示;中智不足――中间层的彼此合作和创新力不足，协作有限，既不能解决好自身问题，也无法寻找到有效的优化方案;下智匮乏甚至空白――针对真正智识的刚需者和渴求者，没有人针对他们生产知识，并帮助他们的有限资源形成最佳解决方案。

2006年，我在云南大学杨慧老师的带领下，写了一组“内参”和社科设计方案，其中包括创建亚洲影视人类学研究营地，拍摄东南亚的文化影像志和日常志;利用云南当时政府的亚欧大陆桥觊觎，提倡书写《亚欧列国志》式的海外民族志文本，促进中国理解世界，并促成中国与世界的协商和合规，提议按照亚欧大陆桥的政策设计，沿线铺开海外田野的工作，针对政府的超前畅想“将错就错”，不去说服不建造第三亚欧大陆桥，而是去研究第三亚欧大陆桥是什么?为什么?何以可能?若不可能何为出路的课题。

当然，这些内参和苦心孤诣没有什么后果和“批示”，也就是2006-2015年的同期，中国的海外资本狂飙突进，弥散整个世界，也遭遇到严重的文化融入和投资软因素――即非经济因素的问题，这也让我们反思，如果当时的人类学家以及其他学科同侪能够眼睛向下看，把知识的贡献单位具象为企业、个人、村落、社区，做下智，提中智，以下智和中智来促上智，或许是更为紧要和切实的路径。

不仅是人类学，整个知识界都得面对一个问题：哪些是真问题?哪些是中国应该现在解决的真问题?如何研究这些问题?如何寻找到知识的受纳者?如何通过恰当形式沟通这些发现并促进问题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