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光锐：西方有关德国涉藏历史的研究述评

【摘要】 德国在中国的西藏地区从来没有直接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但是涉藏活动却极为丰富。20世纪90年以来，西方尤其是德国学者研究了德国历史上一些重要的涉藏人物和事件，取得很大成绩，但是还没有真正有关德国涉藏历史的全面系统梳理和研究。德国的涉藏史也是德国人认识和了解西藏的一部观念史。深入系统地研究德国的涉藏历史和西藏观，有助于我们认清当代德国涉藏的历史和文化心理根源，对全面认识近代西方与西藏的关系也有意义。

【关键词】德国；西藏；西藏问题；科学考察；西藏观

历史上，德国(1871年前主要指普鲁士和巴伐利亚两个邦国，“二战”后主要指联邦德国)在中国的西藏地区从来没有直接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在涉藏问题上一直是“次要”国家，但德国人对西藏的兴趣却由来已久，涉藏活动极为丰富。德国历史上的涉藏活动主要体现为两种方式：一是频繁的西藏考察和探险，二是在与英、俄交涉中宣示其西藏政策，明确反对西藏脱离中国。1855年，两名德国传教士进入西藏阿里地区，试图穿过西藏前往蒙古传教，这是德国人首次进入西藏。此后的近百年间(1855－1951)，众多德国人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到西藏地区活动，其人数、规模、成果和影响并不逊于同时期窥探和侵略西藏的主要国家英国。德国历史上的涉藏活动与英、俄等国存在既竞争又合作的复杂关系，同时也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和历程。

长期以来，德国历史上的涉藏活动并没有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关注，真正相关的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西方尤其是德国学者对德国历史上某些重要的涉藏事件和人物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很大的成绩。总体上，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19世纪中后期德国摩拉维亚传教士(Die Herrnhuter Brüdergemeine)在西喜马拉雅地区的活动、纳粹德国的涉藏问题和海因里希・哈勒(Heinrich Harrer)的西藏探险。

一、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德国人在西藏地区活动的研究

早期德国人的西藏知识主要来自传教士，葡萄牙的安德拉德、奥地利的格吕贝尔、法国的古柏察等，他们的游记都很快被译成德文。①德国学者一般通晓英、法、拉丁语等，阅读非德语文献并不困难，所以斯文・赫定(Sven Hedin)1919年的《早期欧洲人的西藏知识》一文所述18世纪以前欧洲人接触和了解西藏的情况以及相关文献，②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反映德语地区对西藏相关知识的了解情况。③

18世纪和19世纪的德国思想家，如赫尔德、康德、黑格尔和叔本华等都对西藏有所论述和提及。法国学者爱普(Urs App)的文章《哲学家们的西藏：康德、黑格尔和叔本华》指出，康德研究西藏的目的是为了研究人类的起源，他把西藏看作生命和人类文化的摇篮，但他和黑格尔一样，对藏传佛教持严厉的批评态度，认为藏传佛教与罗马天主教一样腐化和堕落。叔本华则对藏传佛教推崇备至，认为在藏传佛教中，他所偏爱的美学、悲观主义和理想主义都得到了实现，藏传佛教是“佛教发展的顶峰”。由于受资料限制，他们有关西藏的某些论述并不准确和全面。④从所研究的问题和利用的资料来看，这是一篇开创性的文章，极具启发性。

1855年德国人开始涉足西藏。摩拉维亚传教士是最早到达西藏地区的德国人，60多年(1855－1914)里，有十几位传教士到西喜马拉雅传道布教，构成在西藏地区活动最持久、规模最大的一个德国人群体。其活动因有完整的档案和教派总部的推动，研究较多。早在1896年，莱歇特(Theodor Reichelt)的《摩拉维亚教派的喜马拉雅传教团》就对德国人在西喜马拉雅传教四十年的历史和成果进行了总结。⑤

海德(August Wilhelm Heyde)是喜马拉雅地区传教点的开创者之一，与妻子玛利亚长期在当地传教。他们的儿子杰拉德依据父母的日记，于1921年出版了《西藏人中五十年：威廉和玛利亚海德传记》。⑥施尔(Ruth Schiel)的《在西藏的婚礼》详细记述了海德、帕格尔(Eduard Pagell)、耶什克(Heinrich August JK4XA35.JPGschke)早期的传教生活，重点记述了三位德国女教伴来到西喜马拉雅与他们结婚并扎根当地的历史。⑦这虽是两本传记，但资料来自传教士的日记、信件和报告等，细节描述详实可靠，极具史料价值。

出于传教需要，一些德国传教士对喜马拉雅地区尤其是西藏的语言、文化、宗教和社会进行了深入观察和研究，初步奠定了德国藏学的基础。其中耶什克和弗兰克(August Heinrich Francke)贡献最大。拜希勒尔(Theodor Bechler)1930年的文章《摩拉维亚传教士在西喜马拉雅地区的文化工作》和《耶什克：摩拉维亚教派在西喜马拉雅的西藏人中的天才语言学家》较早地总结了德国传教士的西藏研究。⑧耶什克与埃米尔(Emil Schlagintweit)被公认为是德国藏学的创立者。迈耶尔(Gudrun Meier)的《耶什克及其学术影响》对耶什克的生平和他在西藏语言研究方面的贡献做了评价。⑨弗兰克于1907被柏林大学聘为教授，建立了德国大学中最早的藏学专业。哈恩(Michal Hahn)的《弗兰克及其对藏学的贡献》和布雷(John Bray)的《弗兰克从拉达克的来信1896－1906：一位传教士学者的诞生》是研究弗兰克及其藏学研究的两篇代表性文章。⑩

尼帕(Annegret Nippa)的《人类学和摩拉维亚教派》，对德国传教士在喜马拉雅的人类学研究进行了介绍。(11)伊克－施瓦尔伯(Lydia Icke－Schwalbe)的《对海伦胡特所藏拉达克地区物品的历史和文化评价》提到，1878年教派总部专门建了一所人类学博物馆，收藏传教士在世界各地收集的物品，其中有138件来自西喜马拉雅地区，包括宗教物品、日常器具、乐器、饰品和绘画，大部分由海德所收集。慕尼黑人类学国家博物馆也收藏着弗兰克1000多件在西藏和新疆地区收集的物品。(12)

藏语《圣经》的翻译和印发是重要的传教活动。德国传教士把《圣经》和大量的基督教文本译成了藏语。布雷的《摩拉维亚教派的藏语〈圣经〉翻译》对此做了详细研究。(13)

传教士们的“西藏印象”是重要的研究视角。纳格尔(Nagel)与克拉赫特(Kracht)的《关于喇嘛教：二十世纪之交摩拉维亚传教士与藏传佛教在拉达克和拉合尔地区的相遇》，研究了传教十对藏传佛教的描述、解释、批评和误解，很有启发性。文章指出，传教士出于对藏传佛教的天然敌视而对西藏及其文化大加批评。在他们的作品和报告中，西藏人主要呈现一幅风俗怪异、愚昧无知、简单轻信的形象。他们认为藏传佛教的僧侣制度与德国新教所厌恶的罗马天主教极端相似。(14)他们是19世纪中后期德国人的西藏信息的重要提供者，所描述的西藏形象对德国人的西藏认知产生了重大影响。

1854－1856年，在著名地理学家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和普鲁士国王支持下，施拉君特怀特(Schlagintweit)三兄弟进行了德国历史上第一次喜马拉雅考察，取得了丰硕成果。缪勒的《通向世界屋脊之路》从多角度对这次考察进行了研究，其中科尔纳(Hans KK4XA36.JPGrner)的《施拉君特怀特兄弟――赫尔曼、阿道夫、罗伯特和埃米尔――的家世、在印度和亚洲高原的考察、作品、收藏、遗产和著作目录》是最为详尽和权威的文章。(15)他们留有大量关于喜马拉雅和西藏的日记、手稿、草图、测量记录、照片和手绘图，主要保存于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共达43卷，是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16)现在出版和公布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17)

菲尔希讷(Wilhelm Filchner)是20世纪初德国西藏探险的“真正领袖”。(18)他三次到西藏探险，曾成功渗透到离拉萨不远的那曲，是最早进入西藏中心的德国人。(19)他有大量的游记和著作，获得过第三帝国最高荣誉“国家艺术和科学奖”。1962年德国学者吕勒(Erhard Rühle)出版了《在沉寂的中心：威廉・菲尔希讷的生平》，这是迄今有关他的唯一作品。菲尔希讷晚年将大部分手稿和日记交给了吕勒，因而此书资料真实可靠。吕勒认为，菲尔希讷的最大贡献是他对西藏及中亚的地磁学考察和研究。(20)菲尔希纳把一生都奉献给了西藏考察和研究，其严肃敬业的科学精神让人敬佩，但是对这位杰出的西藏考察者及其学术贡献的研究还极为缺乏。

二、有关纳粹时期德国涉藏活动的研究

目前西方研究最深入的是纳粹的涉藏活动。纳粹时期德国人在西藏的活动达到了高峰，他们不仅活动在西藏周边地区，还进入了梦寐以求的拉萨。纳粹领导层中的一些人物对西藏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大力推动了西藏考察、探险、登山和研究活动。二战爆发后，德国甚至将西藏纳入其战争计划并制定了西藏武装考察计划。这一时期德国的涉藏活动因强烈的纳粹和神秘主义色彩而备受关注。

德国学者卡特尔1974年的《党卫军祖先遗产研究和理论学会1935－1945》，最早研究了纳粹的涉藏活动。党卫军(SS)首领希姆莱于1935年建立的德意志祖先遗产和理论学会(Das Ahnenerbe)是纳粹重要的科学协会，隶属于党卫军，目的是“通过自然和社会科学研究，论证新日耳曼的精神和信仰，使它在世界观上更具合法性”。(21)此书披露，协会也网罗了一批西藏研究者，重点进行西藏自然和文化，尤其是人种学研究，代表人物是舍费尔(Enst SchK4XA35.JPGfer)和贝格尔(Bruno Beger)。在希姆莱和协会推动下，1943年建立了专门研究中亚和西藏的斯文・赫定研究所(Sven-Hedin Institut)，德国藏学也因此有了很大发展。(22)

格雷弗(Reinhard Greve)的《德意志祖先遗产研究和理论学会的西藏研究》一文，利用德国联邦档案馆的档案全面考察了纳粹的涉藏活动，重点分析希姆莱的“德意志祖先遗产研究和理论学会”的西藏研究。此文披露了之前大量不为人知的内容，例如纳粹二号人物希姆莱的西藏兴趣，热振活佛写给希特勒的信，纳粹与西藏之间神秘关系的各种传闻，二战期间德国对西藏这一“政治上的真空地带”的野心等。文章认为，在纳粹研究体制下，德国的西藏研究者虽然兴趣和理念不同，但都在某种程度上主动为纳粹的“世界观”和战争服务，这一时期德国的西藏研究打上了深刻的纳粹意识形态烙印。(23)这是研究纳粹涉藏活动的经典文献，引发了众多学者的兴趣。他的另一篇重要文章《纳粹的西藏形象》，在研究纳粹涉藏历史的基础上，分析了纳粹眼中的西藏。他认为，西藏在纳粹眼中主要有三种形象：作为“神秘王国”和“世界智慧中心”的异国风情形象，藏人具有某些雅利安人种特征的种族形象，作为人类的摇篮与人类和远古动植物的保存地的科学形象。他还指出，西藏在纳粹眼中也有政治上的意义：西藏人应该是第三帝国的“联盟种族”，将在由德国和日本主导下的“泛蒙古国家联盟”中扮演重要的角色。(24)

德国学者米劳(Peter Mierau)的《国家社会主义的考察政策：德国的亚洲考察1933－1945》是迄今最专业和最权威的研究纳粹时期德国涉藏活动的专著，共五百五十多页，称得上皇皇巨著。此书原是作者在慕尼黑大学的博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