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蒂古丽：从新疆到江南――被语言争夺的舌头

一
刷我家的木门时，剩了不多的蓝色和绿色两种油漆，父亲混合起来刷上去，最初那些搅拌不匀的油漆，蓝不蓝绿不绿的颜色很怪异，热天冒起许多小泡泡，像青蛙的皮肤，冷天北风一吹就龟裂剥落。门上的油漆不断改变自己的形态努力适应着气候的变化。后来，粘稠的绿色以绝对的比例优势占了上风，几乎将蓝色的油漆挤了出去。剥落后的绿色只剩下斑斑点点，最终门变回了蓝色。
我们家庭里语言的演变，就像那扇木门颜色的演变，最初占主导地位的是母亲的回族话，随着她患上严重的精神分裂症而弱化（除了自言自语，几乎丧失了正常的语言能力），父亲的维吾尔语占了上风。他们各自的语言和生活习性，像蹩脚的油漆匠刷的油漆或者拙劣的泥工墁的墙皮，像两种不同的油漆或者泥巴，混合着斑斑驳驳粘贴包裹在我身上，其间有弥合不了的裂纹，它们组成了我在这个“混血”家庭生长出来的、类似鱼鳞或者蛇皮一样的文化斑纹，就像我难以分辨混合后的两种颜色的油漆一样，我已经难以分辨哪一种印痕来自于父亲，哪一种印痕来自于母亲。
那些杂糅交错的印痕，像是针刺的刺青，最初刺刻上去时的那种刺痛、灼热感已经消失，红肿也已消退，血渍被擦拭干净后，溃烂的伤口渐渐愈合，结的疤痂也在岁月中脱落，留下的那些若隐若现的瘢痕，已经成了我隐秘的“纹身”，唯有我自己看得见。
父亲和母亲不同族别的亲戚，他们观察我的样子，就像我看家里不蓝不绿的油漆木门，他们一半是在观察隐藏在我身体里的母亲，一半是想从我身上找出父亲的影子来，他们各自接受了我的一半，争抢着改造他们所陌生的另一半。
喀什来的维吾尔族姑姑为我辫的满头小辫子，在外婆家备受敌视，被小姨撕扯着拆散。父亲为我缝制的连衣裙，被外婆夺过去扔进了灶火，我被逼迫换上小姨的长衣长裤。从那时候起，我告别了裙子几十年，这对于一个以长裙为主要装扮的维吾尔女孩，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对于长期生活在两个民族夹缝里的我，这一切似乎都发生得自然而然、合情合理。即使父母的宗教信仰是同一个，生活习惯和禁忌也不尽相同。种种习俗交织，互融或者相争，慢慢地我理解了母亲和外婆、父亲和姑姑，双方都希望我在接受另一方文化的同时，竭力维护好他们各自的民族自尊心。
在一个多民族聚集区，一个孩子在成长中难免被各种不明的潜流裹挟。维吾尔族的父亲，回族的母亲、哈萨克族邻居、汉族老师灌输给我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字，不同的习惯。在家里，父母亲念《古兰经》的不同发音，都会演变为没完没了的家庭争端。外婆教我念天水张家川口音回民调子的《古兰经》，父亲一次又一次试图用他标准的阿拉伯语发音和语调来修正，外婆的口音却成为不可更改的模板，被牢牢搁置在我的记忆里。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文化，作为孩子也不知道该听从谁的。常常是大人各执一词，我照着先讲的一个的做，照着后讲的一个的改。不同的语言对我的名字不断地修改，不同时期不同的民族用不同的叫法称呼我的名字，从回族的法图麦，到哈萨克族的芭迪玛，再到汉族的李英兰，一直到维吾尔族的帕提古丽，给穿梭在各种族群间摇摆不定的我打上了一个个不同的结。我的认知过程里，到处是涂改液和橡皮擦的痕迹。那种渴望包容的诉求，在童年时也许只是一个期望，这样的期望被迫搁置，深深陷入迷茫中不容逃脱的我，唯有盲从。到头来我发现，在模糊的比较中本能地接受下来的，都是些天生基因里就有亲切和认同感的东西。
二
我家先出生的三个孩子很幸运地掌握了维吾尔语，自从我和弟弟、妹妹上了汉语学校后，从第四个孩子开始，家庭的语言开始出现分岔。连父亲也不得不操着僵硬的舌头吃力地迎合我们流利的普通话。第四个孩子学了维汉翻译，他是家里唯一一个由父亲亲自护送到大学的孩子，可见父亲对于他的专业是多么的在意。自此以后，后面出生的孩子都使用纯汉语。一个家庭出现了两种语言势均力敌的局面。学维汉翻译的弟弟后来娶了讲白话的广东女子，讲维语的妹妹嫁给了说英语的香港男人，偏偏那个一句维语都不会的小弟弟，娶了地地道道的维吾尔族妻子。这真是一个倒错的世界，语言对于人的争夺猝不及防，你根本无法预料你的舌头，会遭遇哪种语言的争夺并停留其中，看来为了适应这个变幻的多元世界，人必须多长出几根舌头，以备不时之需。
被父亲送进汉语学校的我，对于自己连一封维语的家信都不能写给他，在心底一直抱有缺憾，看得出他对我汉语学得不比汉族差充满了胜利者的自豪，我代他写给生产队的请假条，是我用汉语为他带来的第一份实惠，他在被我家的马咬伤了手指后，休息了半个月而不被扣罚工分，那份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请假条，甚至被他当作我的第一篇汉语“优秀作文”，在邻居面前大肆炫耀。或许，早在那时候他就看到，学习主体民族的语言，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一件融入主体社会的大事情。
多年后，父亲在我的意识当中，从当年走出家乡的一个叛逆者的形象，重新回归到一个有着先觉能力的人。在内心我把这份应得的尊重归还给了父亲。身上若隐若现的纹身，让我渐渐理解了父亲，他早年从维吾尔聚集的南疆来到多民族混居的北疆，或许一路上的经历，已经让他看到，想要走出去融入外面的世界，首先要突破语言的限制和障碍，他自己一生没能够完全实现这一点，他想从我们这些孩子身上，着手改变这种状况。
在离开家乡之前，我就像一只在汉族、维吾尔和哈萨克族各种语言围猎中的兔子，毛皮上印上了各种文化混杂的斑纹。来到了南方后，我也试图在各种方言文化间争夺自己的舌头。也许正是集各种文化于一身，才能够体验到语言文化争夺的极致，这样才好把自己当成一个有价值的社会标本来解剖。我从头溯源，很想把改造了我的那些东西一一检索出来，看看它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东西，竟然有如此奇特的魔力。这个想法对于我很有吸引力，我需要明白，我的被改造是如何日复一日地在发生，我看见了自己身上各种各样的凿孔、裂痕、纹身，撕裂、疼痛、不完整，无所适从、猜疑、纷纷扰扰的心理纠结，然而真实、自然、清晰。这就是我，混血的文化缔造的独特生命。
三
文化对人的争夺，不单单发生在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之间，即使在同一民族和相同地域间相同的文化，也在相互撕扯中争相给对方打上自己所认同的印记。我所在的余姚，身边的姚剧明星中有人就在沪剧、越剧和电视剧对他们的争夺中徘徊，难以取舍。人最终到底会被哪一种文化磁场吸引了去，恐怕取决于这种文化丰富的内质和磁性的强弱。
小时候拆散我满头小辫子的小姨前两年去世了，还健在的大姨、三姨、四姨和众多母亲的亲人，对于我回到新疆生活似乎泯灭了希望，而对于我在老了以后身归故土还是满怀期待。活着的时候，她们和我父亲争抢着用各种方式标记我，当发现已经无法将我从另一种强大的环境中夺过来，最后她们决定争夺和标记我的死亡。在她们来说，这恐怕是对另一种文化抢夺了的迷途羔羊的争夺，我在内心暗自把这个理解为故土对游子的争夺。
争夺是一种本能，也是生存的法则。争夺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历史对真相的争夺，权利对话语的争夺，自然对环境的争夺，时间对生命的争夺，不可知的明天对人的命运的争夺……各类文化环绕在我们周围，就像空气中的微粒，试图消灭争夺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文化争夺不是像从你手里抢一样东西那么简单，它首先从对语言的抢占开始，抢占你的舌头、眼睛、喉咙，深入你的身体，抢占你的味觉、嗅觉，继而抢占你的思维、抢夺你的精神世界，整个过程，被抢占的对象也可能毫无察觉，即使察觉也无以阻止。大多数人在应对一种强势文化冲击的姿态是束手跟从。
丈夫永远坐在电视面前，他的眼睛一部接一部地追随电视剧。他对电视剧矢志不渝，几乎构成了他对生活中有趣的新事物的抵抗。他全盘接受各种“神”到无与伦比的电视剧，他迷恋这种剧目，几乎失却了人原本该有的对虚构底线的判断，他采取一种放任的宽容，任由电视剧以它固有的模式在眼前泛滥和延续。在我看来，这种从不抗拒和彻底的容忍，几乎跟遗弃差不多。我吃惊于他对自己热衷的东西，居然顺应到不再产生一丝碰撞的激情。他已经被喜爱的东西融化和吞噬了，这件事物成功地争夺了他，他彻底变成了所关注的事物的一部分，他们是一体的，不分你我，他对它不再存在差异性的思维，甚至事物不用来捉拿他，他就已俯首听命，干脆变成了这个事物的合谋者，串通这件事物一起绑架了自己，将自己献祭于它，他从在沙发后面露出的脑袋变成了一件电视前的祭品。
与儿子争夺一件喜爱的外套，或者与我争夺一样喜欢的食物，丈夫都是锱铢必较的，他只顾着计较那些看得见的争夺，电视剧争夺了他的眼球和大面积的时间，在这种看不见的精神争夺面前，他心甘情愿慷慨无度地出让自己。一种文化对于一个人来说竟然有那么强大，让他震撼到消失了自我，这真令人惊异。
小时候，我看见父亲用烧红的烙铁给马打上烙印，怕它混杂在马群中被主人辨认不出而丢失。马因为疼痛难忍差点咬断了父亲的食指，父亲举着血淋淋的手指，暴跳着用鞭子抽打那匹可怜的马。父亲的伤口渐渐愈合，可他被咬伤了筋的食指始终蜷曲着，无法伸展。强势的父亲想要标记那匹马，马却反过来标记了他的主人，这个结果是父亲始料未及的。父亲因此一生都咒骂马生性顽劣、不通人性，他钟爱忠实顺从的大黑驴，他把最好的草料都给了驴，马干最重的活，吃最差的饲料，挨父亲的鞭子也比黑驴多。
只要是生命，最初被打上烙印时，都会有焦灼、疼痛和不适的感觉，有的甚至会因为强烈的过敏和排异反应而致命。任何东西在相互碰撞和相互标记的过程中，在对抗、撕扯、断裂、争夺后，变化的结果不一定是非此即彼的。相互侵吞也好，互相融合也好，这个世界上的两样事物总不可能完全割裂，最终各种印痕终会变得界限模糊、难以辨识，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相信碰撞是融合的开始，疼痛则是我们为争夺和标记彼此付出的代价。对于任何一种文化的吸收，或许都是在抗争中去发现、分析、比较后汲取，而不是不假思索地被这种事物彻底淹没。
四
在乌鲁木齐二道桥的街头，我用汉语问一位榨石榴汁的维吾尔族老大娘：“石榴汁多少钱一杯？”大娘用她灰绿色的眼珠在我身上从头到脚滚了一遍，不紧不慢地反问：“你明明是维吾尔族，为什么对我说汉语？”我以为她不会认出我是她的同族。我刚从南方回来，一身的江南打扮，民族特征早已被二十年的南方岁月淡化，我不知道是什么泄露了我的民族身份。那一刻我的吃惊多于尴尬。我没想到的是，这样一个同族的老大娘用诘问的方式，将多年来游离于我的民族身份一下子重新归还给了我。我站在她面前，像是突然站在了一面镜子前，清晰看见了那个被这片土地认可的自己。
江南生活中，根本看不到哪一只手在每天修改着我，涂抹掉我过去生活的印记，并不断给我标刻上新的纹身和标记，看不出是谁悄悄切窃取和偷换了我本拥有的外貌特征和生活习性，连我自己都毫无察觉，我的参照物和模特完全被调换过了。失却了同族的参照和从小滋养我的那种文化环境，连我的语言系统也被环境偷偷置换了。
在江南生活了二十年后，我第一次来到喀什，在父亲的老家，在那个全是维吾尔族人的村子里，站在羊圈的矮墙边，我用汉语跟堂哥的女儿搭讪：“你今年上高几了？”抬眼间猛地瞥见她吃惊不已的眼神和大惑不解的表情，我被自己无意识地使用汉语的唐突吓了一跳。这个与我儿子年龄相仿的女孩，用她那带着责怨和提醒意味的目光，将我不自觉地溜到汉语里的舌头一下子拽过来，让它重新回到维吾尔语中。我愣在那里惊魂未定，赶紧把刚才的问话用母语重复了一遍。
她在与我争夺一种话语，喀什这个强大的语言环境帮了她的忙，她成功了。在这里无法舒展汉语的情形，就跟我在南方蜷缩着无法舒展母语舌头的情形如出一辙。我有点犹豫不定，是该为这个身处维吾尔语环境中不懂汉语的女孩子遗憾，还是该为在纯汉语环境里自己渐渐退化的母语自责。
后来，我一遍又一遍地回味那个羊圈的矮墙边与侄女对话的镜头，其实完全是我一个人在说话，同样的一句问话，我说了两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