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楚克：民族研究仍未摆脱“苏联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现状脱离实际的情况严重，特别是民族理论研究需要认真反思。民族基本理论研究难觅创新成果，几乎没有新近的有份量的个人专著。相比较，大量的民族地区调研成果，是为各级政府提供对策性智力和信息支持。民族理论研究和民族地区对策性调研相互分离，造成民族理论研究与民族实践活动脱节的现象。

民族地区和相关教学科研单位往往以“长官”意志为先，缺少独立的科学研究人格。与此同时，一些年青学者干脆另辟蹊径，用西方人类学、民族学话语方式来阐述自己的观点，至于是否适合中国民族问题的特殊性，就是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出现了一种“小圈子”式的所谓学术沙龙。

长期以来，中国民族理论研究领域形成理论权威和领导权威合二为一的特点，阻隔了创新突破的勇气和路径，加上民族理论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敏感性，实现其理论创新和突破就更加困难。

近些年来，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培养扶持民族理论和问题研究的人才和机构，政府对民族地区发展的支持也前所未有，但民族问题和矛盾似乎越来越复杂尖锐。有人用“发展就必然会有冲突和矛盾”来掩盖思维的贫乏。事实上，民族理论研究的严重滞后和脱离实际才是主要原因。

探究中国民族理论研究存在理论脱离实际问题的原因时，有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也有其自身的特殊原因。首先，理论起源上存在照搬苏联民族理论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在中国社会科学理论界带有普遍性，改革开放以来，很多社会科学领域开始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而且大多矫枉过正，唯独民族理论依然囿于“苏联模式”。中国民族理论研究陷入“政治禁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在民族理论研究范畴里，这是一个必须从正面阐述和巩固的基本原则问题。于是，在民族理论研究的范围里就存在一个不可逾越的“底线”――不允许研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不是还有改进的地方。宪法和党章都可以修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也在不断改进，为什么就不能推进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改革和研究呢？

民族的分类和差别在民族领域存在广泛的争名夺利，哪个民族占据哪个领导岗位，成为解决问题的潜规则。这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内在联系，但没有人去揭示这个问题及长期危害性。当某地区的领导、某民族的学者在进行和设立民族理论研究问题时，在进行民族地区政策研究和调研时，他们一样受这种民族利益分配和民族身份认同的影响。

总之，理论脱离实际和干部脱离群众是一个问题的两种表现，核心是等级意识和权利占有。民族理论研究脱离民族实际，就是某个民族的利益至上，把民族干部的利益置于民族群众实际利益之上。所以，全面贯彻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反思问题实质，或许会真正触动灵魂。（作者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